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公书判清明集

十余年矣，淳佑二年，嗣佑始有词于县，谓当来止是抵当。初非正行断卖，意欲取赎。知县以唐昌风俗多有抵当之事，兼此地段，嗣佑于宝庆二年以十三千得之，不应于绍定止以七贯折价出卖，疑是抵当，勒令太应退赎。知县若能酌人情者。今太应坚不伏退赎，乃有词于府。初亦疑其健讼，反复看详，盖有说焉。官司理断交易，且当以赤契为主，所谓抵当，必须明辨其是非。嗣佑立契卖地之后，既卽离业，太应用钱得地之后，又卽过税，此其为正行交易较然。已越十年，一旦以抵当为词，十余年已印之赤契，乃意其为抵当，此太应之所以不伏也。若曰嗣佑买贵卖贱，则宝庆至绍定亦既数年，安知其直之贵贱不与时而高下乎？且在法，诸典卖田地满三年，而诉以准折债负，并不得受理。况正立卖契，经隔十余年而诉抵当者乎？富者多怀贪图之私，所当诛心，贫者每有屈抑之事，尤当加念。然官司亦惟其理而已。此必罗坞之山昔荒而今辟，昔童而今茂，嗣佑雅欲复还青毡。然正行立契，既已年深，过税离业，又已分晓，倘意其为抵当，而狥其取赎之请，将恐执契者皆不可凭，驾浮词者类萌侥幸。乡井有一等教唆之徒，哗然生事，而官司亦不胜其扰矣。欲帖县，只令何太应照绍定二年买到赤契管业，取陈嗣佑知委申，违坐以虚妄之罪。
〔一〕为富不仁者因立契抵当“因”，原作“固”，据上图校勘本改。

〔二〕嗣佑立契卖地之后“佑”字原脱，据上图校勘本补。

倚当
叶岩峰
照得叶渭叟身故，其家以干人入状，讼宋天锡、李与权脱骗交易钱。所谓脱骗者，非果
交易也。李与权之子李正大状称，先父元抵当田亩。所谓抵当者，非正典卖也。此邑风
俗，假借色物，以田为贽，必立二契，一作抵当，一作正典，时移事久，用其一而匿其一，遂执
典契以认业。殊不知抵当与典卖不同，岂无文约可据，情节可考邪？且李与权于嘉定十一年，将田三十三亩典与叶渭叟，计价四百五十贯，有宋天锡为牙保。以契观之，似若正典，其无抵当也。大凡置产，不拘多少，决是移业易佃，况三十余亩，关涉非轻，何不以干人收起田土，却以牙人宋天锡保抱租钱，已涉可疑。何况宋天锡亦将自己田契一纸相添抵当，有叶渭叟亲批领云：宋天锡与李与权为保借钱，将自契为当，候钱足检还。可见原是抵当分明。李与权因入三年租息，恐债负日重，于嘉定十三年冬还前项借钱，又有叶渭叟亲批领云：宋天锡与李兄送还钱共三百贯足，执此为照。书押尤分晓。较之原钱，今犹有未尽。李正大称，续有古画梨雀图障一面，高大夫山水四大轴，唐雀内竹鹊四轴，潭帖、绛帖各一部，准还前项未尽之券。虽无叶渭叟批领，据叶之干人供称，系庄干李喜收讫，可见还所借
钱、会分明。李与权入还钱、会之后。经今一十五年，已不管业，不收租矣。抵当之说，偿还之约，委为可信。向使李与权与叶渭叟尚皆无恙，必然了絶无争，何至留为子孙之灾。奈何先后一年而殂，两家主者各皆亡没。叶渭叟之寡妻当事，幼孙何知，必有主持门户者，往往检出此契，直欲认李正大之业。殊不思抵当之产，昨已还钱，十五年间既无词诉，今方欲管业责租，不亦妄乎！但有一说，原钱计四百五十贯，钱、会中半，李与权虽遗三百贯足，揆之半钱，已为过数，若以余钱入半会，方及三分之一，纵一图画、一法帖可以凑还，一欲价贱，一欲价贵，低昂不等，所以李有剩钱之语，叶有不直钱之说，两争终不絶。不若以图画、法帖取还其子李正大，仰自办原会未尽之数，还叶渭叟之家，使其借以钱、会，还以钱、会，尚何辞乎！
〔一〕叶渭叟亲批领云“云”，原作“去”，据上图校勘本改。
〔二〕何至留为子孙之灾“灾”，原作“莫”，据上图校勘本改。
〔三〕李与权虽还三百贯足“三”，原作“二”，据上图校勘本改。
争田业
伪冒交易
韩竹坡
莫君实之子梦回，同其所生母周八娘，诉论林榕假契盗卖其烝尝田。追到林榕，初执出所卖青梅园契以为证，继而知其田已转与赵孟錪，又据孟錪赍去莫君实卖契及林榕转卖与孟錪契。周八娘又执出君实临死遗嘱之文，乞与辨验君实押字笔迹。寻与点对，则契上君实押字，与遗嘱笔迹不同，可疑一也。唤到君实母亲赵氏，不特不认佥契，而赵氏当厅亦自能书写，笔迹亦自不同，有可疑二也。君实以淳佑十一年死，此契以十年立，契立于君实未死之前，似若可信，而印赤于宝佑元年，乃君实死后之三年也。大凡人家交易，固有未能授印，然契主一亡，便合投印，岂有印契于业主已死三年之后，此盖伪立于君实既死之后，以月日参差，而母亲之佥，亦是假伪而为之也。况交易传承，必凭上手与砧基簿，今其契乃云，所有砧基簿并上手契系叔晞孔收，今只凭赤契文关，如将来赍出砧基白契，更不行用。此说大为可笑，不知上手既为晞孔所收，却又凭何人赤契交关，若果有上手赤契，则林榕转卖，自当并缴，今当厅口称为孟錪所匿，而契上卽无声载，则是当来所谓赤契者妄
也。至于割税一节，尤可笑之甚者。君实之契则曰，从莫通判户割入赵知县户，若其税林榕已曾收入林司法户，则后来卖与孟錪，自当从林司户割出，今从莫通判户割出，则是莫通判之田，不曾变卖与林司法，林司法户亦未尝收莫通判税色。验之契字，纸迹不同，实赵氏不曾佥，委既无上手，又不割税，则是林榕虚立死人契字，盗卖莫通判产税与赵知县，为富不仁，一至于此。林榕勘杖一百，监钱还赵孟錪，田还莫梦回管佃。追到三契，毁抹付案。
〔一〕固有未能授印“授”，疑作“投”。
〔二〕今只凭赤契文关“文”，疑作“交”。

兄弟争业
吴恕斋
本县所断，佥厅所拟，一谓潘琮典与潘祖华田产，不应其弟潘柽立契断卖；二谓契后旋添同姓潘祖应，墨迹浓淡不同；三谓所添字迹，又在税契朱墨之上，其所执卖契，委难凭据，只合还潘祖应交钱取赎。以此三说折之，在祖华所当拱手退听。今县断既不伏而经府，府断又不伏而陈词，反复嚣讼，首尾四年，何健讼如此。切详祖华之词，则日潘琮、潘柽乃亲兄弟，虽是潘琮出典于兄弟未分之前，却是潘柽断卖于兄弟既分之后，盖此田系分在潘柽
名下，所以潘柽自行书契断卖，卽非盗卖潘琮之产。且潘柽不特断卖此一项承分田产而已，其卖住房、桑地与祖应，亦潘柽亲书契字，笔迹皆可比证。至于辨雪墨迹浓淡一节，则又谓墨迹虽不同，而笔迹与祖应今来所执契字实无异。祖华之词固未可尽信，但祖应初诉祖华不伏退赎山地、水田二顷，山地一顷，从之甚轻，水田一顷，争之甚力，亦有可疑。官司予夺，若不将两词究竟到底，则无以絶其诬罔之根。况潘柽既死，其亲书卖契在祖华处者容可以伪为，其亲书卖契在祖应家者却不可以伪为。于无可证验之中，此亦足以证验之。欲将潘祖华及一宗案卷契押下县，并索潘祖应原买潘柽住屋、桑地赤契，从公比对，如祖华、祖应两家所买潘柽字笔迹一同，则此田果潘柽已分之产，果潘柽自卖自书之契，在祖应不当执未分无用之簿，昏赖为潘琮之物，妄行取赎。若两家契字笔迹果有不同，则祖华断卖之契无往非伪，所合毁抹，勒令交钱退赎。如再不伏，解府科断。小人为气所使，惟利是趋，所争之田不满一亩，互争之讼不止数年，遂使兄弟之义大有所伤而不顾，官司更不早与剖决，则墙之祸，何时而已。定限十日结絶，申。

〔一〕不伏退赎山地水田二顷山地一顷从之甚轻水田一顷争之甚力“顷”，疑作“项”，否则后文说“所争之田不满一亩”，似不可解。
出业后买主以价高而反悔

韩似斋
李震卿同母倪氏，一月内以八石六斗种田卖卢兴嗣，断下价钱五百五十贯。卢兴嗣亲履亩为之打量，倩佃客为之佥认，先定租管业，而后立契交钱，卢兴嗣可谓防之周，审之熟矣。方其立约之初，卢兴嗣尚疑李震卿有反悔之意，遂令立文字，明言先悔者罚钱一百贯入官。则当来兴嗣买震卿之田，惟恐其不入手。卢兴嗣令震卿写契，明言别无卑幼，则卢兴嗣虽高价与之交关，亦其本情之所愿，非震卿套合牙人，以拐之也。已踰五阅月，不为不久，尚执白契出官，是自违契限，自先返悔，罪罚讵可轻责乎！今卢兴嗣为见论其卑幼之说不可行，近方经佥厅入词，论震卿有弟，年未及格。据震卿供称，其弟幼年已过房，承叔父位下物业，震卿承父分，与过房弟初无相关。兼卢兴嗣经府初词，并无震卿有弟卑幼之说，岂容逐旋枝蔓其词，眩惑官府。卢兴嗣明知震卿年已及格，而与之交关，经百五十余日，复以年未及格兴词。兴嗣昨赍白契到官，诘问其故，据口称所卖震卿之田，其价稍重，必欲监震卿原钱偿之。揆之人情法意，尤为不顺。大凡人家贫乏，不得已而后出业。使卢兴嗣反悔于六十日限之前，则李震卿所领交关钱，尚无恙也。今交关钱已半载，震卿为父营葬支遣，一孔未必有存，若勒备原钱，以偿兴嗣，则交关条法不立契限也。若卢兴嗣必欲取钱，则
震卿须再出业，纵低价而求售于富家巨室，知其交关，见兴词讼，必未有以钱应副之者，反以为重出业者之害。欲唤上李震卿同倪氏，当官责批还卢兴嗣，明言仰卢兴嗣凭契管业，如向后过房弟或有争执，仰震卿别抽己分田，照先来交管田段租额，抵还过房弟，不涉卢兴嗣之事，庶可以释其疑。欲并乞照示卢兴嗣，日下税契管业，如敢再词，烦紊使、府，乞先照责罪罚行，后依原约，庶以为嚣讼者之戒。
〔一〕所卖震卿之田“卖”，疑作“买”。

争田业

李行可执到三契，除洪观生亲书一契无可言者，后二契皆是吴膺自书，自保，自佃，又于抱租之批并与抱产，必非当时正行交关。意者吴膺在日，主掌洪氏计，借借于李氏者不一，此契当亦是抵典之契。但契归于李氏，印税已二十年，最后者已十七年，吴膺既死，李行可遂从其妻索欠交业。洪七娘者，一旦有不能甘，而又有洪宗起者，翼之兴词。幸其契原不出于父洪观生之亲笔，可指以为伪，虽出于夫吴膺之笔，又幸其已死而莫加之罪，遂诉之县。县不直之，又诉于州。然官凭文书，且涉年久，亦只当还李行可管业。洪七娘倘以为
伪，则是为伪者乃其夫也。况洪七娘于后一契亲曾着押，若欲诬以为旋被脱押，则又有其表兄许念一供证分明。洪观生无子，其家一付之女与婿，无缘吴膺与李行可交关，洪七娘有不预知者。前后词语反复，便自可见。然则其夫存，则相与为伪，以取人之钱，其夫亡，则自发其伪，以取人之业。妄一妇人，何乃变诈若此。洪宗起与观生户下，未问有无干涉，据其执到洪诚三契，于宗起无相关，于李氏见争田段四至又不相合，及其执到洪观生发付之文，显然出于宗起供状之笔，乃于别纸移取观生一押字，粘补欺罔，是其为奸之意甚深，而为欺之术甚浅。使其不惩，后不止与李行可讼而已也。自合送狱，根勘本情，重置于罚，姑从轻将洪宗起、洪七娘各勘杖六十，以惩其奸。李行可照契管业。发付伪约，毁抹附案。

余人放。
争田业

蒙备坐仓台行下孙、闾争田之说，委某究实。既亲诣地头供责，并参考两家干照公据等，照得闾丘辅之曾祖名绍，娶阿张为妻。绍存日生二女，名四二娘、四四娘，遗腹生一男，名继祖。是时阿张奉姑阿叶命，纳胡喆为接脚夫，抚养孤幼。不四年，胡喆又死。胡喆生二女，名胡四十娘、五十娘，亦早死。自后闾四二娘招蔡佾为赘，闾四四娘招曹叔训为
赘，皆阿叶命也。继祖长成，娶阿曹，生一男，弟九十，名璇，尚幼而继祖又死。阿张抚养璇复如初。淳熙年间，有族侄闾丘锜诉蔡佾、阿张犯义事，籍记家业。未几，阿张复陈于官，称自夫丧后，主掌家计，鞠养儿女，实为夫家增置田产，并为男继祖进纳告身，今子殁孙在，祖母合与不合与孙同居，及子孙卑幼，祖父母、父母在，合与不合拘籍。官司以其归闾丘家有年，而不离宗，遂给闾丘物业付阿张、阿曹掌管。以此观之，阿张于闾丘有再世保抱之功，且考之百年公据，亦未见遗腹子非阿张生者，又未尝见闾丘锜有诉孙大椿之文。今闾丘辅之诋毁曾祖母之恶，既斥不能守志，又谓遗子非其所出，且驾闾丘锜淳熙间所诉蔡佾之事于孙大椿。彼之设为此说，盖谓后夫不当用前夫物业，殊不知彼之所说，乃远年无凭之空言也。孙绍祖所执，乃数十年可考之契据。且以闾丘璇所卖之田言之，据孙绍祖赍到庆元元年赤契，闾丘璇亲书出卖石家渡等处水田五十亩，及桑园、陆地、常平等田，实有县印，监官印及招税凭由并朱钞可考。辅之则曰，非乃祖亲书，且出废契，以比笔迹。据孙绍祖称，曾于嘉定年间，将上件契内割出石家山田，卖与李文通，系是闾丘璇保契，又割大湾田，仍卖与闾丘璇为业，已行推税，岂有闾丘璇既卖复买，且为保契，乃非其亲书。辅之则称，大湾之田因族锜再诉于官，孙绍祖归其侵疆之半，和劝者只令作卖契书写。乃索李文通契，果有闾丘璇保契书押，辅之赍出赤契，亦果孙绍祖端行出卖，又已招回八亩税色讫。及询问其所
谓和劝人，则曰已为鬼籍，无从追问。夫如是，则官司只当以契据为证。且闾丘璇主契之时年二十有三，又三十二年而后死，中间或保着，或自卖，未闻有非亲书之说。璇死又二十四年，若子若孙乃以为非，可乎？方且出真伪莫辨之私约以为证，然嘉熙闾丘锜所诉之状，特一白纸耳，此外别无行移。孙大椿任状贴说之约，并李大亨退田等约，并皆片纸，何所考信？且据佃户等人供，皆称佃孙氏之田，纳孙氏之课。又以清射田地言之，将孙绍祖家淳熙十二年公据所具四至，参之辅之家淳熙八年官司给还物业地名公据，无一在者。辅之虽称别有公文在曹至大家，然又累索不到，不过展转。且自淳熙十二年至今，已经七十年，并皆孙大椿管业。闾丘璇自十八岁晓事，至死之日，凡三十七年，其时何不取索，必待璇死又二十四年，辅之父子方欲争夺，可不可也？虽山间有一改葬废穴，辅之指为其曾祖绍不用之坟。然今已百年，无证可考。惟孙大椿清射据内，有闾丘家坟禁五字，然凡闾丘姓者皆是，未尝专指为闾绍之废穴，亦诅容执此，遂以为自己之地乎！大凡田婚之讼，惟以干照为主。孙大椿请射买契，辅之为倚恃淳熙八年计知县公据一宗为张本，然参之胡氏请射之据，并无地名可考。至于其它片文只字，又皆真伪莫辨也，其可哉？吁！忘祖母再世保抱之恩，而诋其恶，讳其父亲书契约，以昧其真，是自诉其父祖，可谓于所厚者薄矣！论理，婚田自有年限，金科玉条，凛不可越。今其事几百年，又皆陈迹，亦且夺于非所论诉之时，是无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