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

　　日本议结球案牵涉改约暂宜缓允疏（附请调岑毓英督办台湾片）

　　（光绪六年）李鸿章

　　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臣李鸿章跪奏，为日本议结球案，牵涉改约，暂宜缓允，遵旨切实妥筹，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十月初四日奉上谕，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结琉球一案，又据右庶子陈宝琛奏，球案不宜遽结，旧约不宜轻改，当经惇亲王等酌议，宜照总理衙门所奏办理等因。钦此。仰见圣主审于驭远虚衷采纳，不厌精详，曷胜钦服。从前中国与英、法两国立约，皆先兵戎而后玉帛。被其迫胁，兼受朦蔽，所定条款，吃亏过巨，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厥后美、德诸国及荷兰、比利时诸小国，相继来华立约。斯时中国于外务利弊，未甚讲求，率以利益均沾一条，列入约内。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遂使协以谋我，有固结不解之势。同治十年日本遣使来求立约，曾国藩建议宜将均沾一条删去。及臣与该使臣伊达宗城往复商订，并载明两国商民不准入内地贩运货物，限制稍严。嗣后该国屡欲翻悔，均经驳斥。自是秘鲁、巴西立约亦稍异于前。诚以内治与约章相为表里，苟动为外人所牵制，则中国永无自强之日。近闻各国驻京公使，每有事会商，日本独不得与。其尚未联为一气者，未始不因立约之稍异也。至内地通商，西人以置买丝茶为大宗，赀本较富，稍顾体面。日本密迩东隅，文字语言略同，其人贫窘，贪利无耻，一闻此例，势必纷至沓来，与吾民争利，或更包揽商税，为作奸犯科之事。明代倭寇之兴，即由失业商人，勾结内地奸民，不可不防其渐。此议改旧约尚宜酌度之情形也。琉球原部三十六岛，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虽有十六岛，而周回不及三百里，北部中有八岛，早被日本占去，仅存一岛。去年日本废灭琉球，经中国屡次理论，又有美前统领格兰忒从中排解，始有割岛分隶之说。臣与总理衙门函商，谓中国若分球地，不便收管，祇可还之球人，即代为日本计算，舍此别无结局之法。此时尚未知南岛之枯瘠也。本年二月间，日本人竹添进一来津谒见，称其政府之意，拟以北岛、中岛归日本，南岛归中国。又添出改约一节。臣以其将球事与约章混作一案，显系有挟而求，严词斥之不稍假借。曾有笔谈问答略节两件，钞寄总理衙门在案。旋闻日本公使宍户玑，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球案，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臣愚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盖此系彼曲我直之事，彼断不能以中国暂不诘问，而转来寻衅。俟俄事既结，再理球案，则力专而势自张。近接总理衙门函述，日本所议，臣因传询在津之琉球官向德宏，始知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僻隘，不能自立，而球王及其世子，日本又不肯释还，遂即函商总理衙门，此事可缓则缓，冀免后悔。此议结球案尚宜酌度之情形也。臣接奉寄谕，始知已成之局，未便更动，而陈宝琛、张之洞等又各有陈奏，正筹思善全之策，适接出使大臣何如璋来书，并钞所寄总理衙门两函，力陈利益均沾及内地通商之弊，语多切实。复称询访球王，谓如宫古、八重山小岛另立王子，不止王家不愿，阖国臣民亦断断不服。南岛地瘠产微，向隶中山，政令由其土人自主，今欲举以畀球，而球人反不敢受，我之办法亦穷等语。臣思中国以存琉球宗社为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岛以封球，而球人不愿，势不能不派员管理，既蹈义始利终之嫌，不免为日人分谤，且以有用之兵饷，守此瓯脱不毛之土，劳费正自无穷，而道里遥远，音问隔绝，实觉孤危可虑。若惮其劳费，而弃之不守，适堕日人狡谋，且恐西人踞之，经营垦辟，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国之利。是即使不议改约，而仅分我以南岛，犹恐进退两难，致贻后悔。今彼乃议改前约，倘能竟释球王，畀以中南两岛，复为一国，其利害尚足相抵，或可勉强应许。如其不然，则彼享其利，而我受其害，且并失我内地之利，臣窃有所不取也。谨绎总理衙门及王大臣之意，原虑日本与俄要结，不得不揆时度势，联络邦交，洵属老成持重之见。然日本助俄之说，多出于香港日报，及东人哃喝之语，议者不察，遂欲联日以拒俄，或欲暂许以商务，皆于事理未甚切当。查陈宝琛折内所指日本兵单饷绌，债项累累，党人争权，自顾不暇，倭人畏俄如虎，性又贪狡，中国即结以甘言厚赂，一旦中俄有衅，彼必背盟而趋利，均在意计之中。何如璋节次来书，亦屡称日本外强中干，内变将作让之不能助我，不让亦不能难我，洵系确论。盖日本近日之势，仅能以长崎借俄屯兵船购给煤米，彼盖贪俄之利，畏俄之强，似非中国力所能禁也。岂惟日本一国，即英、德诸邦，及日斯巴尼亚、葡萄牙各国，皆将伺俄人有事，调派兵船，名为保护商人，实未尝不思借机渔利。是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夫俄与日本强弱之势相去百倍，若论理之曲直，则日本侮我尤甚矣，而议者之谋，若有相反者。臣之所未喻也。至若江苏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福州、厦门，均系各国通商口岸，日本即欲来扰既无此兵力饷力，必不敢开罪于西人。惟台湾孤悬海外，地险产饶，久为外人所窥伺，苟经理得宜，亦足以控蔽东南，应请庙谟加意区画渐收成效。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诚以洋务愈多而难办，外侮迭至而不穷，不可不因时振作。臣前奏明南北洋须合购铁甲船四号，其数断难再减，所有请拨淮商捐项一百万两，仅准户部议拨四十万，不敷尚多，应请旨敕令全数拨济各省关额拨海防经费，前经奏明严定处分章程，仍未如额筹解，倘再延玩，尚拟请旨严催。水师、电报各学堂，亦已陆续兴办，数年之后，船械齐集，水师练成，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始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又总理衙门虑及日本于内地运货，蓄意已久，转瞬修约，届期彼必力请均沾之益，或祇论修约，不提球案，恐并此南岛而失之。臣愚以为南岛得失，无关利害，两国修约，须彼此互商，断无一国能独行其志者。日本必欲得均沾之益，倘彼亦有大益于中国者以相抵，未尝不可允行。若有施无报，一意贪求，此又当内外合力坚持勿允者也。臣再三筹度，除管理商民、更改税则两条，尚未订定，应俟后日酌议外，其球案条约及加约曾声明，由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互换，窃谓限满之时，准不准之权仍在朝廷。此时宜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俟三月限满，倘俄议未成，而和局可以豫定，彼来催问换约，或与商展限，或再交廷议，若俄事于三个月内即已议结，拟请旨明指其不能批准之由，宣示该使。即如微臣之执奏，言路谏诤，与彼之不能释放球王，有乖中国本意，皆可正言告之者。臣料倭人未必遽敢决裂，即欲决裂，亦尚无大患。明诏既责臣以统筹全局，切实指陈，臣不敢因朝廷议准在先，曲为回护，亦不敢务为过高之论，致碍施行。若照以上办法，总理衙门似无甚为难之处，所有遵旨妥筹缘由，恭折由驿五百里密陈，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再，台湾一岛，孤悬海外，形势雄远，物产丰饶，内则屏蔽闽、粤、江、浙诸省，外则控扼日本、琉球、吕宋诸岛，即泰西兵商各船，由西南洋来者，必经台湾、厦门之间。故论中国海防者，当以台湾为第一重门户。自同治十三年，日本遣兵侵偪台湾生番，前督臣沈葆桢始议开辟后山番地，并奏明巡抚渡台督办。前抚臣丁日昌复详陈经画台湾事宜，措注颇有远略，乃自丁日昌病去，而台事渐少讲求。自改为督抚轮驻，而两年以来，未闻有渡台之举，绸缪未豫，何以弭外患而伐敌谋。臣尝谓东洋有事，台、澎实当要冲。该省督抚，内必得知兵有威望之重臣，随时亲临其地，相机筹布；何璟勒、方锜皆廉慎有余，才略不足。查贵州抚臣岑毓英，勋绩夙着，不避艰险，坚忍耐苦，足智多谋，倘蒙朝廷以海防为重，量移福建，假以事权，令其督办台湾防务，仍循春夏驻省、秋冬驻台之例，就地设法，筹饷练兵，久之必有成效。该抚于洋务虽少阅历，近来意气渐平，自滇案为英人所忌，亦知事关大局，不可孟浪。圣主时示以刚柔缓急之宜，当能虚心体会，练成边才。勒方锜条理精密，似于贵州地方善后为宜。臣因日本狡谋难测，台防关系紧要，不敢不献其愚，是否有当，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

　　覆陈球案倭约疏（光绪六年）张树声、裕宽

　　两广总督臣张树声、广东巡抚臣裕宽跪奏，为球案不必急议，倭约未便牵连，宜缓允以求无弊，遵旨切实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结琉球一案，又据右庶子陈宝琛，奏球案不宜遽结，当经惇亲王等酌议，宜照总理衙门所奏办理等因。钦此。仰见宸谟柔远，不辞刍荛之询，务出万全之策，钦服曷胜。窃惟日本贪狡无赖，虐球畏俄，其力不足以助寇，其性不可以恩结，李鸿章、陈宝琛诸臣，言之详计之审矣。至割岛以结球案，结案而涉改约，则理势明而利害见，皇太后、皇上可端拱而决策者也。琉球自明初尚巴志灭山南山北，并有中山，服事中国维谨，一姓相承，至今无改。宫古、八重山，皆南夷荒岛，亦于洪武间始属中山，不过岁修贡职，与三省属府之近隶宇下，衣租食税者不同。今中山残灭，别援尚氏之后，置之两岛之间，与土人则枝指骈拇，不相附丽。言立国则甲兵赋税，无可经营。倭伺其旁，颠危可待。其君既为中国所树，仍中国不了之事，目前暂图收束，后患正自无穷。夫日本无故灭球，中国以大义与之争论，彼曲我直，我不与彼决裂，彼难与我启衅。争论虽无就绪，终存光复之基。割岛不能自存，即斩中山之祀。此仅割两岛议结球案之非计，其理易明也。日本通商章程第三十二款，两国见定章程，嗣后若彼此皆愿重修，应自互换之年起，至十年为限，可先行知照，会商酌改。今已将届十年，原可知照商改，但我以利益与彼，彼亦当以利益偿我。若一国欲专其利，即与修约之义相违矣。况琉球一案，与中日通商，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彼既虏球君，县球土，因中国责言，始以无足重轻之两小岛来相搪塞。中国何负于倭，倭何德于中国，顾欲责备于中国之改约耶？彼则鲸吞蚕食之不已，复欲乘我之危机，我则兴灭断绝之未能，转又予彼以利益。五洲万国，盖不经见。此球案改约二事，断不能牵连并议；其理又易明也。从前洋务初起，与各国订立和约，其时在事臣工，多未谙外事，重以承平日久，武备空虚，所定条款，皆由欺诳挟制而成。盖多非理所有，而束缚于势者，自时厥后，中国讲求交涉利弊，造船筑台，练兵简器，所以力求自强者，非一朝夕矣，度德量力，虽不能争雄于欧土，亦何至受制于倭奴。且俄以伊犁饵吾立约，犹曰代中国收已失之地，今举而还之中国，不可无报称之谊也。倭以球案要吾改约，将何说之辞，无说而从之，恐不免短中国之气逐，生西人之心。此即舍理言势，而割岛改约之不可曲从，尤易明也。自古列国相交，往往以机智诈力相胜，恒视乎所以应之。倭人灭球已涉两年，屡与力争，迁延不决，今当俄事未定之秋，亟相催促，窥其隐私，未尝不虑中国或与俄修好，可乘备俄之力，问罪于倭，是其借端以逞大欲，或亦时急而后相求。如曰姑徇所请，联络邦交，虑适中其狡计，究其流弊，必有如陈宝琛所言，祸延于朝鲜，势蔓于巴西诸国。张之洞所言，环海万国，接踵效尤者。当时李鸿章与日本订立修好条规，于一体均沾之条，力持未允，诚如王大臣等所云，办理颇费苦心。此次巴西立约，亦多中国力占地步之处。此后各国修约，辩论有据，未尝非返弱为强之本。区区日本，乃欲一旦抉而去之，从此耽耽逐逐，相偪而来。外国尽争利便，中国无不吃亏，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困；日日自强而不足，一事自弱而有余。此利害枢机，不可不深长思也。总理衙门及王大臣等量敌审时，持重应变，诚老成谋国之经。臣等忝领疆圻，亦不敢卤莽灭裂，特念俄、倭强弱，相去悬殊，俄约转圜，中国亦当有自处之道。苟其一意孤行，诛求无厌，恐亦难必以玉帛而不以干戈。今倭之议结球案也，揆理度势，中国均无自处之道，熟权利害，似有未可迁就者。总之，日本视俄事为转移，俄局果变，倭必不因球案既结，而顾惜信义，俄衅不开，倭亦未必因球案不结，而遂起戎心。倘有万一之虞，或竟狡焉思逞，以北洋之力制之，固当恢恢游刃，粤省海口，虽以经费支绌，防备多虚，然以之御俄，则诚略无把握，以之御倭，必当勉与支持。见在俄约尚在未定，与倭人用支展之法，无可疑者，伏愿圣主审俄事之机宜，以为球案之操纵。其见定球案条约，及加约各款，限满虽当互换，批准权在朝廷，或届时未能斥绝，再集众思于廷议，博采舆论于疆臣，均无不可。英国戊辰新约，因商会议阻，至今未经交换；烟台条约，议定已越四年，亦尚有未经批准之条。事有成案，执此无可致诘，拒之不患无词也。至于中国筹防，自兹以往，不可一日复弛，惟望圣谟广运，统筹全局，中外一心，务令边海岩疆，裕其度支，宽其余力，责以简练营伍，造就人材，整齐船械，皆有屹然不摇之势，则所以复球者在此，所以服倭者在此，即所以驾驭泰西各国者亦无不在此。所有臣等遵旨妥议缘由，谨恭折由驿密陈，是否有当，伏乞圣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