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

　　陆五台从总督幕中回，余问之曰；“倭贼之在柘林与在周浦寺中者屯住甚久，不知其亦有斥候否？夜中亦令人巡警否？四周设绊索响铃否？”云皆无之。余以为使当事者用计，周遭以铁蒺藜密布，命细作二三人深夜入贼中举火。大军在二里外但鸣锣发喊，则此辈惊动自相攻击，可以歼尽矣。夫山林险阻不以屯兵，正防火攻也。岂有贼住在人家淹顿日久，不知用计焚之，但欲白日与之较力，几何其不败衄也哉？

　　张半洲为总督时，余尝条列数事。时选部属为赞画，仪制郎中盛南桥亦在选中。条列中有肃威刑一事，曰总督受命出师，朝廷给与旗牌。正欲假以生杀之柄，今逗挠军机与临阵畏缩，未闻有斩一人以徇者，如此而欲致胜难矣。盛即吐其舌曰：“乃欲使我辈杀人耶。”殊不知杀一人乃所以全千万人也。今独惜败残数十卒，而不念东南被杀者数千万人，此数千万人独非民命乎？可叹可叹！

　　陆五台自赞画幕中返南都，余戏之曰：“公平昔论兵，智略辐辏，此行何寂寂如此。”五台言：“总制公初不令吾辈画策。”余问然则要公辈何用，曰终日只理会处文移耳。昔日李文饶因维州之事造筹边楼，终日上楼计筭敌人。无论用兵，即今人有构讼者，遇一硬对头，则梳头也计筭此对头，吃饭也计筭此对头，岂有工夫管闲事？况用兵乃朝廷大事，地方之得失百姓之存亡所系，岂有不专心计筭敌人，而终日理会文移哉？文移纵理会得甚详密，亦何益於胜败之数？则无怪乎总制诸公愤事之接踵也。

　　今世将官皆受制於总督。无论赏罚，虽出师之期，亦必请命而行。此甚无谓，盖用兵机宜在於呼吸之间，正须出其不意，使彼不虞我至而我适至，则彼之气先夺矣，夫然后可以制胜。今必请之总督，请之巡按，请之兵备，我未及发而彼先知，已自有备。况正合机宜而或相沮挠，未合机宜而或加督促，则我之气已夺。虽韩信李靖复生，欲其制胜，难矣。闻祖宗朝遣大将提兵，则设一都御史与之督粮，不与兵事，此甚得任将之道。

　　古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若南都之险唯在长江，夫倭寇入海口，抵龙江关但四五百里。设中原有警，从襄樊顺流而下，直捣建康，或自淮扬而来，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犹有险可据。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则我已失其险。而朝廷所设重兵十万之众，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毙耳。今江上之守，独操江有少兵，亦甚单弱。南京兵部略不干与，而宿重兵于无用之地，甚非长筭。余尝与赵大周先生言之，大周谋于六科诸公，科中即建言，要以兵部侍郎带管操江。然此议亦未允当。盖操江都御史亦不可革，但当开府于仪真，督率镇江仪真等卫军，专一校阅水战。南京于京营中抽选一万余人，给以行粮，以兵部一侍郎领之，亦在江上教习水战。苟一时有事，彼此策应，则长江之守，庶几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祖宗根本之地始为有恃矣。科中建白既欠周详，后朝廷下南京大小九卿议报，兵部推奸避事，惧其委任责成。担子颇重，多方阻之，其议遂寝。

　　夫以长江之势言之，荆门为之首，狼山为之尾，而九江安庆是其脊。当使其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然后长江之险始为我有，人不得而共之矣。观古来战争之时，自中原窥长江者凡有数处。由南阳邓州以至襄阳，其一道也。昔刘玄德投荆州将出樊邓，三顾孔明于南阳者是也。由夷陵荆门以出荆州，其一道也。昔刘玄德迫于曹公，走当阳长坂者是也。自东西蜀出峡，顺流而下，其一道也。昔司马氏既定蜀遂取吴，所谓王浚楼船下益州者是也。由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由寿春合肥出濡须，又一道也。昔孙权徙治秣陵，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以拒之。又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须，夏候尚围南郡者是也。自凤阳盱眙道滁州由和州渡，又一道也。我高皇帝之取金陵者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邮以至仪真，又一道也，昔魏文帝观涛于广陵，临江而叹曰：长江天堑，固天之所以限南北者是也。其他如常德沔中皆沮洳之地，若由鄱阳湖出湖口而来，亦一道也，昔陈友谅兵夜至石头城者是也。今虽以社稷灵长之福，四海宁晏，固万万无虞，然岂可不预为之虑耶？夫留都祖宗根本重地，所关固甚大，况隔岸即饷道之咽喉也。昔孙恩庐循广中之寇数至京口，尝贻宋武帝以益智糉。宋武帝以续命汤报之，用相嘲调。今广中之寇颇为猖獗，倘或流劫他处，由福建而犯浙直，则自狼山以抵京口一帆可至，特顷刻闻耳。万一稍侵饷道，能不遗当宁南顾之忧耶？然祖宗所以宿重兵於都城，而不为江上设备者，盖以高皇帝当定鼎之初，南有张士诚方谷珍，西有陈友谅陈友定，皆患在肘腋。况元之遗孽尚在朔漠，明玉珍在蜀，梁王在云南，方事讨除，未遑远略。至建文朝，则齐黄以书生当国，欲效贾生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损宗藩，不三年而难作。成祖既靖内难，即徙都于燕，又将拓定三边。经制宣大榆林延绥诸处，以为门庭之卫，视南方之事为稍缓矣。况天下当二祖创造之始，威德宣布，四方慑服，罔敢干纪，故承平以至于今。然治久防乱，则讲之正在今日也。盖操江须假以重权，於北京都察院择一有才力者任之。其开府当在仪真，若以为去上流稍远，则或於九江、安庆诸处，其宛子城与沿江各卫皆以属之。湖广与九江苏常兵备亦听其调遣节制，则彼得以稍展其效。而江上有事，朝廷亦可以责成之也。今仍住扎南京，而江上卫所与之绝无相关，其所理者唯江上群偷耳。夫缉捕盗贼乃一县尉之任，何必设都御史哉？况沿江之守，分布虽密，略无总统。万一有警，则有首尾腹背分为数截，彼此推调，莫肯用命。而祖宗根本之重，朝廷馈饷之急，顾当责之谁耶？则亦不可谓之细故也。此固杞人之忧，知不足为社稷至计，聊书之以备采择耳。

　　●卷十二史八

　　庚申岁，南京兵变，殛杀黄侍郎懋官，悬其尸于大中桥牌坊上。大众喧哄，憾犹未释，自下攒射之。南京大小九卿集议于中府，大众拥至中府，诸公惶据无措。逾垣而出，去冠服，僦蹇驴，奔进逸去。人情汹汹，是日苟不定。若至夜中一放火烧劫，则事不可解，而贻祸于朝廷者不小矣。幸刘诚意招诱至小校场，户部出银四万分给之，众稍定。是日余适携酒于鸡鸣寺，请袁吴门尊尼在寺后冈上，亲望见军士以枪杆击魏国纱帽。诚意慰谕，移时乃稍稍散去。此事余在南都备知其始末，盖黄侍郎在户部不知大体，但欲为朝廷节省，是岁南京适大疫死者甚众。各卫支粮时，军士有死者则报开粮。黄侍郎见各卫粮数内无开粮者，则怒责掌印指挥曰：“各卫死人，汝卫中独不死人耶？”此语喧传于里巷中，又军士娶妻收妻粮者，每一查勘，动经数月。故军士怨入骨髓，则黄侍郎之死实不为过。但系是朝廷大臣，而军卒擅自杀之，此亦坚冰之渐也，安可置而不问？苟以为罪不加众，当先下一诏，令暴黄侍郎之罪，赦诸军无死。继遣科道二人勘处，封御杖，杖为首者数人。其乱逆尤甚者杖死，然后抚谕诸军。申明约束，晓以大义，则人心自定。若守备与参赞机务者，则受朝廷重寄。祖宗根本之地系以安危，如户部果刻减军粮，当豫先闻奏。若素能抚驯将士，结之以恩，临时晓谕，人必帖服。今既不能发奸于未变之先，又不能弥乱于既变之后，国家大事，几为所败。此虽挫尸犹不足赎罪，纵时宰私其亲昵，或纳其重贿，犹当逮至京师，罪而释之。余时在南京，日使人侦探问驾帖曾到否，乃竟寂然不问，使国法大坏。何以警各镇？何以告四方？何以示来世耶？

　　余在南都时，家中因倭寇之变，避难来依。家口颇众，时耀仓米以继食，买军家筹到仓会支。初到时，每支米一石，量出一斗，米皆精好。至丙辰年止彀正数，后渐减少，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而糠穀几半。又加以黄侍郎之苛细，遂启庚申之变。继此吕沃洲为总督，因见访及。余告之故，沃洲遂校勘斗斛，时时到仓巡视。各管仓主政初皆遵守约束，收米皆不苟。后一年余，一主政徽州人在仓收粮，纳乡人之贿。粮只二百余石，而入糠穀几三四十担矣。此仓中人亲为余道之。

　　余致仕后，住南都又五年。浮沉里巷中，与乡人游处甚久，故知南京之事最详。大率两京官各有职掌，与百姓原不干涉。所用货物，皆是令家人和买。余初至时尚然。至戊午己未以后，时事渐不佳，各衙门官虽无事权者，亦皆出票令皂隶买物。其价但半给，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他物类是，铺户甚苦之。至於道中诸公，气焰熏灼，尤为可畏。有一道长买橙丁一斤，其价和买只五六分耳。皂隶因诈银五六两，南京皂隶，俱是积年。其票上标出至本衙交纳，其头次来纳者言其不好，责十板发出，此皂隶持票沿门需索。其家计筭，若往交纳，差人要钱。至衙门中，门上皂隶要钱，书办要钱。稍有不到，又受责罚，不如买免为幸，遂出二三钱银与之。一家得银，复至一家。京城中糖食铺户约有三十余家，遍历各家，而其人遂压所欲矣。时潘笠江为工部尚书，钱景山为大理卿。余告之曰：“公朝廷大臣，凡生民惨舒，地方利病，安得坐视而不言？南京大小九卿衙门堂属官几二百余员，此风一长，民何以堪？不但军家杀黄侍郎，百姓亦将操戈矣。”二公毅然任之。后月余，往见笠江。笠江问近来外边事体何如，余对以仍旧如此。笠江曰：“吾极口与王印岩言之，已出榜文禁革矣。然此须竖一牌于都察院前，令被害人捧牌告首，官即参奏革职，皂隶问发边卫充军，庶可以少息此风。”但出榜文，何益于事？王掌院亦号清严有风力，然竟不能了此。

　　南京有印差道长五人，与巡视京城道长俱与上江二县有统属。凡有燕席，俱是两县坊长管办。有一道长请同僚游山。适坡山一家当直，是日十三位道长，每一个马上人要钱一吊，一吊者千钱也，总用钱一万三千矣。尚有轿夫抬扛人等，大率类是。虽厨子亦索重赂，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则管办之人立遭谴责。且先吃午饭，方才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攒盒添换等项。卖一楼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荡然矣。继此县家定坊长一人自系死，一人投水死。国家之事，可为寒心。此事余亲见之。

　　南京一家造厅堂，买过梁一对，乃柏桐者，美材也。巡城某道长方欲制桌，闻之甚喜，即起朵颐之心。遣一人谕意，其家不欲与。不待卜吉，当夜即竖柱。以梁置柱头上，以为可绝其望矣。此道长闻知，即差皂隶领夫役于柱头上放下，一直抬去。

　　南京各衙门摆酒，吏部是办事官吏，户部是箩头与揽头，礼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会同馆马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头，太常寺是神乐观道士，光禄寺是厨役。大率摆酒一桌，给银二钱，刻剥者止给钱半。但求品物丰备，皆秽滥不可入口。席散客起，则诸客皂隶攘臂而至，客行稍速，碗碟皆破失无遗。名虽燕客实所以啖皂隶也。衙门中官员既多，日有燕席，人甚苦之。时杨昆南在科中，余语之曰：“公之嚬笑，即可以转移风俗矣。公请各堂上官，但用果五顶，肴五事，令家人买办，于本衙供具。则堂上官谁敢差人办酒？堂上官即不差人，则各属官谁敢差人办酒？如此则南京之人受公之惠不赀。人人将焚香戴公矣。”此事虽小，然颇任众怨，卒不得行。南京各衙门，唯翰林院最清苦。即无职掌，亦无夫役，如公堂酒之类，是自家出银，令家人买办。乙卯年摆瀛洲会，亦是自备银十两，央东城罗兵马设席。

　　南京考察，考功郎中或有寄耳目於皂隶者，故其人狞恶之甚。纵考功不以之为耳目，然此辈皆积年狡猾之人，好生唇吻，群类又多，转相传播，其言易售。故各衙长官但能打皂隶，则为有风力者矣。然数十年来无一人也。

　　南京考察，大率以苛细责人而不问其大者。夫天之立君，与人君之所以求贤审官布列有位者，无非为万百生灵计也。今贪残之人，赃贿狼藉，鱼肉百姓至于靡烂而不已者，一切置而不问，好以闺房细事论罢各官。夫闺房之事既暧昧难明，流闻之言又未必尽实。纵或得实，则于名教虽若有亏，于朝廷设官之意亦未大戾。较之贪墨之徒，相去盖万万矣。今之进退人才者，顾详于此而略于彼，未知何谓也。

　　金子坤大舆，善诗，乃父为掌科。子坤，南都佳士也，尝对余言，王思献瓒为南祭酒日，尝值秋夜月色明甚，其夫人约司业夫人同往鸡鸣寺看月。当时法网尚宽，科道无论之者，王亦不以此损名。后官至礼侍，卒谥文定。使在今日，则论者交至矣。

　　两京小九卿衙门，首领官皆有印，惟翰林院独无印。见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自佥名回各司手本，于事体颇觉有碍。或以为翰林院原隶于礼部，然太常寺詹事府国子监皆隶礼部，亦只是首领官行，不应翰林院独是堂上官与各司对行。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五经博士则以专经待问，典籍则掌中秘书，侍书则以善书者充。待诏则或以工画或以能棋，各守技业以备祗应。独孔目无专职，总领一院之事，以听掌印学士之政，则孔目实首领官也。但翰林院最为近幸，若品级又尊，恐嫌于逼。故学士秩止五品，其下以次递降至待诏秩纵九品，则孔目正应为未入流官。然六部是二品衙门，司务只九品，则孔目只应未入流。此皆朝廷亲幸之臣，岂当以品秩为崇卑耶？若以未入流官不当有印，则给以条记行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