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公书判清明集

父兄弟为直，以傅三七为曲。当职寻常听讼，未尝輙徇己见，惟是之从，尚恐祖主簿所言有理，遂委县尉定验。及县尉亲至地头，祖主簿欲以私干县尉，县尉不敢纳谒，祖主簿不胜其忿，将紧切邻人藏匿，公然用祖主簿条印封闭邻人门户，不容官司追唤。既而县尉见得俞行父所买山，去傅三七所买田，凡隔一堑，二山二处，判然不相干涉，祖主簿、俞行父、定国自知理曲，不伏官司定夺，辄用不洁，将傅三七新坟浇泼作践。小民买地葬亲，与行父、定国兄弟无相侵犯，始则假作保司朱记，假作究实，变白为黑，改东为西，中则买觅保司，共为欺罔，终则挟寄居以求必胜。且祖主簿姓祖，而干预姓俞、姓傅人之讼，无乃不干己乎？至于封闭邻人门户，将不洁泼人坟墓，此岂贤大夫之所宜为？建阳乃名教礼义之邦，诸老先生远矣，不可见矣，游郎中家居县后，无一事到县，无一事嘱时官；朱侍郎贵为从槖，每书常切切然恐干仆骗扰村民。祖主簿辈行不高于朱、游，名位不贵于郎从，遽有使豪恃气，武断乡曲之意，良由县令人微望轻，不能主张百姓，使村民被寄居屈压，空自愧颜而已。俞行父祖父将仕用钱三百贯，买刘德成田三坵、山十二段，委属可疑。大凡置田，必凭上手干照，刘德成形状有如乞丐，所卖田三坵、山十二段，乃是凭大保长凭由作上手干照，不足凭据，今亦未暇论此。但傅三七所买刘八四山，与俞行父山全无干涉，先给还傅三七管业安葬。行父、定国恃豪富压小民，挟寄居抗官府，各勘杖一百，拘契入案，追刘德成对上手来历，干
人责戒厉状。
〔一〕田三坵“坵”，原作“丘”，据明本改。下同。

揩擦关书包占山地
翁浩堂
方伯达、徐应辰所争冈头山，历时不决，今唤到各人赍出干照，得见方伯达亲叔方六乙将上件山出典与徐应辰之叔徐千四秀，千四秀有男名烨，见存。方伯达以祖坟在山，于嘉熙四年曾将钱八贯四百足，就元得业主徐烨边收赎，有徐烨当年钱领具载分明。领上明言，赤契检寻未见，方伯达将此领经官投印讫。徐氏之族既已得钱，不伏推业。有徐应辰者，乃徐烨之族弟也，事不干己，入脚争山，辄将祖上关书揩擦一行，填作二保土名四字，占人一亩之山，凑外段园山作一行，欲行包占。当厅令书铺辨验，揩擦改写，字迹晓然，又且外段园山四字，与簿上土名全不相应，只欲以二保两字，占人一亩之山。徐烨不伏出官，专使应辰到官强辨。若一房得钱，一房占山，而可以得志，则强有力者皆可以横行乡闾，而国法可废矣！徐应辰勘杖一百，关书附案，坟山还方伯达，照已赎回管
业。给榜示地头，催追未到四名。

〔一〕徐千四秀明本无“秀”字。
〔二〕二保土名四字明本作“二保两字”。
〔三〕占人一亩之山此六字据明本补。
〔五〕凑外段园山作一行“一行”，明本作“契”。
〔六〕揩擦改写“擦”与“写”两字，据明本补。

争山各执是非当参旁证

照得曾子晦与范僧争论山地，自有两项。一项鸡笼山，已经使、府结絶，不当复问，今来所争，却是宋家源头山。此山元是杨三六业，卖典范崇，契内具出四至分晓，载钱陆贯，乃绍熙九年十二月立契，至绍熙三年四月到官，此范僧之所据也。后来阿黄同男范僧将黄栀园并山卖与曾大机宜，载钱六贯二百文，却不曾具山之四至，以嘉定二年九月日请纸，于绍定二年八月投税，此曾子晦之所执也。在法：交易只凭契照。既是范僧同母亲将此山立契，卖与曾子晦，则既卖之后，寸土株木，自当还曾子晦掌业，纵有元契，岂可复用，在范僧夫复何说？诘其所争者，不无由焉，盖曾子晦所执之契内明言，男将风疾，无钱医治，自是范僧小时阿黄立契，范八依书，范僧亦置于其间。但曾子晦以为范僧亲签，而范僧以为不
曾签契领钱；曾子晦以为范僧亲领，而范僧以为不曾领。为曾子晦之说，以为当初果不曾立契，范僧何不争于三十年前，而却争于子晦既论之后；为范僧之说，则以为当初果曾卖与曾子晦，何为半年不肯把契出官，却先以假伪文书执出冒占。在法：典卖过二十年，钱主俱存，而两词枘凿如此，况书契之人并无一存，可以为证。本厅既难根究，何缘可得实情，故未免令两家在外和对，其意无他，亦以曾子晦乃得业之家，范僧乃失业之主，虽愚者已知其有郑、息之势，所以官司再三勉以虞、芮之成，盖欲彼此永絶讼根，免至频频紊烦官府耳。今两家既坚执所长，当职只得从公区处。盖宋家源之山，厥直甚微，而山上所植松杉之木，为利则甚伙。范僧未兴伐木之斧，此山固不知其孰主，范僧既卖木之后，曾子晦卽经官有词，是两争之意不在山，而在木也。反复两家之词，断之以平心之论，盖曾子晦以阿黄嘉定二年所卖立契而主此山则可，以曾子晦父知府所载宝庆元年支书而主此山则不可。缘支书所载之山，系土名宋家源，与宋家源头想是两处，况又是宋五山四至之中，又有一至范家山，不知曾子晦之与宋五交易，在阿黄之先耶，亦在后耶？唯是曾子晦当初不便将此契出官呈覆，却先把支书以为凭，宜乎范僧之哓哓不已，故官司以其支书者，并以此契疑之。外此又有一说，可以参证，据范僧之兄范八曾将黄栀园典曾子晦交易，建阳乡例，交易往往多批凿元分支书。曾子晦以为黄栀园及宋家源头山并不曾批凿，而范僧执以为只
是黄栀园曾批，而此不系卖过，卽不曾批。今范僧所分支书见留在使府司户厅，若是两项山园〔五〕俱不曾批，则曾子晦之说为是，此山合还曾宅管业；如是黄栀园曾批，则范僧之说为正，而曾子晦之契尤有可议。此本文字既难得参详，使、府严限，不敢有违，案具所拟事理申，取自使、府别委官点对结絶，庶得公当。契书合给还取领。

〔一〕乃绍熙九年十二月立契至绍熙三年四月到官
按绍熙无九年，“九”似“元”字之误，“绍熙三年”，明本作“绍熙十三年”，亦误。“十二月”，明本作“十一月”。
〔二〕典卖过二十年钱主俱存按此处文义不通，疑有阙文和误字。
〔三〕何缘可得实情“何”，明本作“向”，“可”，明本作“不”。
〔四〕典曾子晦交易“典”，明本作“与”。
〔五〕山园，明本作“山下园”。

经二十年而诉典买不平不得受理

吴生所诉范僧妄认墓山事，索到两家契照，昨送司户看详。据申范僧兄弟三人，长诚之，次元之，末位僧，开禧三年已立支书分析印讫。曾宅系于嘉定元年十月内买范元之鸡笼
山下之山，范七六为牙，涉三十余年。，卖主范元之已身故，无凭唤对，申府帖县，差无碍保正，再集邻从公勘会。今建阳县申，据保正常吉同邻人锺五九等称，范元之嘉定四年身故，卽无子孙。又称鸡笼山下有曾知府、卢安人、江孺人三坟三十余年，又有王家古坟，卽不曾见范僧有丧安葬在山。又称开禧三年，范僧经官分析范元之在日分得晚田，卖与夏秀才，园卖与华氏儿，黄栀园并山卖与曾知府宅。某照得所争之山，范元之卖与曾宅在嘉定元年，范元之身故在于嘉定四年，范僧今以淳熙三年之契〔一〕争理，谓山内有所养母阿黄及兄诚之两墓，曾宅又指为王氏古墓。但范僧不争于曾宅安厝之时，而争于曾宅陈论之后，今勘会卽无范僧有墓在山之说，曾宅掌业安厝既已年深，合还曾宅照契管业，所有山内见在墓穴，亦不许曾宅开掘。仍帖县照应，取台旨。奉王侍郎台判，诸典买田宅经二十年，而诉典买不明者，不得受理。曾知府所买范元之坟山三十年，若是范僧分业，何不于曾宅所买之时陈诉。况钱、业主俱亡，亦不在论理之限。门示范僧，余照佥厅所拟行。
〔一〕淳熙三年之契“淳熙”，据前一篇，疑为“绍熙”之误。
〔二〕门示范僧“门”，明本作“开”。
〔三〕余照佥厅所拟行明本无“行”字。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六

户婚门

赎屋

已卖而不离业

吴恕斋
阿章绍定年内，将住房两间并地基作三契，卖与徐麟，计钱一百五贯。当是时，阿章，寡妇也，徐鼎孙，卑幼也，律之条令，阿章固不当卖，徐麟亦不当买。但阿章一贫彻骨，他无产业，夫男俱亡，两孙年幼，有可鬻以糊其口者，急于求售，要亦出于大不得已也。越两年，徐十二援亲邻条法，吝赎为业，亦既九年，阿章并无一词。今年正月，忽同鼎孙陈词，当来只典与徐麟，不曾断卖，仍欲取赎。本县已令徐十二交钱还业。今徐十二又有词于府，称是徐麟见其修整圆备，挟曩年吝赎之恨，扶合阿章、鼎孙，妄以断卖为典，且缴到赎回徐麟

原买赤契三道。切详此讼，阿章既有卖与徐麟赤契，分明该载出卖二字，谓之不曾卖，不可也。经隔十有余年，若以寡妇、卑幼论之，出违条限，亦在不应受之域。向使外姓展转得之，在阿章已断无可赎之理。但参酌人情，阿章与徐十二为从嫂叔，其可赎不可赎，尚有二说。据阿章供称，见与其孙居于此屋，初不曾离业。倘果如此，则徐十二合念其嫂当来不得已而出卖之意，复幸其孙克自植立，可复旧物，以为盖头之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何忍迫之出外，而使一老二孤无所归乎！此阿章所以为尚可赎也。但又据徐十二供，阿章离业已久，只因徐麟挟雠，教唆兴词。若果如是，则又难堕小人奸计，以滋无根之讼。大率官司予决，只有一可一否，不应两开其说。但本府未审阿章果曾离业与否，难以遽为一定之论。今两词并不到府，暑天又不欲牵连追对，宗族有争，所合审处。欲牒昌化佐官，更与从公契勘，限五日结絶，申。

执同分赎屋地
吴恕斋
理诉交易，自有条限。毛汝良典卖屋宇田地与陈自牧、陈潜，皆不止十年，毛永成执众存白约，乃欲吝赎于十年之后。本县援引条限，坐永成以虚妄之罪，在永成亦可以退听。今复经府，理赎不已，若果生事徤讼之徒，所合科断。详阅案卷，考究其事，则于法意人情，尚
有当参酌者。大率小人瞒昧同分，私受自交易，多是历年不使知之，所以陈诉者或在条限之外，此姑不论也。永成白约，固不可凭，使果是汝良分到自己之产，则必自有官印干照可凭，今不赍出，何以证永成白约之伪乎？此又不论也。但据永成诉，汝良所卖与陈自牧屋一间，系与其所居一间连桁共柱，若被自牧毁拆，则所居之屋不能自立，无以庇风雨，此人情也。又据永成诉，汝良将大堰桑地一段、黄土坑山一片，又童公沟水田一亩、梅家园桑地一段，典卖与陈潜，内大堰桑地有祖坟一所，他地他田，不许其赎可也，有祖坟之地，其不肖者卖之，稍有人心者赎而归之，此意亦美，其可使之不赎乎？此人情也。使汝良当来已曾尽问，永成已曾批退，则屋虽共柱，地虽有坟，在永成今日亦难言矣。今汝良供吐，既称当来交易，永成委不曾着押批退，则共柱之屋，与其使外人毁拆，有坟之地，与其使他人作践，岂若仍归之有分兄弟乎！今官司从公区处，欲牒唤上毛汝良、陈自牧、陈潜，将屋二间及大堰有祖坟桑地一亩，照原价仍兑还毛永成为业，其余黄土坑山、童公沟田、梅家园桑地，并听陈潜等照契管业，庶几法意人情，两不相碍。陈自牧、陈潜既为士人，亦须谙晓道理，若能舍此些小屋地，非特义举，亦免争诉追呼之扰，所失少而所得多矣。
抵当
抵当不交业
吴恕斋
在法：诸典卖田宅并须离业。又诸典卖田宅投印收税者，卽当官推割，开收税租。必依此法，而后为典卖之正。徐子政嘉定八年用会二百八十千，典杨衍田七亩有奇，契字虽已投印，然自嘉定至淳佑二十有六年，徐卽不曾收税供输，杨卽不曾离业退佃，自承典日为始，虚立租约，但每年断还会三十千。以此观之，杨衍当来不过将此田抵当在子政处，子政不过每岁利于增息而已。杨衍死于宝庆元年，宝庆以前，杨衍岁以租钱还之，徐未尝有词，宝庆以后，杨衍之子王廷亦岁以租钱还之，间有少欠，徐亦未尝有词。至淳佑元年，徐始有词于县，理索王廷等每年租谷一千斤，自宝庆以后，总欠十八年，计一万八千斤，除入钱二百一十贯外，尽索未足谷数。夫子政理索未足租钱可也，一旦变钱为谷，近年荐饥，谷价腾踊，若以谷直计之，不知其几钱矣，何其不仁之甚邪！使当来果是正典，果是取谷，则后来谷价百倍于前，王廷等亦当还谷，而不当还钱。今既不曾受税，不曾管业，所以不曾收谷，其为抵当，而非正典明矣！兼二十六年内，杨衍既还钱于未死之日，王廷等亦还钱于其父既
死之后，初未尝一日还谷，何为独无一词？切观子政溪壑之欲，必以近年会价贱，谷价贵，故欲舍贱取贵。又否，则以王廷等尝经官取赎，姑欲张大其欠数，以抑遏之。殊不思有典必有赎，况初不曾过税离业，所典非正典，始不过以二百八十贯抵当，积累二十六年，取息亦不为少，嗜利何时而已。本县取后所断，勒令王廷、王烈除已还租钱外，再以新会六十千还之，仍照近元年除约束，备三分新旧会二百八十贯，赎回其父典契，已为允当，但起初不合以其抵当为正典，前后累判，并不曾剖析子政不过税，不过业，其为抵当，本非正条，无以杜
絶其希觊之心，故子政尚敢固执己私，紊烦官府。欲帖县，照已断示徐子政知委，再敢妄状，从条施行。

以卖为抵当而取赎
吴恕斋
乡民以田地立契，权行典当于有力之家，约日克期，还钱取契，所在间有之。为富不仁者因立契抵当，径作正行交易投税，便欲认为己物者亦有之。但果是抵当，则得钱人必未肯当时离业，用钱人亦未敢当时过税，其有钱、业两相交付，而当时过税离业者，其为正行交易明，决非抵当也。陈嗣佑于绍定二年八月，缴连先置三绍罗家坞山地赤契，作价钱七贯，立契卖与何太应。当时嗣佑既离业矣，太应亦过税矣。越五年，太应将契投税为业。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