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

　　余援官后，见吕南渠先生。南渠曰：我衙门中凡有公举，则自介翁书名起至汝而止。有公会，则自介翁坐起至汝而止。此是我衙门中旧规也。后至翰林访沙孔厅，沙不在，呼衙门中人，访以衙门故事。渠云：正南三位皆虚设，惟阁下老爷到任或考满日来坐之，余日无人坐。掌印老爷亦只坐侧边第一位，则知此正是大学士衙门。部寺皆带衔，东阁乃其直房耳。又闻孔目常在阁下祗候，凡各官至阁下见阁老者，皆孔目为之通谒。此得之所闻，然南北事体不同。余不曾在北，不知其果尔否也。

　　余在南翰林，独吏部各司以孔目是中见官，欲其避马，余曰：“岂有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乃下马入委巷小人之家避一郎署耶？要参便参，要考察则考察去耳。不能委琐以苟全也。某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体。”卒不避，后吏部亦无奈我何。

　　余尝元旦至各衙门投刺，刺上书侍生。时杜拯为文选郎中，独不受谒，令皂隶送还原帖。因旧规，小九卿衙门属官皆送晚生帖也。余曰：“我与彼同是朝廷侍从之臣，且科贡皆正途。即我岁贡时，不知此辈曾入学否。夫取科第固有幸不幸，其学业未必尽能出我上。岂不白头一老儒，向新进小生处称晚生耶？此则某所未能也。然既在仕途，不宜得罪於当事者。明日书官衔帖遍送吏部诸公。”时赵大周尚在吏部，见官衔帖，怪问之。余语之故，大周曰：诸人亦太俗，乃欲向公处索事分耶。

　　大周先生尝语某曰：“我在南都，下榻以待者惟公一人而已。”故先生每来访，上午辄至，至午将吃饭始去。某造见亦然。每一遇，则亹亹论辩，留连不能已。旧规，凡小九卿之属见小九卿堂上官，皆侧坐。余欲执此礼，先生曰：“人生处世，岂无朋友？我与公，朋友也，幸勿以此处我。”

　　沈十洲转南祭酒，吏部推大周署翰林院印。某至通政司请先生到衙门署事，先生曰：“有公在，何须我往？”竟不至。后数月，全九山自北来掌院印。

　　余初至南京时，见五城兵马尚不敢用帷轿，惟乘女轿。道上遇各衙门长官，则下轿避进人家，虽遇我辈亦然。不三四年间，凡道上见轿子之帷幔鲜整仪从赫奕者，问之必兵马也，遂与各衙门官分路扬镳矣。其所避者，惟科道兵部各司官而已。盖因有一二巡城道长欲入苞苴，有事发五城兵马勘处，兵马遂为之鹰犬，即为其所持而莫敢谁何之。故托道长之势而恣肆无忌若此，乃知朝廷之体，皆为此辈人所坏。可惜可惜！

　　许尚宝仲贻言，吾幼年做秀才时，见亲识人家有事，则以几百钱谢兵马。今则大天平兑银子矣，大是可骇事。

　　余尝以除夕前一月偶出外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食盒塞道，至不得行。余怪问之，曰：“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余与各部诸公往来，初不见有此。一日，张一梧设客，客满座，余戏语之曰：“你们兵马司缺官，可容我翰林院致仕孔目权三四个月印否？”众皆哄堂。

　　南京各衙门长官，客至供茶，皆用瓷瓯。其燕客行酒，亦只是瓦盏。独盛仪制（唐）张兵马（凤冈），供茶用银镶瓯，行酒用银杯盘，此亦得之创见者也。

　　辛酉年，余移家来苏后，有人从南京来。余问之，皆言自贵处上海艾公在道，已上诸不法事大加禁革，今百姓已稍得息肩矣。盖天下之事未有极而不反者，极而不反则将奈何？然祛奸革弊亦自不易。盖非大有才力之人肯担当，能任怨不计毁誉，终不能了。

　　南都之事，有一至大而且要者尚未裁正。盖祖宗之法，特设立三法司。凡各衙门之事，干系刑名者即参送法司，而各衙门不得擅自定罪，无非详刑慎狱之意。今各衙门尚参送，而巡城有事径发兵马司取供。此则道中之新例，而非祖宗之成法矣。然事关科道，谁敢言之？

　　●卷十三史九

　　朝廷之官莫重於冢宰。冢宰贤，则百司得职，而天下之事理矣。余观中世以下，士鲜全才。其严於律己者，每伤于刻；其宽以应物者，常失之通。聪明者，见事速而短于持循；敦笃者，守法坚而缺于裁变。迟钝之士，可以固而有常，佻狡之徒，亦能权以济事。苟当其材，则尺寸之木皆适于用。若违其任，则虽合抱亦无所施。故必有崔琰毛玠之公，山巨源之识，然后可以无憾。魏刘邵作人物志，以九征论人。其言曰：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自非圣人莫能两遂。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若官人者，能以刘邵之言参之，则庶乎司其契矣。

　　皇甫司熏言，我初入仕途时，见吏部四司皆推有德望者充之。故其人必仪貌凝重，或神宇清澈者，与诸司官不同。今不问其人，但资性伶俐巧于进取者，即推吏部四司矣。昔日提学御史，必推有文名或科第高者充之。今不问其人，但御史肯开口讲道学者，即点提学矣。夫铨综群才，使贤愚各得其任。布列有位而庶务毕举者，此吏部事也。能明经术，养士气，使英贤辈出，以需朝廷他日之用者，此提学事也。故此二者所关最大，今乃若此，是孰司其咎耶？或势之所趋，虽贤者不能挽之也。

　　董幼海转北京吏部主事。北上时，过吴门见访，余语之曰：当今第一急务，莫过于重守令之选，亦莫过于守令久任。盖守令亲民之官，故缙绅辈凡有志与朝廷干事与百姓造福者，独守令可行其志。若迁转太速，则自中才以下，一切怀苟且之念。且初至地方，必一二年后庶乎民风士俗可以周知，今守令迁转不及三年，则是方知得地方之事，已作去任之计矣。故虽极有志意之人，不复有政成之望，亦往往自沮。及至新任一人，复是不知地方之人，如此则安望天下有善治哉？第二，考选科道，当于部属中推举，不当径用新行取诸人。盖取到天下推官知县，分置各部郎署，待一二年后，选其有风力者任科道，则在辇毂之下，与吏部声问相及，其人易知。且扬历中外，必老成练达，与新进骤至通显者不同。或者以为在京城则易于钻刺，恐长奔竞之风。人但知在京城者易于钻刺，而不知在外者物力殷盛，其钻刺尤易为力耶。况在内钻刺者显著而易张，在外钻刺者隐晦而难见。且往往由径路而进，骤至科道，上司虑其如此，大相假借，故皆恣肆无所顾忌，于政体不无有妨。第三，吏部诸公当日与天下士大夫相接。古人云：只须简要清通，何必插篱竖棘。今浇竞之徒，凡至吏部打关节者，岂相见时纳贿耶？尽是怀暮夜之金耳。则白书显然交接，有何不可？况与士大夫接见，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与之言论，或试之以事，或探之以情，则长短亦可立见。又因可以周知天下地方之利害，生民之惨舒，其有益于朝廷政体者甚大，又何必以闭关谢客者为得耶？幼海深以为然。惜乎在吏部不久，即转太仆少卿去矣。

　　宋世特重脏吏之罚。观《宋史》中，某人犯脏，诏于某处弃市者，盖不一书而足。故宋自南渡之后，虽偏安浙左，日有军兴之费，犹立国一百七十年。正以脏禁之严，百姓易于过活不思乱耳。

　　古称刑乱国用重典，故曰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孔子曰：“政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施之以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我太祖立国之初，当元季法度废弛，专用重典以肃天下，而人始帖服。今承平二百余年。当重熙累洽之后，士大夫一切行姑息之政，而祖宗之法已荡然无遗。苟不以重典肃之，天下必至于丛脞而不可为矣。则所谓纠之以猛，孔子岂好为苛刻者哉？

　　余历观前后郡县之政，大率慈仁与刚明者其得失常相半。盖慈仁之人，子惠黎庶，百姓家家蒙泽，此正牧民者之第一善政也。但一切姑息，则吏缘为奸，不无冤抑；而强暴恣肆，侵侮小民，亦有衔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则保奸养蠹，所害不小。若刚明之政，则奸宄畏威，豪石敛迹，野无冤鬼，狱无滞囚。其施设岂不截然可观？然方其震怒之下，一撄其锋，鲜不摧折。然亦有误及善类者，则使人亦自难当。故必有慈仁之心，以出其刚明之政，然后为纯全之治，而可与龚黄卓鲁方驾矣。然岂可以易言哉？

　　《书》云：“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此皆古圣人之言，载之于经。又以二事相对待而言，正以见二者之均为未善，元无毫厘差别。今之士宦，若咈人以从欲者，世犹以为不是。至于磨棱姑息，侥幸以取一时之誉者，举世皆以为是，失圣人之意矣。

　　今之抚按先生，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要将各项下脏罚银，督令各府县尽数籴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许其以穀赎罪。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下县五千，南直隶巡抚下有县几一百，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积至三年，即有二百余万矣。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则听於无灾县分通融借贷，俟来年丰熟补还。则东南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于财赋之地，永无南顾之忧矣。善政之大，孰有过此者哉？

　　周文襄公《年谱》与顾文僖公《傍秋亭杂记》，凡作吏于苏松而与有钱粮之责者，不可不人置一册于左右。

　　《荀子》曰：“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由今日论之，吾松之士大夫工商不可谓不众矣，民安得不贫哉？海刚峰欲为之制数度量，亦未必可尽非。但海性既偏执，又不能询谋谘度，喜自用，且更革太骤，故遂至于偾事耳。

　　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但只是有些风颠，又寡深识，动辄要煞癞，殊无士大夫之风耳。

　　海刚峰第一不知体，既做巡抚，钱粮是其职业，岂有到任之后，不问文田均粮，不清查粮里侵收，却去管闲事？

　　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然不知天下之最易动而难安者，人心也。刁诈之徒，禁之犹恐不缉，况导之使然耶？今刁诈得志，人皆效尤。至于亡弃家业，空里巷而出，数百为群，闯门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夺。吾恐更一二年不止，东南之事必有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风稍息。然人心动摇，迄今未定也。

　　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若善良百姓，虽使之诈，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风生事乎？然此风一起，士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之民，坐而待毙。则是爱之实陷之死也，其得谓之善政哉？

　　海老既去之后，复有辩本，疏中言今满朝皆妇人也。其言虽为切直，然岂可谓秦无人？夫卿相则雍雍，百僚则侃侃，古盛朝事也。岂有满朝之人，终日忿忿，为足以了公家事耶？且大臣去国，固自有道。岂有既斥之妇，依栖门庭，但去寻闹？古无此事，亦是不识体耳。

　　皇甫司勋子循尝语余曰：小时见林小泉廷■〈木昂〉为太守日。小泉有大才，敏於剖决。公余多暇日，好客，喜燕乐。每日有戏子一班，在门上伺候呈应，虽无客亦然。长吴二县轮日给工食银伍钱，戏子既乐于祗候，百姓亦不告病。今处处禁戏乐，百姓贫困日甚，此不知何故也。余应之曰：公奕叶簪缨，处通都大邑之中，所见如此，固不为异。余农家子也，世居东海上，乃僻远斥卤之处。自祖父以来，世代为粮长垂五十年。后见时事渐不佳，遂告脱此役，此髫龀时也。后余兄弟为博士弟子，郡县与监司诸公皆见赏识，此役遂不及矣。然尝忆得小时见先府君为粮长日，百姓皆怕见官府。有终身不识城市者，有事即质成于粮长。粮长即为处分，即人人称平谢去。公税八月中皆完，粮长归家平坐。至十月初又办新岁事矣。先府群每对人言，我家五十年当粮长，自脱役之后，绝足无一公差人到门者。盖以五十年内钱粮无升合亏欠也。此时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家，亦家富人足。日勤农作，至夜帖帖而卧。余家自先祖以来即有戏剧。我辈有识后，即延二师儒训以经学，又有乐工二人教童子声乐，习箫鼓弦索。余小时好嬉，每放学即往听之。见大人亦闲晏无事，喜招延文学之士，四方之贤日至，常张燕为乐，终岁无意外之虞。今百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无完衣，腹无饱食，贫困日甚，奸伪日滋。公家逋负日积，岁以万计。虽缙神之家，差役沓至，征租索钱之吏，日夕在门。其小心畏慎者，职思其外，终岁惴惴，卧不帖席。此於民情之休戚，世道之惨舒，君子可以观变矣。

　　正德十年以前，松江钱粮分毫无拖欠者。自正德十年以后，渐有逋负之端矣。忆得是欧石冈变论田加耗之时也，先府君即曰：我当粮长时，亦曾有一年照田加耗，此年钱粮遂不清。第二年即复论粮加耗，而钱粮清纳如旧。夫下乡粮只五升，其极轻有三升者，正额五升，若加六则正耗总八升。今每亩加耗一斗，则是纳一斗五升已增一半矣。夫耗米反多於正额，其理已自不通。若上乡，譬如正额三斗加六，则每亩该纳米四斗八升。今论亩加一斗，则是止纳四斗，已减八升。若是正额，四斗已减一斗四升矣。夫下乡增重，钱粮不清，亦自有说。若上乡减去已多，而亦每年不清，此不知何故也。盖周文襄巡抚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遂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待其相狎，则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作文襄年谱，所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盖不虚也。今为欧石冈一变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之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