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志

　　○《幼学指南钞》三十卷（残本）
　　日本古钞本，两面钞写，为蝴蝶装，四边外向。日本卷子以下，此式为最古，盖北宋刊本装式亦如此也。今存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第十八、第三十。又三册残本，不知卷数，一“宝货部”下，一“衣服部”，一“音乐部”，第三十卷为“鳞介虫豸类”，故知书止三十卷也。书法甚古，以日本书体纸质衡之，当是八九百年间物。每条有题所引古书，至六朝而止。细核之，盖从徐坚《初学记》钞出，而其文字则远胜今本，盖此从卷子本出也。
　　○《古钞蒙求》一卷（卷子改装本）
　　李瀚《蒙求》，《唐志》不著录，《崇文总目》始载之。按《唐志》有王范《续蒙求》三卷，则知必有李瀚书，传刻者脱之。日本所传本有二种：一为旧注本，即李瀚自注；一为徐子光补注本。自补注本行，而旧注本遂微。宽政十二年有龟田兴者，觉旧注本虽不出书名，而所引多逸闻逸事，知其必有根据，因复据传钞数本校刊之。谓：“范张鸡黍”出于谢承书，“贺循儒宗”出何法盛《晋中兴书》，“刘宠一钱”出司马彪，“李充四部”出臧荣绪，而旧注未举书名。徐子光不推究其根源，唯据范蔚宗书。唐修《晋史》，“私用芟祚，擅自增损”云云。所诋颇中其失。独怪李瀚作《蒙求》而自注之，当必原委粲然，如吴淑之自注《事类赋》，岂有不注所出，开学者饤饾之门，唐人无是也。余乃得此古钞本一卷，其原系用墨丝栏作卷子本，后乃裁断必摺本，字体古雅，墨色沈厚，绝似古钞《玉篇?放部》及卷子本《左传》，相其笔迹，当在唐宋间。有“祢家藏书”印，亦不知为何人。首李良《表》，《表》后题“天宝五年八月一日饶州刺史李良上《表》，良令国子司业陆善经为《表》，《表》未行而良授赞，事（疑当是‘受替’‘事’字下属。）因‘寝’”。次李华序，而不出华名，但题“《蒙求》本序”。下题“安平李瀚撰并注”。其序文又截“《周易》曰”以上不录。按李良《表》明称有李华序，此本截去之，当是钞者省略。首题“《蒙求》上卷”，自“王戎简要”起，至“蔡邕倒屐”止，盖通为上、下二卷。（各本并作“三卷”。）篇中每注皆出书名，（间有未出者，大抵皆习见事。）今略举其大者：序文王子渊《洞箫赋》及“马融铜柱”注，“渊”字并作“泉”，此足为唐钞之证。“杨震关西”引《东观汉记》。“博望寻河”引《汉书》，无“遂得支机石归”六字。（“支机石”事出《集林》。）“梁习治最”引《魏志》。旧注作“梁集”，误。“贾谊忌”引《史记》，无“字士休”三字。（旧注本有此三字，按《魏书》贾思“作”字仕林，当是不学者所增入。）“时苗留犊”引《魏略》。“大叔辨给”引《世说》。（旧注作“辨洽”，误。）“王忳绣被”引《益部耆旧传》。“孟轲养素”，注“浩然之气”，“浩”作“皓”，下有项岱曰：“皓，素白也，如天之气浩然也。”“南郡犹怜”引《妒记》。“崔烈铜臭”引《九州春秋》，“烈字休明”。（《范书》不载烈字。）“齐后破环”引《春秋后语》。“胡威推缣”引《晋阳秋》。“江淹梦笔”引《宋略》。（旧注引《南史》，与所引“授笔”事不符。）“蒋诩三经”引《三辅决录》。“西施捧心”引《庄子》。（旧注引《列女传》，亦非。）“孙寿折腰”引华峤《后汉书》。“灵辄扶轮”引《类林》。（旧注引《左传》，无扶轮事。《崇文总目》《类林》十卷，于立政撰。按：立政唐初人。）“逸少倾写”引《卫玠别传》。“澹台毁壁”引《搜神记》。“江逌爇鸡”引《晋中兴书》。“交甫解佩”引《韩诗内传》。“任座直言”不作“翟璜”。（注中翟璜与任座皆互易，足订今本《新序》之误，徐氏反据今本改题，大谬。）“苏韶鬼灵”引王隐《晋书》。（旧注引《三十国春秋》，当误。）“柳下直道”引《列士传》。（旧注误作《列女传》。《隋志》：《列士传》二卷，刘向撰。）“井春五经”引嵇康《高士传》。“顾恺丹青”引《续晋阳秋》。“丁固生松”引《会稽录》。“宁戚扣角”引《三齐略记》，无“中有鲤鱼长尺有半”八字。“庞统展骥”引《襄阳耆旧传》。“仇览栖鸾”引《陈留耆旧传》。篇中引《东观汉记》及《世说》尤多。凡所引，与旧注详略大异，不可缕举。余意此书在唐时必多童蒙诵习，乡俗钞写，惮其烦文，遂多删节。其后并所引书名略之，至宋徐子光不见有书名之本，但见其文与事与存书多异，又未能博考类书、传记，遂就见存书史换之，故往往有与标题不符。龟田兴虽觉其有异，然其学亦未博赡，不能一一注其所出。得此本始恍然李氏原书，卓然大雅，惜仅存上卷，不得为完璧耳。
　　又按：森立之《访古志》所载旧注《蒙求》凡三通，大抵皆删节之本，不足与此本取证。唯藤原贞幹《好古日录》载《蒙求》二通，第一通云，《蒙求》全一卷；第二通云，手迹纸色七百年以上之物。此二本其注与诸本不合，未知是卷子否，当与此本同记之，以俟后人访之。此亦足当逸书之一种也。
　　荐《蒙求》表
　　臣良言：臣闻建官择贤，其来有素；抗表荐士，义或可称。爰自宗周、逮兹炎汉，竞徵茂异，咸重儒术。窃见臣境内寄住客前信州司（各本下有“马”字，非。）仓参军李瀚，学艺淹通，理识精究。撰古人状迹，编成音韵，属对类事，无非典实，名曰《蒙求》，约三千言。注下转相敷演，向万馀事。瀚家儿童三数岁者，皆善讽读。谈古策事，无减鸿儒。不素谙知，谓疑神遇。司封员外郎李华，当代文宗，名望夙著，与作序云：“不出卷而知天下，（各本有‘岂’字，与后李华序不相应。）其《蒙求》哉！”汉朝王子泉制《洞箫赋》，汉帝美其文，令宫人诵习。近代周兴嗣撰《千字文》，亦颁行天下，岂若《蒙求》哉！错综经史，随便训释，童子则固多弘益，老成亦颇览起予。臣属忝宗枝，职备藩捍，每广听远视，采异访奇，未尝遗一才，蔽片善，有可甄录，不敢不具状闻奏。陛下察臣丹诚，广达聪之义；令瀚志学，开奖善之门。伏愿量授一职，微示劝诫。臣良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天宝五年八月一日饶州刺史李良上表，令国子司业陆善经为表，表未行，而良授晋，事因寝。
　　《蒙求》序
　　安平李瀚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随而释之，比其终始，则经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于讽习，形于章句，不出卷而知天下，其《蒙求》哉！以上卷子本无，以刻本辅。《周易》有“童蒙求我”之义，李公子以其文碎，不敢轻传，达识者所务训蒙而已。故以《蒙求》为名题其首。每行注两句，人名外传中有别事可记，亦此附之。虽不配上文，所资广博。从《切韵》东字起，每韵四字。
　　○《附音增广古注蒙求》三卷（古钞本）
　　此本缺李良《表》、李华《序》。首题“《附音增广古注蒙求》卷上”，下题“安平李澣撰注”。以“滕公佳城”为中卷，“陈逵豪爽”为下卷。与徐子光本不同。乌丝栏格，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又有层栏补释注中名物。相其纸质、笔迹，当为五、六百年间物。末有粘条云：“于时天文廿三年乙卯初秋下汗，一日大贯兴福禅寺于南窗下书■〈已上下下〉矣。□□年五十。”按天文乙卯当明嘉靖三十四年，此条纸色甚新，字体亦不类，必后来校者之笔。余得此书于向山荣，有“向黄村珍藏”印。其注多不著书名，盖亦旧注本经后人节删者。篇中亦间引《补注》。以享和元年日本所刻朝鲜本照之，虽不尽同，大致同出一源，盖又在龟田兴所祖本之后。然其所据，终多李澣原注，故亦往往有异闻胜于徐子光《补注》本。今就中、下二卷校之，（上卷已见卷子本。）“董永自卖”注文出《搜神后记》。（徐氏不知所出，引《后注》删后字。）“翟汤隐操”注文出《晋中兴书》。（见《世说》注，徐氏改引《晋书》，与标题不合。）“相如题柱”注文出《华阳国志》。（徐氏不知所出。）“老莱斑衣”引《高士传》，徐云旧注引《列女传》无“斑衣”事，知所见为误本。（《列女传》安得有此事。）“不占殒车”注引《韩诗外传》，今但见《新序》，《外传》不载，然不得谓旧注为误。大抵李氏所注，皆根据于故书雅记，龟田兴所云：“李瀚注《蒙求》时，如谢承、华峤等之《后汉书》，王隐、虞预等之《晋书》尚存，不得以范蔚宗之《后汉书》、唐太宗之《晋书》校之。”其语诚是。特以传钞者省其书名，徐氏以其与所见之书不合，遂谓传记无见，皆以见存书易之，往往有与标题不合者。
　　日本元化中，天瀑山人以活字收入《佚存丛书》，即此种也。然“吕望非熊”注引《六韬》，已改作“非虎”。按古钞旧注本皆作“非龙非彪非虎非熊非罴”，天瀑本亦据钞本，而与今本《六韬》同，又引《补注》以正之，抑天瀑所为耶？
　　按王观国《学林》云，《后汉?黄香传》不载扇枕事。陶渊明作《士孝传赞》曰：“黄香九岁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养，暑月则扇床枕。”李瀚《蒙求注》引《东观汉记》：“黄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今按《士孝传赞》出渊明本集。《御览》四百一十二引《东观汉记》云：“黄香字文疆，父况。举孝廉。贫无奴仆，香躬勤苦，尽心供养。冬无被袴，而亲极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温席。”据王观国所见《蒙求》，是引此文。（观国称《汉记》香字文孺，又谓事母，与《御览》亦不合。盖观国所见《蒙求注》亦有误。）而此《蒙求》旧注不书名，其所引乃渊明《士孝传赞》之文，可知南宋之初观国所见，尚是李澣原注。至徐子光所见旧注，已经后人改易。（徐子光既知旧注为陶渊明之说，又复漫引《后汉书》本传。）林天瀑、龟鹏斋并称旧注皆李瀚原文，亦未审。
　　又一通（旧钞本）首有《荐蒙求表》，次行题“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臣徐贤等奉敕撰”，再下顶格“臣良言”云云。表后有《蒙求序》而不题李华名。乌丝界栏上亦有层栏，无钞写年月，纸质、笔迹当又在前本之后。篇中亦间引《补注》文字，亦略与前本同。三卷共装为一册。首有“迷庵”印，又有“林下一人”印。按迷庵，市野光彦字也。又有“福山冈西氏藏书记”楷书印。市野、冈西皆日本好古士。按此本篇首题“徐贤”名，不可晓。据龟田兴刊本言，三春朝鲜本俱有徐贤名。森立之《访古志》所称容安书院本、宝素堂本亦有之，而享和所刊朝鲜本则无之。龟田兴疑徐贤为朝鲜人，所云“附音增注”即出于其人。又疑徐贤即徐子光之名，皆未详也。
　　○《蒙求补注》三卷（旧钞本）
　　首李华《蒙求序》，次《荐蒙求表》，下题徐贤官衔如旧注本，又次“臣良言”云云，又次子光序。篇首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卷上”，下书“安平李澣（古钞本“瀚”、“澣”错出）撰并注，徐子光补注”。按徐子光未详其人。《书录解题》始著录，称为八卷。《四库》著录称“《集注》二卷”，不题徐子光名，盖又后人所省略也。此本三卷，以“史丹青蒲”为中卷，“相如题柱”为下卷。（与旧注本不同。）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每卷题“南丰”、“元樟”等字，盖即森立之《访古志》所称宝素堂藏本。每卷有“小岛学古”叠篆印，又有“马氏溯源堂图书”八分书匾方印。《提要》于此书多误，今为辨之于下。李翰爵里虽未详，而首有李华一序，即李良之表亦明著天宝八年，（此二篇《提要》本想缺佚。）乃《提要》既引匡乂《资暇集》称“宗人瀚作《蒙求》”，知为李勉之族，又引《五代史?桑维翰传》有“好饮酒之李瀚”，定题为晋人，是并李匡乂亦晋人矣。最为矛盾。又云注虽“稍嫌冗漫，而颇为精核。如‘吕望非熊’句，以《六韬》原文无‘非熊’字，则引崔駰《达旨》以明之”，不知《六韬》作“非虎非罴”者，此宋以下之本也。按李善注刘越石《赠卢谌诗》引《六韬》正作“非熊非罴”。又云“‘周嵩狼抗’以《晋书》嵩传作‘抗直’，则引《世说》以明之”，不知旧注本引《世说》，（此当时俗语，卷子本如此，旧注本不出书名。）《晋书》改作“抗直”，已失当日对母之意。徐氏既知“狼抗”出《世说》，乃先引《晋书》，而以《世说》证之，正其好改旧文之失。又云“‘燕昭筑台’以《史记》乃筑宫非筑台，则引孔融书以明之”。按卷子本引《春秋后语》本作“筑台”，（旧注引《史记》作“筑台”。）非《史记》也。又云“胡昭投簪”，以本传无“投簪”字，则引挚虞所作《昭赞》以明之。按卷子本及旧注本皆《昭赞》，非徐氏所补也。又云“‘赵孟疵面’、‘子建八斗’、‘申屠断鞅’、‘龙逢版出’、‘何谦焚祠’之类，皆疑以传疑”。（《补注》俱直引旧注未得所出。）今按“赵孟疵面”出王隐《晋书》。（见《御览》三百六十五。）“子建八斗”出《南史?谢灵运传》。（此非僻书，何亦不能检出？）“龙逢版出”原注引《论语阴嬉谶》，此事稍隐，然亦见《文选》任彦升《百辟劝进笺》注文。又谓“‘江革忠孝’事见《南史》，非后汉之江革，此说本《野客丛书》”。（《琅琊代醉篇》袭之。）按卷子本原注引《东观汉记》：“江革字次翁，忠臣孝子之称行天下”云云。是本有“忠孝”二字，不必以《后汉书》作“巨孝”为疑。唯“申屠断鞅”、（疑出《东观汉记》，按《初学记》十八引周斐《汝南先贤传》曰：“建武八年，车驾西征隗嚣，郭宪谏曰：‘天下初定，车驾未可以动’。宪乃当车拔佩刀断车鞅”云云。《后汉书》作“断鞅”，疑本一事，而传者分属之。蔚宗采《先贤传》入《郭宪传》中，遂于《申屠刚传》不载此事。）“何谦焚祠”（何谦附见《晋书?谢玄传》，不言其“焚祠”事，当在十八家《晋书》中。）未知其原耳。又云“‘颜叔秉烛’注，事出毛公《诗传》，今《诗传》实无此文”。按今《诗?小雅?巷伯传》实有此文。又云“刘恢倾酿”（《补注》据《晋书》改作‘刘惔’。按《世说》本作‘恢’，《文选》任彦升《王文宪集序》注引臧荣绪《晋书》亦作‘恢’，今本《晋书》作‘惔’，恐误。）“误读《世说》以‘倾家’之‘倾’为‘倾酒’之‘倾’”。此说亦本于《老学庵笔记》，谓“欲倾竭家财以酿酒饮之”，引山谷诗“欲倾家以继酌”为证。不知“倾家酿”何等直捷酝藉，乃增成倾家财以酿酒，迂曲少味矣。山谷诗翦截为句，亦非务观之意。《提要》乃谓徐氏失于订正，何耶？至于“毛宝”、“韩嬉”二事，原题亦未为大失，不足为李氏病。“纪瞻出妓”事见《世说》，徐氏云“今本不载”，《提要》非之，是已。按此书“何晏神伏”、“周镇漏船”、“许洵胜具”，旧注并引《世说》，徐氏皆云“今本无载”，其实三事今本《世说》皆有之。“渊明把菊”注引“白衣送酒”事，此出《续晋阳秋》。（见《书钞》一百五十五，《初学记》十一，《御览》三十二、又九百十六，《事类赋》五。）徐氏不能引，但以《南史》、《晋书》无“白衣”字，遂于引《南史》后增“一云”一段，足知其陋。大抵徐注凡见于正史者，即以易旧注，其不见正史者，即不能博采传记证明之。自序称“旁求百家，穷本探源”，特大言欺人耳。《提要》以博赡推之，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