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

　　富贵在天，安可以人力计较耶？知寸心不与万物同尽，则在此不在彼矣。人当开拓胸次，以天地为量。求舜禹比肩，则衡门之下，古人不远。

　　我朝薛文清、陈白沙、吴康斋王阳明好谈理性，岂是不长于经术，但既托之空言，遂鲜实用。其门弟子又蹈袭其师说各立门户，深衷厚默，剿取道学之名以为进取之捷径。自是经术道学始岐而为二矣。

　　今朝廷若欲求经术之士，庙堂诸公集议行之，亦甚不难。盖翰林院元设有《五经》博士，而翰林院亦有秀才名色，当精选深于经术者为博士，招集天下之能通经者皆隶焉，公家月廪饩之。日省月试，必待精深，然后官之，则庶乎可以广求士之门。而学者竞趋于经术，亦不长文词浮艳之习，此选举之佳事也。盖祖宗元有此门，举而行之，在当事诸公有意与无意耳。如欲访求经术之人，当令各郡太守凡遇考满之期，各选三四人自随，如古之所谓计偕者，与之俱至京师，送礼部考选。如计偕之人，果能通经，即筭任内功绩。若非其人，举主即加黜罚，其无者听。然亦必以有无为殿最，或庶几可望得人。

　　章介庵先生为南畿督学，是年岁考某适领案，后以事谪授松江贰守，遂为相知。曾以公事至海上访余敝庐，见堂中悬马西玄见赠诗，介庵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数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谈皆学业，不及公事。尝言少年时读书，《五经四书》大全书眉上标写皆满。又言，《圆觉经》说理精到，是与孔子对床睡的。宋儒传注只在孔子床脚底下钻，如何会识得。又痛黜词章之学。时余字登之，尝对郁子江言，我闻何登之喜读文选与艺文类聚诸书，纵读得精熟有甚用处？然文章亦学者之事。故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某意以为力或有余则兼之，未必不是。

　　介庵是临川人，想其学亦出于象山，然只谈经学，未尝旁及理性，其议论自立意见，不随人可否。尝言王荆公三不足之言皆是，盖为治当法尧舜，则祖宗何足法；能修德以弭灾，则天变何足畏；若我之所行果是，则人言何足惜。又言，南宋秦桧力主和议，盖因当时国势已蹙，中原未必可复。而诸军所过，残暴惨酷甚于胡虏，则休兵息民亦何可尽非。其言盖自有见。

　　余家旧藏书几四万卷，后皆毁于倭夷。近日西亭殿下以为余家藏书尚存，托蔡州守以书目寄来，假索抄录，皆是诸经各家传注。余细阅之，《易》有五十四家，《诗》十九家，《书》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礼》十二家，《仪礼》四家，《礼记》十一家。皆与《文献通考经籍考》相出入，亦有《经籍考》所无者，恨无以应其求矣。又尝见西亭所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亦有发明处，盖亦留心经术者。今士大夫一登甲第都美官，则不知视经传为何物矣。使士大夫皆能如西亭之留心经传，何患经术不明？经术明，何患天下无善治乎？余所撰《语林》，山东各王府亦时时差人买去，则知河间献王何代无之。今议者欲用宗子人才，未必无见。

　　●卷四经四

　　阳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谓扩前圣所未发。盖此良知，即孔子所谓愚夫愚妇皆可与知者，即孟子所谓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谓本来面目，即中庸所谓性，即佛氏所谓见性成佛。乃得于禀受之初，从胞胎中带来，一毫不假于外，故其功夫最为切近。阳明既已拈出，学者只须就此处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圣之功。其或杂以己私，则于夜气清明之时反观内照，而其虚灵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愧者。因此渐渐克去，损之又损，而本体自无不具矣。又何必费许多辞说哉？夫讲论愈多，则枝叶日繁，流派日广。枝叶繁而本根萎，流派广则源泉竭。岐路之多，杨朱之所以下泣也，其于理性何益哉？

　　今世谈理性者，耻言文辞。工文辞者，厌谈理性。斯二者皆非也。盖文以纪记政事，诗以宣畅性情，此古之文词也。后世专工靡曼，若春花艳发，但可以装点景象，于世道元无所补。及其浮艳之极，或至于导欲宣淫。若夫谈理性则玄虚要眇，间有能反观内照，则澄汰之功，于身心不无所补。然其静默之极，遂至于坐忘废务。夫宣淫导欲，过止一身；坐忘废务，祸及家国，而况乎理性未易窥测。苟有毫厘之差，乃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此也。则亦岂细故哉？故学者莫若留心于经术，夫经术所以经世务，而况乎成性存存之说。精一执中之传，使后世最善谈理性者，亦岂能有加于此哉？

　　岩下放言云：三代绝学之后，心性之说，唯老庄佛氏窥测一二。其言亦似有见。

　　昔吕申公当国，申公好禅学，一时缙绅大夫兢事谈禅，当时谓之禅钻。今之仕宦，有教士长民之责者，此皆士风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之人群趋影附，如醉如狂。然此等之徒，岂皆实心向学，但不过假此以结在上之知，求以济其私耳。浇兢之风，未知所届，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在上诸公，恐亦不得逃其责也。

　　晋人喜谈玄虚，南宋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终于不兢。宋自理宗之后，国势日蹙，而胡虏乘恤，得以肆其窃据之谋。故当时有识者云，遂使神州陆沉，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言不讲防秋讲《春秋》，盖深以为失计也。此非所谓游谈妨务祸及家国者耶？或者晋宋当偏安之朝，人主无意恢复，而豪杰之士无以展其所抱，故退处里巷，讲明学术以启迪后进，固无不可。岂有当此盛朝，士地之广，生聚之众，政事之繁多，既委身于国受民社之寄，日勤职业，犹惧不逮，而乃坐糜廪禄，虚冒宠荣，终日空谈，全废政务，岂非圣世之所必诛者哉？

　　心性之学，吾辈亦当理，盖本源之地，理会得明白，则应事方有分晓；然亦只是自家理会，间所有得，则劄记之以贻同志可也。岂有创立门户，招集无赖之徒，数百为群，亡弃本业，兢事空谈？始于一方，则一方如狂；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至于天下慕而效之，则天下如狂。正所谓处士横议，惑世诬民，即孔子所诛少正卯。所谓言辨而伪、行僻而坚者，正此类也。其何以能容于圣世耶？

　　我朝薛文清、吴康斋、陈白沙诸人亦皆讲学，然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读书录》，康斋、白沙俱有语录。正门人劄记之以贻同志者，何尝招集如许人？唯阳明先生从游者最众。然阳明之学自足耸动人，况阳明不但无妨于职业，当桶罔横水用兵之时，敌人侦知其讲学，不甚设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而后世中才，动辄欲效之。呜呼！几何其不贻讥于当世哉？阳阳同时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学时讲学，其门生甚多。后为南宗伯，扬州仪真大盐商亦皆从学。甘泉呼为行窝中门生，此辈到处请托，至今南都人语及之，即以为谈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宜乎今之谤议纷纷也。

　　《庄子》比舜为卷娄。卷娄，羊肉也，以为舜有羶行，故群蚁聚之。今若在外之两司与郡县守令，凡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衰，胥此焉系，则又岂但如卷娄而已哉？故今两司郡县诸公，尤不宜讲学，盖以其声势之足以动人，而依倚声势之人进也。夫依倚声势之人进，则持身守正之士远矣。尚何怪乎今世士君子之耻言讲学哉？

　　今之讲学者，皆以孔子言“有教无类”，又以为佛家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讲学，不当择人。是不然，盖孔子亦尝言之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记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夫所谓无类云者，盖指专心求道者而言也。然今世岂有专心求道之人？夫求道者，惟愚鲁之人。其心最专，故最易入道。若曾子竟以鲁得之者是也。今之所当辨者，正惧其智巧过人耳。佛氏谓“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凿者而言，六祖盖混沌未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语耶？正以今世无不凿之人故也。是恶可以不择哉？

　　朱子作《传注》，其嘉惠后学之功甚大，但只是分头路太多，其学便觉支离。《论语》首篇“学而时习之”一章，便说差了。盖因有三个“乎”字，遂把三章分作三段看，以“不亦君子乎”属“在人不知而不愠”一句上，非惟失了夫子之意，亦且不知夫子作文之法矣。此学字说得甚大，盖即是学为圣人之学。即复其初，就是除此外别无学。夫学而至于时时习之，则功夫无有间断矣。夫颜子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今时时习之无有间断，至于中心喜悦，则完全是一个圣人体段。故程子曰：义理浃洽于中则说。此言甚好，然功夫全在此一句。后面两节只轻轻说过去，以见圣人之全体。夫学已到至处，由是人知之则乐，人不知亦不愠，岂不为君子乎？盖君子即圣人，悦乐不愠三字是对待说，而君子一句总说到学而时习之。今朱子以为人知之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则是以为到不愠方才成得君子，是岂圣人之意哉？且学以为己，人之知与不知，于我何与？何不知而遂以为逆，以此分别难易浅深，终是未安。

　　大凡读书须要通前彻后看，故得圣人之意。始《论语》一书，乃孔子平日所以教人者，其第三章即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后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曰：是故恶夫佞者。又曰：不有祝它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盖佞，是巧言，美，是令色。及圣人之所取者，则曰刚毅木讷近仁。盖刚毅则非令色，木讷则无巧言，正是相反处。又曰：恭近于体，远耻辱也。夫巧言令色足恭，皆是忘己以媚悦人者。想周末衰世，多有此等人，故夫子深恶而痛绝之。至许仲弓以南面，则取其居敬而行简之一言。他日又称之曰：“雍也仁而不佞。”孔门最重者仁，未尝轻以许人。想仲弓亦是个刚毅木讷恭而有体的人，故孔子以仁与南面许之。今世大率以柔颜媚语者为仁，以直言厉色者为不仁，其去圣人之意远矣。

　　门人之记孔子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盖温近于令色，厉则非令色矣。恭近于足恭，安则非足恭矣。威非作威，只是君子不重，则不威之威。故夫子所称五美，其一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威亦近于刚毅，实则何尝猛？合此数处而观之，可以见圣人之意矣。

　　《六经》之言，含蓄深远，如庄子《逍遥游》，其言理性最活泼处，然反覆数百言，只做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注脚。

　　《易》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孟子所谓四端，盖本于此，孔子但杂出之，未尝并论。其所雅言者，只一仁字。如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人而不仁如体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曰：“好仁者无以尚之。”盖人能全体得一个仁。此心纯是天理，则四德皆并包其中，盖自有不期合而合者。

　　孔子只说仁。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此是人心之生意，万善皆从此出，生生不穷。今人以果子核中之物谓之曰仁，最好。如言桃仁、杏仁、瓜仁之类是也。盖造化之妙，包于此中，而发生长养皆从此出，以此言仁，亲切有味。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正有若之言似孔子处，盖仁必自孝弟始。人能孝弟则仁根焉，而道自此生矣。至孟子以仁为事亲，义为从兄，便觉又生一个枝节。及其说到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恶可已，则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孟子自得之最深处。学者体认此章，须到有不知手舞足蹈处，方是有得。

　　孔子答群弟子问仁，皆因病而药。独颜渊问为仁，则真有切实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实力行告之曰：“克己复礼为仁”，继之曰：“非礼不视，非礼不听，非礼不言，非礼不动。”此是为仁最切要的功夫。《心经》言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其原盖出于此。虽佛家亦以为第一义谛，然谓之曰“无”，便觉有着。

　　夫子许仲弓以南面。仲弓以子桑、伯子为问，盖二人皆简者也。其气质相类，因遂及之。夫子对以可也，简则未深许之也。夫简者多失之诞傲，故夫子他日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及仲弓问仁，夫子告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正欲裁之以敬也。则居敬行简之对，其在问仁之后欤。

　　孟子深造之以道章曰：“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皆是实际的说话。苟非身到其地，安能为此言？孔门诸子皆所不逮。

　　《中庸》尊德性章，此是圣人全体工夫。盖德性乃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尊者，所以体而全之也。若欲全此德性，必待问学以充之。问学而非广大，则规模狭隘，将泥而不通，故必致广大。广大者，易至于阔略，故必尽精微。非高明，则志意沉滞，将郁而不畅，故必极高明。高明者，常失于亢厉，故必道中庸。涵养寻绎，此温故也。然于旧知之中，又能引伸触类，潜滋暗长，故曰知新。淳庞磅礴，此敦厚也。然于混沦之中，又能节目周详，文理密察，故曰崇礼。工夫大约有此数者，然于数者之中初无差别，亦无渐次，必欲会其全功，又须打做一片，方是圣人之学。如何分做存心、致知两截？又云，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解支离破碎，全失立言之意。况曰日知日谨，加一日字，便有渐次之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