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会要

成化十一年八月，取巡茶御史还京，仍差行人二员。(《大政记》。 )十二年五月，停四川禁茶行人，以按察司官领之。(同上。 )
嘉靖九年，行人杨爵使王府还，上言：“臣奉使湖广，睹观民菜色挈筐，操刀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尽复於今，何补老羸饯寨之众？。”奏入，被俞旨。(《杨爵传》。 )
◎钦天监(元太史院。 )
乙巳七月壬午，置太史监，以刘基为太史令。吴元年十月丙午，改监为院，仍以刘基为院使。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徵元太史张佑、张沂等十四人。改太史院为司天监。二年二月，徵元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议历，兼设回回司天监。三年六月甲子，改为钦天监。设令一人，丞一人。二十二年，改令为监正，正五品；丞为监副，正六品。三十一年四月丁丑朔，罢回回钦天监，以其历法隶本监。(《职官志》，《大政记》。 )
洪武六年，令本监人员不许迁动。子孙止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王圻《通考》。 )
永乐元年，谕吏部：“凡钦天监正、佐官，岁满不考核，著为合。”上以钦天监职占候，非常调官，故有是命。(《大政记》。 )
天顺四年闰十一月丁巳，以月食失占，下礼部侍郎掌钦天监事汤序於狱。上谓李贤曰：“月食人所共知。钦天监失於推算，以致救护不行。”因言：“序掌监事，遇有灾异多隐蔽不言。天文吉凶，必详言以进，朝廷正欲知灾异，以见上天垂戒，庶知修省。今序如此，岂为臣尽忠之道？”寻贬序秩。(《昭代典则》。 )
正德元年，五官监侯杨源言：“自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动摇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静，今仍动摇。其占曰：‘人主不安，国有忧。’意者陛下轻举逸游，以致然也。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璇，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宠则不明，广营宫室妄凿山林则不明。第三曰天机，不爱百姓杂兴征徭则不明。第四曰天权，号令不当则不明。伏愿陛下祗畏天戒，安居深宫，绝嬉戏，禁游畋，罢骑射，停工作，申严号令，毋轻出入，抑远宠幸，裁节赐予，亲元老大臣，日事讲习，克修厥德，以弭灾变。”报闻
二年，源上言：“自正德二年来，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东或西，往来不一。乞收揽致柄，思患豫防。”盖专指刘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学为忠臣。”源厉声曰：“官大小异，忠一也。”(已上《杨传》。 )
◎太医院甲辰四月，置医学提举司。丙午六月壬子朔，改为太医监。
吴元年九月辛卯，改监为院。设院使、院判、典簿。(《大政记》。 )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六年，置御药局於内府，始设御医。(《职官志》。 )十四年八月癸未，定设太医院令一人，丞一人。二十二年二月癸巳，复改令为院使，正五品；丞为院制，正六品。(《昭代典则》。 )
凡医家子弟，旧例，选入本院教习医术。弘治五年，奏复行之，举堪任教师者二人教习。
凡本院院使、判、御医，日於内府御药房分两班轮直供事。凡医士俱以父祖世业代补，或令在外访保医官医士以充。其精通医术者，本院奏进御药房供事。(已上王圻《通考》。 )
弘治中，吴杰以善医徵至京师，试礼部高等。故事：高等入御药房，次入太医院，下者遣还。杰言於尚书曰：“诸医被徵，待次都下十余裁，一旦遣远，诚流落可悯。杰愿辞御药房，与诸人同入院。”尚书义而许之。
嘉靖初，许绅供事御药房，累迁太医院使，历加工部尚书，领院事。二十年，宫婢杨金英谋逆，以帛缢帝，气已绝。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帝德绅，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及卒，赐谥“恭僖”，明赐医者官，最显止绅一人。(已上《方伎传》。 )
十五年，改御药房为圣济殿。又设御药库，诏御医输直供事。(《职官志》。 )
二十一年五月，以夏疫，舍太医院及顺天府惠民药局，措置药物，散给居民。(《实录》。 )○上林苑监(元上林署。 )
洪武二十五年十月癸亥，议开上林苑，度地城南。比图上，太祖谓：“有妨民业。”辽止。永乐五年三月，始置上林苑监，设良牧、蕃育、嘉蔬、林衡、川街、冰鉴及典察左右前後十属署。洪熙元年，并为蕃育、嘉蔬二署。宣德十年，始定良牧、蕃育、林衡、嘉蔬四署。(《职官志》。 )
正德中，增设上林苑监督至九十九人，侵夺公私地无算。世宗即位，命留十八人，如弘治时。巳复传奉至六十二人。户部尚书孙交乞汰如初，且尽归侵夺地。报许。(《孙交传》。 )
五城兵马司(元大都路兵马都指挥司。 )
太祖丙申七月，置兵马指挥司，设都指挥、副都指挥，知事。寻改设指挥使、副指挥使。各城门设兵马。洪武十年，改为指挥、副指挥。革知事。二十三年，定为五城兵马指挥司，正六品。俱增设吏目。建文中，改为兵马司。改指挥、副指挥为兵马、副兵马。永乐元年，复旧。(《职官志》。 )
洪武元年，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时其物价。(同上。 )永乐二年二月，设北京兵马指挥司。(《大政记》。 )
成化十二年七月，北城兵马司吏目文会条陈荆襄流民三事，下原杰斟酌处置。(《昭代典则》。 )
嘉靖四十年闰五月庚寅，诏巡视五城御史，每年终，将各城兵马指挥会本举劾。(《大政记》。 )
隆庆四年，议准五城兵马司，以科目出身有司，年壮有志者升除。其迁转视两京知县，听巡城御史考察。
五年，议准兵马副指挥吏目，以在外府卫首领，州县佐贰首领，有才守者升补。
万历二年，题准兵马指挥缺，或以副指挥有资望者升补，或贡例监生考除。副指挥吏目，仍以贡例监生考除。(已上《会典》。 )○顺天府(元大都路都总管府。 )
洪武二年三月癸丑，置北平行省。九年六月甲子，改为北平布政司，皆以北平为会府。永乐元年二月戊申朔，改为顺天府。十年三月甲寅，升为府尹，设官如应天府。(《职官志》。 )以知府张贯为顺天府尹。(《大政记》。 )
景泰间，王贤为顺天府尹，尝以柴炭为民病，言於大司空石璞曰：“京民劳疲极矣，今采运夫役与其、保诸郡等，无乃不可乎？”璞默然，为递减之。又惜薪中贵纵其下非法陵府属，叱跪於廷。贤闻，趋至，欲缚其人以闻。主者固谢，乃已。景泰间，再疏乞休。上曰：“年七十，礼当致仕。然京畿亢繁，非尔不治。”英宗复辟之初，顾谓近臣曰：“府尹如贤者，何可得哉？”(《续通典》。 )
京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复与外察。嘉靖间，应天治中庞嵩谓非体，疏请止之。遂为永制。(《庞嵩传》。 )
嘉靖四十三年，顺天府尹刘畿言：“提编之弊，逾於正额。臣阅本府所属州县，夏秋两税，额折银不过十万九千有奇。而额外加编，乃至十一万二千六百两有奇。密迩辇毂之下，采办加派之不常，添借劝设之无已，是以大、宛二县有全里逃亡无一丁者，有余二、三户者。今当编均徭之期，宜令各州县官，先将境内丁田核其原额而正其欺隐，差役究其因革而裁其亢滥，然後按丁粮之等第，为赋役之重轻。务使差徭平一，不得额外滥编。”疏入，下所司查核以闻。(《通纪》。 )
◎应天府
洪武三年八月戊子，改应天府知府为府尹，秩正三品，赐银印。升知府蔺以权为之。(《大政记》。 )
永乐二年十二月戊寅，上闻中官於应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宝等责曰：“尔职牧民，当体国家爱民之意。宦者擅役民，略不之拒，又不以告。以肤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尔，若复蹈前非，必珠。(《通纪》。 )
宣德九年正月，应天府邝奏本府与部院各御史礼仪。从之。(《大政记》。 )○僧道录司(元宣政院 )
洪武元年正月，立善世、元教二院。四年十二月，革。五年十二月，给僧道度牒。六年八月，度僧道九万六千余人。十五年四月，置在京僧录、道录二司，外曰僧纲、道纪。(《史概》。 )
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上以僧道日多，蠹财耗民，莫此为甚。乃诏天下府州县止存大观寺一，僧道并处之。非有戒行通经典者，不得请给度牒。又禁女子年四十以下为尼者。并著为令。(《日知录之余》。 )
十一年，建神乐观於郊祀坛西，设提点、知观。(《职官志》。 )
十七年闰十月癸亥，礼部尚书赵瑁言：“自设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僧尼巳二万九百五十四人。今来者益多，其实假此以避差役。请三年一次出给度牒，且严加考试，庶革其弊。”从之。(《日知录之余》。 )
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不得出家。(《职官志》。 )
二十五年闰十二月，命僧录司造周知册颁天下。(《大政记》。 )
二十八年七月，有道士以道书献。太祖却之，谓侍臣曰：“彼所言者，非存种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焉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将跻天下生民於寿域，岂独一已之长生久视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世法录》。 )
文彬按：太祖汰黜僧道，禁令颇严。其後以僧宗泐等数至禁中，为所惑。而吴印、华克勤之属，擢至大官，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给事中陈汶辉疏谏，不听。大理寺卿李仕鲁力谏，竟ㄏ死阶下。逾数岁，始知诸僧所为多不法，下诏清理二教，又却道士之书。虽见太祖悔悟之速，夫亦汶辉、仕鲁之言，有以感动之也。然正德之封佾法王、国师，嘉靖之拜道士尚书等官，安得谓非太祖有以开其渐哉？
十月己未，舍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职官志》。 )
永乐五年正月，直隶浙江诸郡军民子弟私披剃鬓为僧，赴京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上命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日知录之余》。 )
十六年十月，定僧道常额及限年之禁，榜谕天下。(《大政记》。 )宣德十年，禁僧道私自簪及妄言惑众者。(《会典》。 )
正统五年，度僧道二万余人。未几重修大兴隆寺，延崇国寺僧主之。帝亲传法称弟子。公侯以下，趋走如行童焉。
景泰二年正月，度天下憎道。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诏停之。至是，太监兴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于谦谏，不省。(已上《三编》。 )
弘治中，尚书马文升奏：“定制：僧道，府不过四十名，州不过三十名，县不过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额设增三万七千九十余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万；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余万；共该五十余万。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计之，共该米二百六十余万石，可足京师一年岁用之数。况又不耕不蚕，赋役不加，则食之者众而为之者少。其军民壮丁私自披剃而隐於寺观者，又不知几何。创修寺观遍於天下，妄造经典多於儒书，败化灭伦，蠹财惑众。自京师达四方，公私之财耗於僧道者过牛。若不严禁，将来游食者何有纪极？乞敕礼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寺观若干处，僧道若干名，除额度之数外，多若干名。如果关有度牒，难以追夺，明白具奏，不许额外再度僧道。至额数不足之时，方许该有司具给照数起遥关给度牒。敢有故违，再言度僧道者，许科道纠劾孥问。仍通行各抚按等官，督责有司，严加查勘。但系新修寺观，即便拆毁并於古刹大寺观。其中有原无度牒行道童，即令还俗当差。违者治罪。”(《明臣奏议》。 )
◎宦官
吴元年九月丁亥，置内史监，寻改内使监、御用监。(《职官志》。 )
洪武二年八月己巳，定内侍官制。谕吏部曰：“朕观《周礼》，暗寺不及百人。後世多至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此辈所事，不过供洒扫、给使令而已。若求善良，百无一二，用为耳目郎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但当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态，畏法则检束，自不为非也。”(《昭代典则》。 )
文彬曰：自来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之周。再传而法制尽隳，酿成祸本，以致覆国。论者咸咎成祖阶之厉，而不知太祖实未得所以制之之道也。夫宦寺之利一而害百，虽庸暗之主知之。而卒不能使左右无供奉给役之人，则将何道之从？，曰：求所以制之可耳。《周官》内小臣、阍人、寺人、内竖之属，皆内宰统之，上隶於冢宰。以冢宰相总辖，而又有内宰之禁令，行乎其闻。使君无私昵，下无私干。故历八百载，未闻有阍寺敢为不义者，宰相制之也。西汉制犹近古，三公总九卿，而少府之官，内臣皆属焉。佞幸如邓通，小有不谨，申屠嘉得召而斩之，权在故也。东漠以後，不然矣。自是迄於唐、宋，宦官之弊，无代无之。非无英君谊辟，殷为防闲，而卒阴受其沈毒，而莫之觉，总由於制之不得其道也。明初，内官悉隶礼部，(见《叶钊传》。 )旋即更制。正德中，主事叶钊疏请易置司礼，仍隶之部，武宗不能从。向使初制不更，若辈有所钤束，何得暴横至此？太祖惟虑相权太重，罢中书省，散政六部。鳃鳃然内官是禁，又不求所以闲制之方。一家之中，既夺冢子之柄，欲使狡奴黠婢无乘闲用事，以蛊惑其父母，得乎？虽洪、宣後，阁体稍崇，而权既盛，势不相摄。甚且有阁臣甘为其腹心鹰犬，而不以为羞者。积重难返，势使然也。洪惟我朝法度严明，以太监隶内务府，默体成周遗制。二百余年未闻奄寺敢违法纪，真万世良规也。益叹明祖之不揣其本，虽三令五申何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