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缦堂读书记

　　六月十二日
　　阅《后汉书》。《灵帝纪》，光和二年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并下狱死。并字下当增有罪二字。
　　《献帝纪》，建安五年，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下，当增曹操杀董贵人一句。十九年曹操杀皇后伏氏，杀字当作弑。改皇后传为纪，创于范《书》，明帝后匹也。臣子害母后，何得云杀？（中平六年董卓杀皇太后何氏，杀亦当作弑。）
　　灵帝崩时，皇子辩即位，皇后临朝，而未腧年改元，谥之曰灵。其时何进为大将军，袁隗为太傅，刘虞为太尉，在幽州，丁宫为司徒，刘宏为司空，不知何人竟能据正直言，加君父以恶谥？三代而下，惟此事最存古道。其陵号曰文陵者，盖以灵帝好文学，尝自撰《皇羲编》五十篇；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又置鸿都门学生；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按今后汉书各本灵帝纪尚书上皆脱古文二字。）《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故昭其政治之阙于谥法，而存其好文之美于陵号，谥与陵美恶不想应，尤千古仅事。蔚宗论曰：灵帝之为灵也优哉，从左传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句更申一义，语极有味。
　　《献帝记》建安元年，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院等十三人为列侯，按此下四年云卫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是承未尝为辅国将军。伏完世袭不其侯爵，时己早为列侯。据《献帝伏皇后纪》，建安元年拜完辅国将军，仪比三司，是则此纪当云拜执金吾伏完为辅国将军，封卫将军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史文传写脱误故也。王氏《十七史商摧》谓董承下衍一为字，尚失之不考。《董卓传》云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余人为列侯，亦误。章怀于卓传注引袁宏《后汉记》，误与此同。范氏盖承袁氏之误，其十三人当云十二人。
　　北乡侯以三月即位，至十月薨，尚未改元，史称少帝。弘雇工以四月即位，九月被废，已两改元。（光喜昭宁。）而北乡侯系枝属，为阎氏所私立，顺帝时尚有追加尊谥之议；弘农王乃灵帝皇长子，继体正位，时年已十七，为贼臣所废弑，谥曰怀王，乃献帝时未有议追尊者。盖王允诛卓后，即遭李郭之乱，未及建议。及李郭平后，曹操专政，操虽名讨卓而实以卓为法，岂尚念弘农之事？献帝危若累卵，自不能追崇其兄也。《献帝本纪》初平元年董卓杀弘农王，杀亦当作弑。
　　《马融传论》，虽贬其屈节梁氏，然颇有恕辞。盖季长大儒，不欲深斥，故别创议论，为留余地。而辞曲旨晦，其义末安。末后数语，尤为乖谬，全失史家惩劝之旨。蔚宗良史，其议论尤别白忠佞，无少隐贷，独于此传失之，足见作史者不可存私意，而文人自相回护，亦结习使然。
　　崔氏自□以后，世载名德，烈亦有重名，历位郡守九卿，徒以自廷尉入钱五百万拜司徒一事，遂为千载口实。然同时若段樊陵张温等之登公位，皆先输货财，史家已有明文，其时要尚不止此数人。按《灵帝本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责官，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至中平六年灵帝崩，其间十二年中，为太尉者则有张显陈球段刘宽许<有>杨赐邓盛张延张温崔烈曹嵩樊陵马日弹刘虞；为司徒者，则有刘合杨赐阵袁隗崔烈许相了宫；为司空者，则有来艳袁逢张济张温杨赐许相丁宫刘弘。其中或惟杨赐刘宽，以侍讲之恩，尊同帝师，不必以礼钱进，他人未必不由乎此。而古今皆盛传崔烈，为众丑所归，虽由其子以铜臭一语，扬名显亲，作史者遂于其传中故加采色以为写照，盖亦以烈为名士，故责备者多耳。其后李催等陷长安城，烈时为城门校尉战死，是烈且殉国难，终不失为名士。乃蔚宗于《献帝纪》尚书其战殁，而烈传但言为乱兵所杀，岂死节之贤，尚不足洗入钱之臭乎？读史者所当为昭雪焉。烈子钧既以两字雅谵宠其父，而后为西河太守，与袁绍俱起兵山东，弃亲不顾，致陷父于狱，其不为太傅袁隗之绩者几希。烈虽幸脱卓之虎口，钧之罪不足赎也。蔚宗于《李通传论》，深讥其从光武起兵，陷父于死，自湛其族以取封侯，若钧者真证父攘羊之臭人矣。
　　《灵帝纪》言卖公千万，卿五百万，而《崔烈传》言因傅母入钱五百万。拜日，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耶？按汉拜三公，多由九卿，其以光禄大夫太中大夫将作大匠及诸校尉得之者，十不一二。烈以中平二年拜司徒，去光和元年始开卖爵时已越八载，独仅入例钱之半，盖以名士故减价得之。是其时名士犹值钱也。
　　灵帝虽私卖公卿，然若本纪，中平五年三月永乐少府樊陵为太尉。六月丙寅大风，太尉樊陵罢。史言陵以入钱得公者，乃居位仅逾月，即以大风策免。收西邸私卖之礼钱，而仍用灾异策免之祖制，直是诈取财货，可发一笑。而陵以九卿出财千万，作公一月，亦云屈矣！
　　东汉尚书之权，重于三公。故自安顺以后，大将军及三公秉政者，皆加录尚书事，始于章帝即位，以赵为太傅，并录尚书事。至安帝延光四年，北乡侯即位，司徒刘为太尉，参录尚书事。云参录者，盖其时阎后临朝，以后兄阎显为车骑将军，专政，必以愿录尚书，故三公仅得参录。其后献帝建安元年，曹操以镇东将军初至洛阳，自领司隶校尉，即录尚书事，遂专汉政。讫于南北朝，凡篡祚移鼎者，无不先录尚书事，称为录公。
　　《和熹邓后纪论》，有曰建光之后，王柄有归，遂乃名贤戮辱，便孽党进，故知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云云。是称邓后之德，直不亚马后，而安帝为不克负荷。乃《安帝纪论》，则又曰：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云云，则全归过于邓后。虽史家美恶，不妨彼此互见，然太相矛盾，未免轻重失伦。哲妇家索之语，用之母后，亦有未合。
　　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予尤爱者，其中如《儒林传论》、左雄周举黄琼黄碗传论、陈蕃传论、《党锢传序》、李膺范滂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推明儒术气节之足以维持天下，反复唱叹，可歌可泣，令人百读不厌，真奇作也！其他佳制，固尚不乏，而数篇尤有关系。范《书》以外，惟欧阳《五代史》欧宋《新唐书》诸论赞，虽醇疵互见，文亦时病结辖，然究多名篇，可以玩味。范《书》可指驳者甚少，宋人若赵明诚洪迈王楸辈，间及数条。近得王西庄《十七史商榷》洪氏《读书丛录》，考核加详。予偶有所见，注于范《书》中者，往往为二书所已有，深叹后人著书之难。今日无事，静阅诸纪传，取诸条摘出之，皆二书所未及者。非好与昔贤为难，亦读范《书》者所不可少，思为蔚宗之功臣耳。
　　六月二十六日
　　《后汉书》、《陈宠传》云，弘崇晏晏。章怀注，晏晏温和也。引《尚书考灵曜》曰，尧聪明文思晏晏。予按聪明文思晏晏，即今《尧典》文钦明文思安安也。此盖是今文家语。范《书》、《何敞传》曰，明公履晏晏之纯德。又曰：陛下履晏晏之姿，足见当时习用此语。晏晏即安安，训温和者非是。《郭躬传》云：父弘，习《小杜律》。注云小杜者，牡周少子延年也。按前《书》，周与延年俱著律令，而弘习小杜者，盖以周持法刻深，延年稍平恕耳。故弘世传法律，皆以宽平称。而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当时盛习经学，广集门徒，以法家讲授者，陆此一事，而徒众如是之盛，亦近人竞为刀笔者之滥觞也。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五月十六日
　　《后汉书》、《方术传》，昔人讥其载唐长房蓟子训左慈等事；阳涉不经，有乖史法。然范氏于《华佗传》末，明言汉世异术之士甚众，虽云不经，而亦有不可诬，故简其美者，列于传末，其下列冷寿光唐虞鲁女生徐登赵炳费长房蓟子训刘根左慈计子勋（此人传仅四十五字，所记只自克死日一事，前人谓即蓟子训，蔚宗误列为两人者是也。）上成公解奴辜张貂趋圣卿编育意寿光侯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王真郝孟节王和平等二十二人，原本盖皆联缀佗传之后，并不提行，故虽事涉怪异者，亦采附之，不足为蔚宗病也。（其以前之王乔，人事杳冥，亦宜附厕费长房蓟子训之间。）惟傅中所载郭宪谢夷吾李合樊英廖扶公沙穆六人，不宜厕之术士。郭宪风节觥觥，为时名卿。李合樊英公沙穆皆儒者；合历位三公，有忠臣节；英以处士负重名，与郭宪皆当入列传。夷吾所至政绩尤异，穆治县有神明之称，皆当入循吏传。扶操履粹然，宜入独行传。蔚宗纪郭宪之异，只噗酒灭火一事；樊英亦仅称其嗽水灭火，则乐巴亦有此事，何以入之列传乎？至夷吾之觇人将死，合之占知使星，扶之豫测岁荒，穆之无备大水，尤不得以术数概之矣。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正月初八日
　　读《后汉书》。蔚宗自论此书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比方班氏，非但不愧。愚谓范氏此言，自翔非过。然其最佳者，如《郑康成傅论》、《左雄周举黄琼传论》、《陈蕃传论》、《李膺传论》、《宦者传序》、《儒林传论》，兴高采烈，辞深理精，以云奇文，实超前古。次则《曹衰传论》、《丁鸿传论》、《邓彪张禹胡广诸人传论》、《蔡邕传论》、《李固传论》、《张奂传论》、《孔融传论》、《樊英傅论》、（英在方术传。）《张俭传论》、《卢植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抑扬反覆，激烈悲壮，令人百读不厌。它若《李通传论》，则讥其陷父以傲幸；《桓荣传论》，则讥其为学以取荣；《臧洪传论》，则惜其徒死之无益；《郭林宗传论》，则疑其知人之过圣；凡兹卓识，多出恒裁。至于荀爽荀或，实非贞士，而慈明之论，既表其图董之智；文若之论，又褒其为汉之忠，此之立言，犹为过当。盖徇乎流俗之誉，未照其隐遁之情，要亦善善从长，义存匡世，伉慨奋发，可见其心。大抵蔚宗所著论，在崇经学，扶名教，进处士，振清议，闻之者兴起，读之者感慕，以视马班，文章高古则胜之，其风励雅俗，哀感顽艳，固不及也。具斯良史之才，而陷逆臣之辟，事出暧昧，辞尤枝梧，史传所书，显由诬构。近儒王西庄氏力为申辨，载所著《十七史商榷》中，其事甚明，奇冤始雪。盖蔚宗此狱，揆之以事以势，以情以理，皆所必无。《宋书》、《南史》，亦皆游移其辞，本无显据，实由香方之刺，遍及盈廷；人士共仇，证成其狱。所云犬彘相遇之言，母弟饥寒之状，妹妾流涕之诀，皆由忌者横加诬蠛。夫以武子名儒，宣侯名臣，蔚宗承其家学，尝言耻为文士，其闺门无礼，岂至是耶？
　　蔚宗书中称引其先世之说凡三：《黄宪传论》称曾祖穆侯，《郑康成传论》称王父豫章君，《高凤传论》称先大夫宣侯，皆以见其前人学识品概，非泛泛指称。
　　蔚宗书本有志，自著于传中凡三。《公主传》云，事在《百官志》；《东平王苍传》云语在《礼乐舆服志》；《蔡邕传》云事在《五行天文志》。乃知当日志亦俱成，章怀谓托谢俨搜撰之言，恐都未确。
　　七月二十二日
　　校读《后汉书》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吴良承宫郑均赵典传一卷。蔚宗作传虽略依时代，而仍以类叙，故往往先后杂糅，自非史法。此卷所区，盖以清节，然自宣秉至承宫，皆世祖显宗时人。惟郑均，肃宗时人，而均一出即归，在朝日少，与诸人迥异。又其平生以至行称，故与毛义垃冢旌显。范氏既于刘平赵孚诸人传序，附见义事，则均亦宜入之彼卷，以著同风，今厕此中，已为不类。尤可异者，赵典生当桓世，行事迥殊，且籍在党人，名列八俊，谢承书中言以阉祸自杀，而范书曰病卒，章怀之注，颇致疑词。然思八俊中如李膺杜密王畅刘佑，皆致位公卿，声气盖世；朱寓荀昱魏朗，亦皆位二千石，卓为名臣。典既丽名，夫岂录录？乃蔚宗于典传绝不及其被党锢。于《党锢传》则但云赵典，名见而已，致令读者异为两人。近儒如钱氏大昕洪氏颐煊，皆沿斯说。考典传，言父戒为太尉，注引谢书亦谓戒之叔子，（叔子者第三子也。）其他出处参证皆同。谢书言与窦武王畅谋诛宦官，而范书《皇甫规传》；称规于桓帝末，讼言典与刘佑尹勋等正直多怨，流放家门，证以范书典传，时方以谏争违旨，免官就国。又传言典为大鸿胪时，以恩泽诸侯，无劳受封，奏请一切削免爵土，是皆其累忤宦官之明证，何得谓非一人耶？如以其先卒为疑，则王畅刘佑，亦皆先碎，谢书言畅亦下狱自杀。而范书畅传以为病卒，又得谓并时有两王畅耶？知谓谢书所称别一赵典，然则赵戒之子有两名典者耶？蔚宗此事，可谓失之眉睫，羼入此卷，弥为不伦。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十二月廿五日
　　以《群书治要》校《后汉书》。《杨震传》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治要》作洗目改听。案《无逸》皇自敬德，《今文尚书》作况自敬德。《隶释》载汉熹平石经《尚书》残碑，况作兄，兄即古况字，王肃《尚书注》训为滋益。石经用今文，杨震受欧阳尚书，故此疏用今文作况自敬德，因误作洗目改听，皆因形近致讹。章怀注仅引《古文尚书》皇自敬德，后人不解况字，遂改作还字。幸《治要》四字皆误，转可以推求而得。邢励谓思误书亦是一适，此类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