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

　　杨升庵云：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盖高远之蔽，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迓鼓，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世之俗学以之。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朱子以为先进于礼乐，文质彬彬，今反谓之野人，亦失圣人之意。夫野人未必便会文质彬彬。盖周虽尚文，始也承殷之弊。故先进尚质多于文，世遂谓之野人，及其后渐过于文，世遂谓之君子，均之为失中也。及夫子酌其中而言之，则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今后进之君子，则据时世而言，其与彬彬者异矣。然孔子之用礼乐，乃舍君子而必欲为野人者何耶？亦只是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意，盖欲循其本耳，所以救时之失也。

　　朱子好将功夫分开说，如所谓省察存养之类。终难道教学者撇了省察方去存养，撇了存养又去省察，头路忒多，如何下手？极是支离。陆象山只教人静里用功，若存养得明白，则物欲之来，如镜子磨得明净，自然照得出。故后人以象山之学近于释氏，然为学本以求道。苟得闻道，则学者之能事毕矣。又何必计其从人之路耶？昔朱陆尝会于白鹿洞，两家门人皆在。象山讲君子喻于义一章，言简理畅，两家门人为之坠泪，亦多有去朱而从陆者。则知功夫语言，元不在多也。

　　余小时读经书，皆为传注缠绕，无暇寻绎本文，故于圣人之言茫无所得。今久不拈书本，《传注》皆已忘却。闲中将白文细细思索，颇能得其一二，乃知《传注》害人亦自不少。

　　在留都时，赵大周先生入觐反留都，语良俊曰：“在京师曾一见何吉阳，吉阳问余曰：‘大周这些时何故全不讲？’余曰‘不讲’。吉阳又问曰：‘若不讲何所成就？’余应之曰：‘不讲就是我成就处。’吉阳无以应。”盖大周先生之学已到至处，是即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夫佛家犹有打圈，有喝棒，有许多使人悟入处。吾儒只会弄口舌，口舌纵弄得甚伶俐，作么用处？此正如佛家云：别人弄了刀又弄枪，件件弄到都不会杀人。我家只有这把刀，提起来便会杀人。昔文殊师利往维摩处问疾，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云，何者是菩萨人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义手向本位立地。文殊师利叹曰：“是真人不二法门者也。”今之讲学若悟得此意，便是进得一步。今世岂有此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师。是年冬，聂双江先生进大司马，先生在部中。每日散衙后即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间谈。先生但问吴中旧事与吴中昔日名德，绝口不及讲学。盖这个东西人人本来完具，但知得者自会寻得出，何须要讲？况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又不必讲，惟可与言者始与之言。此所谓因材而笃，正双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讲学者，不论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讲，而其言又未必有所发明，其视双江与大周先生盖天壤矣。

　　余授官南归，双江作文送行。而其举以相告者，惟自反于子臣弟友之间，今载在集中者是也。夫能自反于事亲、事君、从兄、处友之间，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学者切实近里之功。孰有能加于此者哉，又以见子思发明道之费隐，正是其吃紧为人处。然际鸢之所戾，莫高匪天矣；际鱼之所跃，莫深匪渊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极于天地，而实不出于愚夫愚妇之所与知与能者，及其至也，则圣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则自反于子臣弟友者是也，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苟于此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慥慥乎君子矣。而道夫岂远哉？今之讲道者，率舍近而求之远，抑又何也？

　　我朝陈白沙、王阳明二公之学，功夫简捷，最易入道。世或病其出于象山，余谓射者期于破的，渡者期于到岸，学者期于闻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毕矣。又何必问其所从入哉？今存斋先生刻学则二书，独象山之言简明快畅。其吃紧为人处甚多，读之令人有感发猛省处。

　　程篁墩有道一编，大率言朱陆之学本出于一。愚谓颜子最明敏，孔子称其闻一知十，则是颜子闻道以敏。又曰：参也鲁，则是曾子闻道以鲁，然皆可入道。即孟子所序前古圣人，此皆道统授受所系。然禹以拜善言，汤以执中，文王以视民如伤望道未见，武王以不泄迩忘远，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袭，然皆能上继道统，未必尽同，夫千蹊万迳皆可以入国。《易》曰：“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正此之谓也，则古人之所未必尽同者，安用强而同之哉？

　　阳明先生之学，今遍行字内。其门弟子甚众，都好讲学。然皆粘带缠绕不能脱洒，故于人意见无所发明，独王龙溪之言，玲珑透彻，令人极有感动处。余来尝与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论其辩才无疑，真得阳明牙后慧者也。

　　●卷五史一

　　史之与经，上古元无所分。如《尚书》之尧典，即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皋陶漠益稷禹贡，即有夏氏之史也。汤誓伊训太甲说命盘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金洛诰君牙君奭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书，取之为经，则谓之《经》。及太史公作《史记》，取之以为五帝三王纪，则又谓之《史》。何尝有定名耶？陆鲁望曰：《书》则记言之史，《春秋》则记事之史也。记言记事，前后参差。曰经曰史，未可定其体也。案经解则悉谓之经，区而别之，则《诗》、《易》为经，《书》与《春秋》实史耳。及孔子删定六经之后，天下不复有经矣。而周天王及各国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内史过内史叔兴叔服，虢有史嚚，卫有史华，晋有史苏史狐史墨，鲁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专史矣。当时各国皆有史。《鲁史》偶经孔子笔削，寓一王之法，故独传耳。汉兴司马谈、司马迁世为太史令；东汉则班彪父子世领史职，而二氏卒能整齐汉事，成一家言。今亦与六经并行矣。后世虽代有纪言纪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于近代之事，其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风俗之隆替，皆史之流也。其大者，则领史职者载之。若夫识其小者，则不贤者之责也。故备录以俟史氏之阙文，自五以至十四共十卷。历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数者，在古则有帝王世纪，在两汉则有司马彪续《汉书》、射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在魏则有鱼豢《魏书》、《江表传》；在晋则有王隐《晋书》、臧荣绪《晋书》、陆机《晋书》、曹嘉之《晋书》、《晋中兴书》；在宋则有徐爰《宋书》。

　　其编年之史，在两汉则有荀悦《汉纪》、东观《汉记》、张璠《汉纪》、袁宏《汉纪》、薛莹《汉纪》、汉晋《春秋》、献帝《春秋》；在三国则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异同》、《魏武帝杂事》、《魏略》、《蜀记》、《吴历》、张勃《吴录》；在晋则有孙盛《晋阳秋》、檀道鸾《晋阳秋》、干宝《晋纪》、徐广《晋纪》；在宋则有裴子野《宋略》、《南史》、《北史》。此皆载一代之事耳。至司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于隋之显德，通作一史，名为《资治通鉴》，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焘长编，则继司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后又有《续长编》，朱晦庵作《通鉴纲目》，大率即《通鉴》之事而稍寓以书法。纲以法经，目以法传，盖欲以继春秋之笔也。

　　如应劭汉宫仪、汉旧仪、汉旧事、汉杂事、汉宫典、职齐官职仪、晋公卿礼秩、大唐六典之类，此皆杂载各代之典章，以备作史者也。

　　古称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蜀王本纪》；汉末有《九州春秋》，载袁绍公孙瓒诸人事；晋有崔鸿《十六国春秋》，载五胡之事；又有车颖《秦书》、《赵书》、《燕书》，有《秦记》、《凉记》；蜀李雄书；南唐有马令《南唐书》、陆务观《南唐书》，大率皆霸史也。余家旧得一抄本，乃载安禄山与史朝义时事，共三卷，又宋徽钦北狩，亦有窃愤录诸书，乃知史固未尝一日灭于天下也。

　　壬子冬到都，首谒双江先生。先生问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先生云：汝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盖先生方谈心性而黜记诵之学故也。余口虽不言，心甚不然之。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越历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变，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庶有依据。苟师心自用，纵养得虚静，何能事事曲当哉？寻常应务犹可，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其亦可以意见处之哉。故一经变故棼集，则茫无所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误投药剂，非但无救于病，其人遂成■〈疒兄〉痼矣。可无惧哉！

　　太史公《史记》，为历代帝王作十二本纪，为朝廷典章作八书，为年历作十表，为有士者作三十世家，为贤士大夫作七十列传。其凡例皆以己意创立，而后世作史者举不能违其例，盖甚奇矣。《史记》起自五帝迄于汉武，盖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为诸人立传仅仅若此。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真所谓一出一入，字挟千金。春藏之石室副在人间，实不为过。若后人作史，无秽冗滥，去一人不为少，增一人不为多。今宋元史中，苟连去数十传，一传中削去数事，亦何关于损益之数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联，故并作一传，然终始只一事。

　　范蠡列在《货殖传》。本传只载货殖事，若霸越诸谋画与越事相联者，则附见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杀人事，亦附其后。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人谓太史公为孔子立世家非是。盖以为论道德，则孔子为帝王师，不当在诸侯之列；语其位，则孔子未尝有封爵，不当与有土者并，是大不然。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则爵夺，以德者德在与在。今观自战国以后，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史记》又以孔门七十二弟子与老子、孟子、荀卿并列为传，则其尊之至矣。孰谓太史公为不知孔子哉？

　　《史记》序六家要旨，进道德，绌儒术，诚有如班孟坚所讥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陈得失，有若案断，历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贯串，累累如贯珠，粲然夺目。文章之奇伟，孰有能过此者耶？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其尧舜纪全用二典成篇。中间略加点窜，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口非不奇，但嫌其气促耳。至《史记》季札观乐一段，全用《左传》语，但增点数字，而文字便觉舒徐。乃知此者胸中自有一副炉■〈韦冓〉，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

　　《史记》游侠传序论，至取季次原宪，读书怀独行之君子，义不苟合当世者。以此两者相形以较短长，似为太过，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扬出入，若神龙变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盖甚奇矣。《汉书》游侠传序，其说稍近正，文章则去太史公远甚，二篇不可并观矣。

　　《史记》游侠传序论，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观其言，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世主，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又以虞舜井廪，伊尹鼎俎，传说板筑，吕尚卖食，夷吾百里桎梏饭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见缓急人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累数百何益于事？又引鄙语，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盖言世之所谓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窃钩者非，诛之是矣。而窃国者天下之大非也，则宜为诛首矣而为诸侯。夫为诸侯，则天下之为仁义者争趋之。仁义所往遂谓之仁义，不复计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门仁义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然则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庄子之ㄈ诡博达，谬悠其说以舒其轻愤不平之气。而世之不知者，遂以为此太史公之庄语也。岂所谓痴人前说梦耶？

　　班孟坚书，虽无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赡，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并称史汉，盖以为《史记》之后便有《汉书》。

　　《汉书东方朔传》，不承袭褚先生之语而自立论，其序董偃事，亦周匝顿挫，宛如画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设客难与非有先生论二篇，文章亦甚奇伟。如谏罢上林苑与对武帝朕何如主诸语，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与《史记》角立。

　　班固书杨王孙传，汉以后未必有如此人。纵有之，作史者亦未必能为之立传。盖此事虽无大关系，然能达大道之本，不可使后世不知此等议论。

　　胡建传，其事亦甚俊伟，不知《史记》何故不为之立传。传中言孝武天汉中为军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后事也。

　　杨子幼传，载子幼与戴长乐辨诘狱辞，仿佛魏其武安侯传。《东汉书》路粹诬奏孔融语，远不逮也。霍光传，废昌邑王一事，序得舒徐详委，亦得太史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