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

　　章文懿之诚朴出于天性。吴少君言其家居每岁请门生二次，清明一次，冬至一次，皆其祭先之福物也。两人共一席，有不至者，文懿自专一席，狼餐而尽。若门生续至，则夫人自来益之。夫人平日与门生皆相见。文懿他时只蔬食。盖文懿初非矫强，亦无意必，其诚朴之性，以为有则吃，无则已，顺其自然，适当如是而止耳。今士宦之家，皆积财巨万，犹营求不已。夫人于禀受之初，其财帛金宝皆有分限。如万斛之舟只可容万斛，更加数斛则沉矣。唐人小说中，有掠剩使之语，言人命中财物皆有定数，少过其数，则天遣一使掠去之，但适满其命中之数而止。夫士夫之意，以为人孰无事，若财货有余，则缓急有济。殊不知今世人亦有散财获福之说。夫散财何以获福，亦只是言人积财太多，过其分限，则冥中之神以横事耗蠹其财。若适满其数，则事亦不至矣。然与其先因事以储财，不若预疏财以弥事。此皆先贤权教，欲人之好义而疏财也。夫读书之人正欲明理，今世士夫读书万卷而独昧于此。有至死而不悟者，吁，可叹哉！

　　吴少君曰：“兰溪人言我金华深山中，此等人甚多。恐章文懿亦未足为异。”余语之曰：君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岂谓今世无此辈人？盖人生之初，其本来面目无不如此。但一读书知事，涉于世网，富贵之心一动其中，则无所不至。而本然之初毫发无复存矣。故山中时有此等人。君试言仕宦中如此等者有几人哉？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唯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此其所以可贵耳。

　　章朴庵名拯，枫山之侄，释褐为给事中，后官至工部尚书，清操淳朴略与枫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余四五百金。枫山知之大不乐曰：“汝此行做一场买卖回，大有生息。”朴庵有惭色。

　　王阳明广东用兵回，经兰溪城下过。时章文懿尚在，阳明往见。在城外即换四人轿，屏去队伍而行。盖阳明在军中用八人轿，随行必有队伍也。至文懿家，阳明正南坐。茶后，有一人跪在庭下，乃文懿门生，曾为广中通判，以赃去官，欲带一功以赎前罪。文懿力为之言，阳明曰：“无奈报功本已去矣。”然本实未行，人以为文懿似多此一节。余谓诚朴之人易为人所欺，然心实无私，言之益见其厚。

　　世之人，大率才大者多阔于拘捡，故杨邃庵、石斋、张罗峰物议甚多。如王晋溪者，世遂以小人目之，然其才固不可掩也。

　　朱玉峰（希周）状元登第，为南京吏部尚书。适当考察期，时张罗峰当国。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托人喻意于玉峰。玉峰不听，但以己意行之。考察后，罗峰言南京考察不公，令从公再考。玉峰即上疏言：“臣备员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部职业，唯考察一事最为重大。故臣自到任以来，即留心体察，颇得其实。今命臣从公再考，则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若一时所访者又岂能尽公，显是臣之不职。乞即罢臣，别委一贤明者任之。则庶无亏损于圣政。”即解官去。余昔在衡山斋中，适玉峰来访衡山。余在屏后窃窥之，见其言若不出口，步履蹜蹜如有循。盖恂恂一长厚君子也。其当事之时，刚毅如此，乃知仁者固有勇哉。

　　衡山常对人言，我辈皆有过举，惟玉峰混然一纯德人也。

　　林见素嘉靖初再起为刑部尚书。方到京，适文衡山应贡而至。见素首造其馆，遍称之于台省诸公。时乔白岩为太宰，素重见素，乃力为主张，授翰林待诏。见素曰：“吾此行为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为徒行矣。”

　　吴匏庵为吏部侍郎时，苏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觐。往见匏庵，匏庵首问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来何如？”此太守元不知苏州有个沈石田，茫无所对。匏庵大不悦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贤者尚不能知，余何足问。”此犹是盛朝事。若在今日，则举朝讪笑，以为迂妄不急矣。

　　祖宗以来最重国学。慎选贡徒，文行兼备者，积分自广业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铨选京职，方面与进士等。洪武乙丑，会试下第举人与赴礼部不及试，及辞乙榜不就职者，皆得入监。永乐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滥预中试者，近年数多，宜加精选，方升国学。盖亦选俊法也。景泰改元，诏以边圉孔棘。凡生员纳粟上马者许入监，限千人而止。然不与馔饩，人甚轻之。成化己丑，进士安邑张璲当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陕西大饥，复令纳粟入监。两阅月放回依亲。有告原自备薪米寄监读书者听，寻令监生年二十五岁以上方准食粮收拨，其省费如此。丘文庄以礼侍掌监事，季考以南城罗玘为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宾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闱果二公主文柄，论题仁者与物为体。玘以无我则视天下无非我立说，理既明畅，词亦奇古，参以前后场俱称，遂置首选，连第入史馆，文名震海内，于是援例之士增价矣。

　　许仲贻（谷）言，东桥在承天督工时，尝以事至京。介老设燕待之。是日许适至介老家，介老语许曰：“今日请东桥，无人可陪席。子是其门生，可在此一坐。”俄而东桥至，介老南面设一席在堂之中，北面设一席在堂之左，偏侧设一席。东桥略不请主人迁席相对，既入坐。东桥嫌酒冷不堪饮，主人命取热酒。酒至，东桥又嫌太热，指顾挥霍，不知有主人。而主人执礼愈恭，一则能笃于下贤，一则能不怵于贵势。当时盖两贤之。

　　南京顾横泾（■〈王垔〉）字英玉，乃东桥之弟，亦有文章，登正德甲戌进士，有重名。为南京兵部武库郎中，格去徐东园锦衣卫带衔之俸。有一兵官缘事在部，亦亲家也。托其尊公一言，横泾重加谴责，立正其罪。在官清严之极，豪发无所私。其先家业亦厚，有槽坊二处，然自奉颇丰。其侄孙孝常云：吾家叔祖每日厨中如乾饭水饭糜粥之类无一不备。唯其所指，历官数年，卖来用尽。后以宪副致仕家居。去官后，惟居临街一小楼，匾寒松斋，训蒙童数人以自给。霍渭厓是其同年，为南京礼部尚书。拆毁无名庵观，怜其贫，以废寺田百亩资之，坚拒不纳。有时绝粮，东桥周以斗斛，亦不肯受。东桥日有燕席，绝足不往。有邻家二老人，其小时朋友也。隔数日则召之来，略备蔬蔌，三人相对，尽三四坛而去。

　　今言中载万治斋勘处湖广山夷疏，甚得夷人情状，可著令甲，以为南方用兵者之戒。

　　今言论崔后渠、王浚川二公，朱象玄摘二事议之。余谓后渠淳朴天至，终瑕不掩瑜。若浚川唐神仙一事，诚凤德之衰也。

　　吴官童，译使也。正统十三年使虏，拘为奴。十四年英宗蒙尘，官重闻之泣。方为人牧放，适也先至，叩马以故谕之。久之，也先下马曰：“尔识若君耶？”官童曰：“我君岂有不识者？”于是令从者引见上。上曰：吴某至，吾无忧也。相对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国为君者甚众。失一君复立一君，执之何为，时英庙与也先不曾相见，盖未有定其礼者。官童复以理谕也先曰：尔父某年来朝受某赐，某年又受某赐，尔亦臣也，岂可为宾主礼？也先设五拜稽颡，复进膳。英庙饮而赐其余，也先饮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车载其妹为英庙配，问于官童，曰：“焉有万乘君而为胡婿耶？后史何以载？”却之则拂其情，乃绐之曰：“尔妹，朕固纳之，但不当为野合。待朕还中国，以礼聘之。”也先乃止。又选胡女数人荐寝，复却曰：“留俟他日为尔妹从嫁，当以为嫔御。”也先益加敬。我朝译使中乃有此人。

　　北京功德寺后宫，像设工而丽。僧云：正统时张太后尝幸此，三宿乃返。英庙尚幼，从之游。宫殿别寝皆具。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无以报，已命装佛一堂，请致功德寺后宫，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许之，复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经在，不可就寝，遂不复出幸。当时名臣尚多，而使宦者为此，可叹也。

　　阿丑，乃钟鼓司装戏者，颇机警，善谐谑，亦优旃敬新磨之流也。成化末年，刑政颇弛。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状，命精择之。既得一人，问其姓名，曰：“公论。”主者曰：“公论如今无用。”次得一人，问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难行。”最后一人曰“胡涂”，主者首肯曰：“胡涂如今尽去得。”宪宗微哂而已。若宪宗因此稍加厘正，则于朝政大有所补。正太史公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则滑稽其可少哉？惜乎宪庙但付之一哂而已。若在今日，则胡涂亦无用处，唯佻狡躁竞者乃得进耳。

　　●卷十一史七

　　乙卯年，倭贼从浙江由严衢过饶州，历徽州宁国太平而至南京，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於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

　　倭贼既杀败官兵，此日即宿於板桥一农家。七十二人皆酣饮沉睡。此农家与顾彭山太常庄邻并，其庄上人亲见之。此时若有探细人侦知其实，当夜遣一知事将官，潜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杀都尽。但诸公皆不知兵，闻贼至则盛怒而出。一有败衄则退然沮丧，遁迹匿影唯恐不密。殊不知一胜一负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败而为功者，此正用计之时也。而乃甘於自丧，何耶？且又不用细作，全无间谍，遇着便杀，杀败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甲寅乙卯年，倭子已焚劫常州，传言欲窥南京。京城震恐。有言丹阳为南京咽喉之地，南京之守，守在丹阳，须筑一坚城以扼之。余曰：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丹阳之所以有关於南京要害者，使丹阳有城。贼人攻丹阳城不下，必不敢越之而至南京。何也？恐丹阳兵之蹑其后也。苟不得丹阳城，越之而来，则南京兵当其前，丹阳兵蹑其后，句容出一兵捣其中，此之谓腹背受敌，兵家所忌，乃必败之道也。故能遥为南京声援，譬如倭子越嘉兴而至苏州，使苏州兵迎敌，嘉兴兵蹑之，吴江兵从而捣之。则岂能如此得志哉？今贼至嘉兴，嘉兴坚闭城门。兴之一战城下，任其过去，则吴江苏州当其冲，嘉兴方安坐相庆以为无事矣。若但如此，则丹阳虽有城，亦何益於南京胜负之数哉？然此等调度全在总督，而当事诸公曾无一人及此者。可叹可叹！

　　倭寇既去之后，司寇景山钱公在大理。余与之言曰：夫倭寇之来，大江之外有三路可达南都。从常镇来，则句容其一路也；从宜兴来，则秣陵关其一路也；从太平而来，则江陵镇其一路也。夫古之用兵须得地利。今参赞与守备诸公，当亲至其处相度地形，如某处可以屯兵，某处可以会战，某处可以设伏，皆默识於心。倘一日有警，则差某将官豫先提兵扎营於某处拒敌，某将官於某处策应，某将官於某处设伏。待其既至，则与之争利。先占山头，则我为主，彼为客。我以逸，彼以劳。所以制敌者在我矣。万一不利，则策应兵与伏兵俱起，左右合击，此兵法之至要，而我之所谓庙胜者盖不越此。今必待敌人既至，然后遣兵出城。猝然而遇，即与合战，夫猛虎食人，使其人神全，虎必不能伤。若忽与虎遇，苟非至人，神未有不去者，神去而虎始能食之矣。今出战之兵，气未及定，猝与敌遇，神安得不去？神去则万万必败，又岂待智者而后知耶？公当可言之地，可与当事诸公一言之。景山果白之诸公，后亦颇用其说。余初不知之，一日偶见守备何太监，余谢山田舍即何太监旧庄也。何云：“公庄上杨树何萧疏若此？”余云：“公无事不出城，何由见之？”何云：“前日与诸公看埋伏耳。”夫既谓之伏，当使人不得知之，但宜托以游行，潜觅其处，岂可显言於众曰：“吾往寻设伏虎耶。”谓之机务，恐不如此。

　　张蒙溪在参赞时，颇好兴建。其所置振武营，后遂启黄林原之变。其他如仙鹤营望江楼等处，所费动以数十万计。然使一朝有事，实分毫无补於朝廷，无救於地方。又以南都形势与各营垒刻一石碑以传，中国刻城南十二伏，城东十二伏，城北十二伏。刻成，江荆石以一本见遗。余语荆石曰：“老子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唐太宗征高丽，命元万顷为檄文，檄中有不知守鸭绿之险之语。高丽既移兵守鸭绿江，兵不得渡。太宗遂贬谪万顷。夫谓之曰伏，当使鬼神亦不得而知，顾可传刻以示人耶？公在部中，当即白之，亟毁其石，无贻有识者之诮。”江亦不言。石至今存。此岂虞诩增灶之意，盖有余者示之不足，不足者示之有余。诸公或自有见，然非愚陋者之所知也。

　　甲寅岁，倭寇到柘林，即以余兄弟三家为巢穴，屯扎将一年。本地方劫掠既尽后，往嘉兴湖州劫掠。空巢而出，去旬日复归。府县闻之，即遣人纵火，而三家百年营构尽付烈焰矣。初报至南都，舍弟颇不平，余意色恬然。盖此宅既为倭寇所据，已非我之所有。若烧去房室，彼不能驻足，必往他处，则此处田土尚有人耕种，不然则方将安居乐业於此。而居民远避，田卒污莱，宁有穷已时耶？顾不如烧之为愈。但当事诸公不能烧於倭贼方在之时，而乃烧於倭贼既去之后，此则深为可忿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