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升沉录

　　闹了几个月，抢劫一空，得钱挥霍。因有端王袒护，更无所不为。凡遇被火烧毁洋人楼房，并不准人往救。若有人前往救火的，就道他是交通详人，也一并祸及。直至劫无可劫时，竟与甘军联合，遂同往攻使馆。因为各洋人教士欲逃祸时，都走到使馆躲避，那团党乘机迁怒使馆。
　　怎奈使馆中人抵御甚力，团党、甘军，围攻不克。团党一发愤怒，见着使馆中人便杀。计先后杀了日本使署书记员杉山，又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各国听得，好不愤怒。因两国见仗且不能杀害公使，今团党如此，总署还置之不理，直不得不怒。
　　不知总署不是不理，不过畏忌端王，无可如何。更有些京官，要讨端王欢喜，也一同赞颂团党，更有些随同团党学习拳棒，使团党越加凶恶。各国如何忍得，就起了联军，先是攻破大沽口，并进攻天津，欲向北京长驱大进。故端王就于此时假命发谕，着各督府备战。时各督抚得谕，都踌躇不决。
　　单是袁世凯接了道电谕之后，更为疑惑。因团党正是破坏公法的人，本该早些向各国说句好话，还易了结，受害仍是浅些。今反欲与各国宣战，实不是办事的。且己国自中东败后，焉能与各国相抗，将来岂不是祸上加祸？因此又复电询荣禄，问个底细，并详陈一切利害。
　　嗣得荣禄见过太后，已知前谕不是朝廷发出，荣禄即照复袁世凯。袁世凯听得，心中大愤，默念：“此事关系安危，怕别省督抚亦如直隶、山西一般，必坐取瓜分之祸。断不宜置之不理。”遂分电各省督抚，力言各国不易抵御，外人不宜残杀，并把日前的谕旨，不是朝廷主意，只出于端王之手，据实分告一遍。电中又请各省联合，筹一个保全的办法。
　　自袁世凯发了此电之后，先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为赞成，次及湖广总督张之洞，亦以此策为是。因各省都得有消息，知道那时的谕旨，多半是端王的伪命，便由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依着袁世凯之议，往复与东南各省的督抚电商妥协。因当团党发作正在夏天时候，便订明自五月初一日以后的谕旨，一概不遵，各省都为允肯。
　　论起专制国的朝谕，谁敢违抗？一来因当时是个变局，端王无理，人所尽知；二来又自量不是各国敌手，除了端王、刚毅两人的妄想，都不愿轻易言战；三来当日刘坤一、张之洞，已算是疆臣中有点声望的，由他发起，自然乐从。于是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江西及闽浙两粤，各疆臣都电复允从。这叫做东南督抚同盟。一面与就近各领事订约，声明东南各省，照公法尽力保护洋人，各国亦不得攻击东南各省。在各疆臣固乐得如此，且以当时团党猖撅，残杀无理，各领事亦愿如此办法，因此便成了这盟约。
　　端王听得，也十分愤怒，但各督抚已联为一气，究不能奈得一个袁世凯什么何。惟有竭力鼓舞团党，好望杀退外人，自己就可以登其大宝，自无人敢来干预。因此更假托谕旨，颁发巨金，赏给团党。那些团党，见端王、刚毅为人，可以欺弄，一发残杀抢掠，反到端王府里报捷。端王不惟不责，反为嘉奖，弄得团党无法无天，更称什么大师兄呢，大仙姑呢，二郎神呢，也道是玉皇大帝命他下凡，扶清灭洋。更道服了灵符，焚了黄表，就刀剑不能伤，枪炮不能损。一派胡言，弄得端王颠颠倒倒，信以为真，便令内外各官员都要奖励团党。
　　因当时正是端王当国，凡在仕途中，那一个不讨端王脸面，以求早日升官？果然顺端王者或赏或升，逆端王者或杀或革。
　　凡是有一点官瘤的人，千辛万苦才得了一官半职，如何不畏端王的威势？故大半都是顺着端王，京内如在亲王载勋，镇国公载澜，大学土刚毅、徐桐，尚书赵舒翘、启秀，侍郎英年、徐承惺，府尹王培佑、何乃瀛；京外文武各官，如提督董福祥、总督裕禄、巡抚毓贤。后来更有一个李秉衡，自从由山东巡抚转任川督，因教案革职后，任为巡阅长江大臣。他恨外人甚深的，趁着端王排斥，故亦自讨奋勇，人京督兵。其余大小官员，附从端王、刚毅的，也不能胜数。余外纵不肯附从端王，惟是虽明知团党不是，亦不敢言他恶处；若是不然，那团党就或抢或杀，反道他是交通洋人的，端王总不根究，只是抢杀一次，奖励一次而已。
　　那时，端王、刚毅只道羽翼既多，指日可以取得大位，又以为团党真个是由天下凡，来扶清灭洋的，也信团党有飞天遁地的法术，指日又可以杀退洋兵，因此更为得意。不想团党用那些邪术，只能欺得小儿，实在没半点实际。那洋兵究竟是船坚炮利，所以先攻破了大沽口。提督罗荣光阵亡后，又攻破天津，及登岸以后，所向难御。虽有聂仕成一军，可能一战，但寡不敌众，况疲战之际，实难支撑得几时；且团党因毁拆铁路时，被聂军攻击，故团党亦恨聂仕成如眼中钉刺。是以聂仕成当与洋兵开仗时，反被团党在后路攻击，遂至腹背受敌，竟至被伤殒命而去。
　　自聂仕成亡后，更无一人是洋兵对手。那董福祥虽口出大言，但在京中围攻使馆四十多天，连一间使馆也不能攻进去，可知不是个战将。至于李秉衡，亦只是个纸上谈兵的，实没一些韬略，因屡战屡败，已经自尽；若是直督裕禄，早先已殁去了。那团党固不能敌得洋人，只会杀本国的官吏而已。所以洋人联合八国大军，势如破竹，沿天津而进。自聂仕成殁后，既无敌手，直攻破了北京。
　　那时北京政界中人，凡从前趋附端王的，或逃或杀，也不消说。惟这场大祸，累及朝廷，洋兵既已人城，料必至玉石俱焚。况各国中，如德国愤恨钦差被杀，如日本愤恨书记被戕，总不免杀人雪恨；更怕连太后与皇帝，都不能了事。因外人虽知这场祸是端王、刚毅惹来，惟那里分得许多，眼见是朝廷袒团排外，杀戮洋人，如何恕得。因此太后也虑不能幸免，便与当时皇帝商量，离了北京，直望西方而遁。又以直隶与京城，也是紧要地方，只命些亲信大臣留守京城，又复命荣禄再任直隶总督，随后也除了讲和一策，更无办法了。
　　果然太后与皇帝出奔之后，各国即统军入到北京。太后奔到西省，只得令爵相李鸿章与各国议和，卒要赔了几百兆，又将纵团排外为首的大臣，尽法惩办了，方肯订立和约。遂把端王废为庶人，庄王及刚毅、赵舒翘，勒令自尽，澜公亦革职谪贬。除徐桐已故之外，如启秀、王培佑、何乃瀛及徐承惺与巡抚毓贤，也一概治罪。这都是后话不提。
　　且说和议既定，次年太后及皇帝方始回銮。既将祸首大臣治罪，自然将有功之人奖叙。想以当时各省督抚，全凭得东南互保，故得免外人分攻各省，论功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就各赏了一个宫保衔；又想袁世凯一任山东巡抚，即力行主剿团党，又力陈团党不足恃，且首倡致电各省，不遵伪命，若当时政府里头听袁世凯之言，断不致有今日之祸，便将袁世凯从优奖叙。
　　自此朝廷也信任袁世凯，亦无人敢为袁世凯阻力，自不消说。恰可荣禄复任直隶总督，自从端、刚被罪，或革或杀之后，那李鸿章亦于和议后身故，只有荣禄一人，掌执大权。他一来是个贵戚，二来又是个相臣，所有从前端、刚大权，都落在他手上。他一发信任袁世凯。那直隶与山东，又是毗连之省，有事自然互相酌议，无不惟袁世凯之言是听。袁世凯又最能利用权贵，因亦深得荣禄之心。故更令袁世凯在山东改练新军。自是袁世凯声望日隆，虽是一个巡抚，权势在各疆臣之上。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及到了荣禄没时，遗折竟荐袁世凯一人，可继任北洋总督。那时朝廷早看重了袁世凯，又得荣禄保荐，就升授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任了北洋之后，又有一番事业。正是：方为抚院巡东省，又补兼圻镇北洋。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离东岛返国谒疆臣
　　入北洋督衙擒刺客
　　话说袁世凯既得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正值与各国议和之后。各国鉴于团党之乱，仍驻军京津，防有再变。又将团党起事地方，罚停科举数年，各大臣亦无可如何。因京城既破，侥幸贻款赎回，如何敢与各国相抗？故差不多京中政局，也操诸外人之手。惟各国自此亦方针一变，因从前每多提倡要瓜分中国，到那时反说“保全中国”四个字，便各出外交手段，讨好北京政府，望与北京政府亲厚，好为索取权利起见。
　　就中单表俄罗斯一国，更为周到，没一点不向北京政府周旋。是以那时京中大员倒道俄国可靠，也有发再续联俄之说的。
　　因爵相李鸿章在时，亦曾与俄罗斯订立密约，道是清俄联盟，俄人遂乘机把势力布满东三省。本来这时看见俄人举动，自应有悔心，惟俄人把一片言说，称从前在满洲布设势力，只是不得已，为对付那一国起见，并无他意。又说这会欲助中国自强，又说要扶中国什么维新，种种甘言弄得北京政府里头神魂颠倒，大半是信俄罗斯真正可靠的。所以自京内至各省，都赞成联俄之说居多，更有些提议派大员使俄订立盟约。时俄使在京，更天天在总理衙门陈说清俄联盟之利，催促北京政府速派订议盟约专使。自京中传出消息，驻京各使没一个不知道此事，也有电告本国政府的，也有运动清俄联盟解散的，闹成一片。因各国正思索取中国权利，恐一旦被俄罗斯全数先得了便宜，自然不大满意，故各国当时十分注意此事。
　　及此点消息传到北京，就引出一个拒俄的义勇队出来。究竟什么唤做义勇队呢？因当时游学之风渐盛，都知道从前在中国所读的书无济于用，也转向外国求专门的实学。是以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已有万来人，个个倒知得列强大势，像俄国是靠不住的，都不主张联俄之议；又因当时俄人把势力布满于满洲，大有踞地要求之势。所以北京政府里头，才发这个联俄思想，实是巴结俄人，求他体谅的意思。故留东学生无不愤怒，就给这个团体，唤做义勇队，要来拒俄的。
　　不想自义勇队成立之后，竟触了清国官场所忌。因官场里头既有多数是赞成联俄，所以连清国驻日本的公使，也以拒俄义勇队为大大不然，又没有法子解散他，就发了个离奇思想：分头打电与北京及南北洋，道那些义勇队只以拒俄为名，实则革命为实，这等语。那时北京及南北洋的官场，接得驻日公使的电报，倒惊慌起来，因驻日公使电文中，更说那些义勇队，不久派人回国运动起事，借拒俄之名，好购运军火。故北京政府一发慌张，即电致南北洋各督抚，认真防察。惟东京学生凡入义勇队的，也源源不绝，任国内官场说他什么革命不革命，也总置之不理，惟赶紧办事，好组织完备，一面发电入京，主张拒俄。
　　看来这个义勇队，若问有什么效果倒也难说，只当时这民气实在可嘉。那日听得驻日公使电致国内政府，有名为拒俄，实图革命之语，并闻国内政府，已有电致南北洋防察。听了这点消息，就立时开个大会，要对付此事。大半也主张公举代表，入北洋谒见袁世凯，好表明义勇队的宗旨，兼陈联俄的利害；就会中投票公举，以得多数者即为代表。计当时得票多数的，第一是刘铁升，其次就是汤荣健，都是江浙人。因他两人，在留东学生会内是有点名望的，且又是发起组织义勇队的一分子，所以就举他两人。
　　那时刘、汤二人见是投票举了自己，也慨然不辞。以当时驻日中国公使有电在前，说义勇队是革命党，已有消息，由政府知会南北洋各督抚防察，又不知袁世凯为人，平日宗旨怎样，故此行是祸是福，仍不自知。那队中人数约有二千名，没一个不替刘、汤二人忧虑。惟刘、汤二人，一来已被举，不宜推辞以示畏怯，并灰冷各人之心，二来纵是危险，其极至于一死，究竟为国死的，也留个芳名。因此便寄死生于度外，就择日启程。
　　到出发那一天，义勇队中人又开个大会齐集，为刘、汤二人饯送，更有许多吟咏诗歌，以壮行色，也不能细表。刘、汤二人更登坛演说，道是自己此行，生死不计，总求与会诸君宗旨坚定，始终如一，勿畏谣言，自堕锐气。演说时，那一种慷慨激昂之态，座中鼓掌，声如雷动，无不感激。待刘、汤二人演说后下坛时，都一齐送至河干，揭帽举手作别，然后回去。
　　有旁人看着的，都道此学生很有点志气，亦为叹服。
　　单说刘、汤二人，乘轮直望天津而来，一路水程，无话可表。那日到了天津，二人先投旅馆住下，默念：“此次驻日清使既有电在前，说自己是革命党，论起袁世凯的地位，正象俗语说官官相卫，他只有袒护驻日公使，断没有帮助自己的道理。
　　但此行尽要见他，且要速见。若在天津逗留过久，必被他思疑，反疑自己不知运动何事了。”二人相商，意见亦同，故甫把行李卸下，即怀了名刺，直往督署而来。
　　时袁世凯亦得有侦探报告，说称刘、汤二人已出发来津，暗忖：“他两人正被人告他是革命党，今忽然敢来相见，纵未知他两人的学问何如，但他两人的胆识，已是可敬。”正要待他来见时，看有何议论，不想中国官场陋习，凡要谒见大员的，都要向门上递送封包，方为引进。那刘、汤二人如何肯行这贿赂之事？亦不懂得这个规例，故往见时竟被门上所阻，不替他传进。
　　他两人回来，即悟出这个原故，立即挥了一函，由邮政局递到直督衙里。函内大意，先诉说自己两人求见不得，更力说“自己万里归来，只为着国家安危大事，大人本该效吐哺握发之风，急于接见，何以堂堂兼析大吏，竞不除去门阍婪索的积弊，实非意料所及”这等语。又道：“日前驻日公使，报称我们是党人。若大人信这等言语，愿就鼎镬之烹，不宜以不见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