文心雕龙义证

　　　　　　《宋书乐志一》：「魏雅乐四曲：……《驺虞》、《
伐檀》、《文王》并左延年改其声。……晋武泰始五年，张华表曰：按魏《上寿》《食举》诗，及汉代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留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札记》：「据此，是古乐府韵逗有定，故采诗入乐府者，不得不增损其文，以求合古矣。」

　　　　　　范注：「陈思语无考。」「闲」，熟习。

观高祖之咏「大风」〔一〕；孝武之叹「来迟」〔二〕；歌童被声，莫敢不协〔三〕。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四〕，并无诏伶人〔五〕，故事谢丝管〔六〕，俗称乖调，盖未思也〔七〕。

〔一〕　「观」，唐写本作「睹」。梅注：「《史记》：十二年十月，高祖还归，过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令儿皆和习之。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按此见《
高祖本纪》。

〔二〕　梅注：「《汉书外戚传》曰：李夫人早卒，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帝居帷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歌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三〕　「被声」，配合声律。《汉书礼乐志》：「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

　　　　　　《注订》：「此言先有歌辞，后被管弦，承诏令而为，故不敢不协也。辞出成声，未必即合曲调，必乐师按拍，有衬字合声之举而后可协。」

〔四〕　唐写本「咸」作「亟」。

　　　　　　《札记》：「案子建诗用入乐府者，惟《置酒》（《大曲野田黄雀行》）、《明月》（《楚调怨诗》）及《鼙舞歌》五篇而已，其余皆无诏伶人。士衡乐府数十篇，悉不被管弦之作也。今案《文选》所载，自陈思王《美女篇》以下至《名都篇》，陆士衡乐府十七首，谢灵运一首，鲍明远八首，（谢玄晖《鼓吹曲》，乐府所用。）缪熙伯以下三家挽诗，皆非乐府所奏。将以乐音有定，以诗入乐，须有增损，伶人畏难，故虽有佳篇，而事谢丝管欤？至于当时乐府所歌，又皆体近讴谣，音邻郑卫，故昭明屏不入录乎？」

〔五〕　纪评：「唐人用乐府古题及自立新题者，皆所谓无诏伶人。」《注订》：「舍人指虽有佳篇，并无诏伶人者，以其未曾下诏伶人使作谱合弦，备廊庙歌咏之也。据上文『歌童被声，莫敢不协』益明，是惜子建、士衡之佳作被弃，并未经采入乐府而言也。」

〔六〕　范注：「《古今乐录》曰：『《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阼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是则诗辞非必不可入乐，惟视乐人能否使就谐合耳。」「谢」，辞，不用。

　　　　　　清冯班《钝吟杂录》碧沧轩本卷三《正俗》：「又乐府须伶人知音增损，然后合调。陈王、士衡，多有佳篇，刘彦和以为『
无诏伶人，事谢丝管』，则于时乐府，已有不歌者矣。」

　　　　　　又《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清诗话》本）：「古诗皆乐也。文士为之辞曰诗，乐工协之于锺吕为乐。自后世文士，或不闲乐，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于乐者。故诗与乐画境。文士所造乐府，如陈思王、陆士衡，于时谓之乖调。刘彦和以为『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则是文人乐府亦有不谐锺吕，直为诗者矣。」

〔七〕　范注：「《诗大序》正义曰：『初作乐者，准诗而为声；声既成形，须依声而作诗。故后之作诗者，皆主应于乐文也。』此即乖调俗说，不如彦和之洞达矣。」郭晋稀注：「今案娴于声者，则不必『依声而作诗』，亦未必『乖调』。如刘彦和之论子建与士衡是也。懵于乐者，则必依腔制曲，如正义所云是也。」

　　　　　　《注订》：「此二句言世俗不明，认佳篇见弃，而无诏伶人者，皆属乖调之作，是误解也。故云『未思』，盖辨明之耳。范注引《诗》正义云云，谓不如彦和之洞达，此非也。盖乐府歌曲之作，有先成辞而后制谱入调者，有因循旧曲，而后制新辞者，故正义有『后之作诗者，皆主应于乐文也』之言，此与彦和之论无涉。」

　　　　　　曹学佺批：「降及唐宋，绝句诗余，凡被之管弦者，莫不皆然。」

　　　　　　黄叔琳评：「唐人用乐府古题及自立新题者，皆所谓无诏伶人也。」纪评：「唐伶人所歌，皆当时之诗也，此评未确。」

　　　　　　刘申叔曰：「盖歌行或不入乐，自魏晋始。」

　　　　　　《文心杂记》：「案陈思称延年闲于增损，则陈亦知音者。至其所作，特未诏伶人，非乖调也。此节盖为陈思吐气，非所谓事谢丝管，聊附录也。」

　　　　　　《校释》：「至舍人所谓『子建士衡，……盖未思也』者，其论旨偏重辞义，故不以乖调之说为然。时人之论，虽未详所出，窥其用意，盖主于声。曹陆之作，既不协律，而亦名乐府，以其乖于乐调，故称乖调耳。言各有当，说得两存，未可因此废彼也。」

　　　　　　《斟诠》：「诗不论自立新题或袭用乐府古题，苟不依声应乐者，俗皆谓之乖调。而舍人之论旨偏重辞义，故不以乖调之说为然。」

至于轩岐鼓吹〔一〕，汉世铙挽〔二〕，虽戎丧殊事，而并总入乐府〔三〕，缪袭所制〔四〕，亦有可算焉〔五〕。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六〕；故略具乐篇〔七〕，以标区界〔八〕。

〔一〕　《校证》：「『轩岐』原作『斩伎』。俞云：『斩疑作轩。』徐云：『斩一作轩。』梅六次本、张松孙本、崇文本改作『轩』。『伎』，梅六次本、张松孙本作『代』。黄注云：『疑作岐。』……唐写本、王惟俭本正作『轩岐』，今据改。」按唐写本作「轩歧」。

　　　　　　《校注》：「按作『轩岐』是。《东观汉记乐志》：『黄门鼓吹，……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此字原脱，今补）劝士也。』」

　　　　　　崔豹《古今注》：「《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扬德风，劝战士也。……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耳。」

　　　　　　范注：「《宋书乐志》：『《鼓吹》盖《短箫铙歌》，蔡邕曰：军乐也，黄帝岐伯所出，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

　　　　　　「轩」，即轩辕，为黄帝名号。「岐伯」传为黄帝时主管医药之臣。

　　　　　　《斟诠》：「《乐府诗集》引刘瓛《定军礼》云：『《
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

〔二〕　黄注：「《宋书乐志》：汉《鼓吹铙歌》十八曲。谯周《
法训》：《挽歌》者，高帝召田横，至尸乡自杀。从者不敢哭，为此歌以寄哀音焉。《古今注》：《薤露》、《蒿里》，并丧歌也。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呼为《挽歌》。」

　　　　　　《札记》：「《铙歌》即《鼓吹》，《挽歌》即《相和辞》之《蒿里》。戎丧殊事，谓《铙歌》用之兵戎，《挽歌》以给丧事也。」

　　　　　　范注：「《晋书礼志中》挚虞《挽歌议》曰：『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虽音曲摧怆，非经典所制，不宜以歌为名。案《挽歌》因唱和而为摧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诗》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为名，亦无所嫌，宜定新礼如旧。』」

　　　　　　《后汉书礼仪志下》：「太皇太后，皇太后崩。」注：「丁孚《汉仪》曰：『柩将发于殿，……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着素，参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车。』」

〔三〕　范注：「唐写本无『并』字，是。」

〔四〕　黄注：「《文章志》：缪袭，字熙伯，作魏《鼓吹曲》及《
挽歌》。」《校证》：「『制』原作『致』，纪云：『当作制。』案纪说是。」

　　　　　　范校：「铃木云：炖本『袭』作『朱』，『致』作『改』。」范注：「作『朱』恐误。」铃木虎雄《校勘记》「《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歌也。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雕龙》所谓缪朱，盖指缪袭朱生而言乎？」《札记》：「按缪袭作魏《鼓吹曲》十二首，又《挽歌》一首。」

　　　　　　按《晋书乐志下》：「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朱鹭》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为《战荥阳》，言曹公也。改《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擒吕布也。改《上之回》为《克官渡》，言曹公与袁绍战，破之于官渡也。改《雍离》为《旧邦》，言曹公胜袁绍于官渡，还谯，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战城南》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邺，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改《上陵》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将进酒》为《平关中》，言曹公征马超定关中也。改《有所思》为《应帝期》，言文帝以圣德受命，应运期也。改《芳树》为《邕熙》，言魏氏临其国，君臣邕穆，庶绩咸熙也。改《上邪》为《太和》，言明帝继体承统，太和改元，德泽流布也。其余并同旧名。」据此，从唐写本作「改」为是。

〔五〕　「可算」，可以算数。

〔六〕　《札记》：「此据《艺文志》为言，然《七略》既以诗赋与六艺分略，故以歌诗与《诗》异类。如令二略不分，则歌诗之附《诗》，当如《战国策》《太史公书》之附入《春秋》家矣。此乃为部类所拘，非子政果欲别歌于《诗》也。」

　　　　　　范注：「案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诗与歌本不可分，故《三百篇》皆歌诗也。自汉代有《在邹》《讽谏》等不歌之诗，诗、歌遂画然两途。凡后世可歌之辞，不论其形式如何变化，不得不谓为《三百篇》之嫡属，而摹拟形貌之作，既与声貌离绝，仅存空名，徒供目赏，久之亦遂陈熟可厌。《别录》诗、歌有别，《班志》独录歌诗，具有精义，似非止为部居所拘也。」

　　　　　　《注订》：「《汉书艺文志》：『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品文即指校群书而言。」

　　　　　　「品」在这里有研究、整理的意思。在刘向、刘歆的《
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诗》」属《六艺略》，「
歌」属《诗赋略》。

　　　　　　《札记》本篇说明：「刘向校书，以诗赋与六艺异略，故其歌诗亦不得不与六艺之《诗》异类。然观《艺文志》所载，有乐府所采歌谣，有郊庙所用乐章，有帝者自撰歌诗，有材人名倡所作歌诗，有杂歌诗，此则凡诗皆以入录，以其可歌，故曰歌诗。刘彦和谓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殆未详考也。」

　　　　　　《汉书艺文志》：「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班固据《七略》编成《艺文志》，保存在《汉书》内。其中《诗》六家四百六十一卷为一类，又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为一类，故云「诗与歌别」。

〔七〕　《校证》：「唐写本『具』作『序』，凌本作『叙』。」

〔八〕　唐写本「界」下有「也」字。

　　　　　　清汪师韩《诗学纂闻乐府》：「尝考《三百篇》之声歌，亡于东汉，而绝于晋；汉魏之乐府，亡于东晋，变于唐宋之长短句，而乱于金元之南北曲。前此，《文心雕龙》虽分诗与乐府为二，（原注：「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然其论元成以后之乐章，『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又论子建士衡之篇『俗称乖调』。奈何后之拟乐府者，妄用填词之法以求合？……窃谓今人于诗，不妨以古乐府之题写我胸臆（原注：「刘彦和曰：乐心在诗。」）而不必竞竞句字间也。」

　　　　　　以上为第三段，论述音乐和诗歌的关系。

赞曰：八音摛文〔一〕，树辞为体〔二〕。讴吟垧野，金石云陛〔三〕。《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四〕。岂惟观乐，于焉识礼〔五〕。

〔一〕　《校注》：「按《周礼春官大师》：『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征，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郑玄注：『文之者，以调五声，使之相次，如锦绣之为文章。』此句『文』字谊与彼同。」按郑玄注又云：「金，钟镈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也；丝，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