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庐杂录

　　李富孙《书〈潞水客谈〉后》，《潞水客谈》一帙，明贵溪徐贞明所著。以西北之地，泉深土泽，皆可成田。而萑苇弥望，尽旷废之。议兴水利，垦辟疏引，如南人圩田之制。噫，徐子之议，牧养斯民之急务也。水利之说，三代无有。盖井间有沟，成间有洫，同间有浍，以时其蓄泄，故无水旱之虞，不必有水利之名也。自秦人决裂阡陌，古制荡然。后之智者，各因川泽之利，引水溉田。郑、白之渠，人称其功，而水利之说以兴。自后人兴其利，莫不变荒瘠而为膏腴焉。元徙都燕地，始仰食于东南。漕运之苦，有不可胜言者。而西北之地，鞠为茂草，未有知垦以成田。当时虞文靖议开京东濒海之田，极措置之详。事阻不行。及至正间，海运不继，始议举行，而国势已莫之救矣。明嘉靖中，汪钅宏奏云：“三代之时，皆建都西北，未尝仰给东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处，皆为列国。其时干戈ㄈ扰，亦未尝取他邦。良以沟洫之制尚存，故旱潦有备，国用常充。”其言诚当。徐子阅历山海京东数处，如指诸掌。为工科给事中，尝请兴西北水利，未果行。及累谪太平，犹对客谈其疏之所未竟。为《西北水利议》，亦名《潞水客谈》。还朝，给事中王敬民荐之。会巡抚张国彦方开水利于蓟，遂命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先议于水平等处募南人为倡，明年二月，已垦三万九千余亩。又遍历诸河，周览水泉分合，将大行疏浚。而宦寺勋戚之占田者，争言不便，遂罢。至崇祯十五年，曾颁是书于户部，令议兴复水利，而已无及矣。噫。徐子之议，因势利导，实有裨于民。当今之时，有能举行之者，垦荒闲之地，疏水泉之利，如南人田而耕之。一亩数钟，可得谷岁倍万万。则西北之民，可致赡给而称富饶，东南百万之漕，亦可省已。民力有不大纾也哉。竹坨先生诗云：“东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泉源弃尚多。”盖亦有慨乎此也。按贞明字孺东，贵溪人，隆庆五年进士。盛柚堂先生问《水漫录》，载是议颇详。谓言水利者不可不知，故备识于此。

　　贺详《西北水利议略》：“当今经国︳谟，其大且急，孰有过于西北水利乎？虽然，概行之则效远难臻，骤行之则事骇未信。盖西北皆可行也。盍先畿辅，畿辅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京东永平之地，京东永平皆可行也。盍先之近山濒海之地，近山濒海皆可行也。盍先之数井，以示可行之端。则效近易臻，事狎人信，又恐其难遥度也。则又裹粮属二三解事者，走水平濒海近山之境，相度经略，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详，始信其事必可行。惜乎未有举其议而实见诸行者。”中叙行之利凡十四，词甚详赡。并言久而不行者，一难于得人，二惮于费财，三畏于劳民，四忌于任怨，五狃于变习。终言井田之法，非独为均田制禄，所以阴寓设险守图之意。与果亲王《屯田论》立义同。

　　许承宣《西北水利议》：“天下无无水之地，亦无不可以溉田之水。古者众建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时称沃饶者，率在西北，不闻其仰食东南也。鲁僖十三年，晋乞籴于秦。明年，秦乞籴于晋。又明年，晋饥，秦伯饩之粟。盖天行远不过千里，故告饥于邻封，即粟行五百里之意也。夫西北之所以沃饶者，以沟洫之制未坏也。水之流盛于东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无害。其或有害，则不善用之之过也。”义云：“行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即东南之岁漕可渐减。国家漕运，岁费镪四百余万，仅得米四百余万石。比民间中岁之直已过之，而民之加折增耗不与焉。况乎河漕大臣，下至闸务诸冗职经费，以及每岁治河所需椿木麻柳薪刍等费，尤不可胜计者哉。又况东南亢稻之田所资以灌溉，率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腾冲激，时有漂土没稼之患。未町常恃以实西北。岂若治其上流，开沟洫以行水，筑堤岸以障水，为梯田以受水，浚陂池以潴水，桔槔以导其出入，闸坝以时其启闭，有全利而无小害也哉。是则燕、豫、秦、晋、齐、鲁，皆可通行，不必虞集之京东濒海也，不必脱脱之河间、保定、密云、顺义也。将见所在皆腴壤。东南漕粟，可尽改为折色，民无兑粮之费，不蠲赋而筋力以舒。国家岁省四百余万之金，不烦输将而天庾常满。亦何惮而久不为也。”

　　《靳文襄公生财裕饷第一疏略》：“臣维我国家车书一统，薄海内外，莫不尊亲。自唐虞迄今，幅员之广，无如我朝为最。夫地方既如此之大，宜乎财赋日增。贯朽而粟腐矣，乃司农犹鳃鳃焉患兵饷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地方十里，为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顷。地方百里，为方十里者百，有田五万四千顷。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万顷。依王制所载山林陵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计之，凡方千里之地，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或其间有种棉花蔬果菠荷药饵之类，以其非系五谷，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计地九十万顷外，亦实有田二百七十万顷。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亩，合夏麦秋禾计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粮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亩征粮一斗，每田一顷，应征赋粮十石。二百七十万顷，应征赋粮二千七百万石。内以一分征本色，岁可征粮二百七十万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牵科折银四钱。而布帛鱼盐之利不与焉。直隶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径直量之，不过方四千余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为方千里者九。每岁额赋，亦应有粮二千四百三十万石，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此臣准古证今，甯从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数，而非无稽之臆说也。今司农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饷军需驿站，与官役俸工营修祭祀而已。盖兵无饷则无以资饱腾，官无俸则无以养廉德，役无工食则无以糊口腹效奔走。三者不备，其弊皆能害齐民，伤邦本。军需为荡寇之先资，驿站通国家之气脉，以及营修城郭宫室，祭祀天地神祗，均属必不可少。然臣约而计之，岁有银二千万两，足以饷兵而有余。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数倍，驿站人大马匹，亦或量为加增，并一切军需营造祭祀等项，不过再费银二千万两，亦云至矣。设使国家每岁所入银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数，则每岁即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库藏积帑，必且充栋盈庭，尚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见征额赋，较臣前科之数，不及三分之一，自无怪司农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实在之地，自当有必产之粮。既有必产之粮，自当有应输之税。今量幅员丽计地亩，则甚多。按全书而稽额赋，则甚少。其故何耶？盖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于今，而来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祗以世远难稽，臣亦不复具论矣。何为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赋轻而民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众也。”云云。

　　杨锵曰：“夫谋国之是非，与行己之是非，大不同矣。行己者随地而处，遵轨而趋，成败利钝，置之可也。谋国者君父宗社之安危，四海九州之利害，关系何如，而可执偏见，徇恒情。画不足以规益，而曰道不计功。智不足以纾忧，而曰心不负国。然欤否欤？”

　　魏冰叔《杂说》：“军政擅杀之罪重于焚，予谓焚之害重于杀。杀一人则止一人，焚一屋则连千百屋。人可走徙以避杀，不能载屋而避焚。有屋，则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轻肆焚毁，民非数岁，不得复土矣。故焚杀之罪，处斩则均，而焚尤当行连坐之法。”

　　又云：“考核人材，绳以六曹之职。如学兵者，考其韬略。学刑者，考其律例。最为切实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专精一曹，而独能明于国家兴除之大故，强弱之大势，断非常之事，定卒然之变。其精强于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无措。若必以专才绳之，则此等人皆遗弃矣。故刑名责实之术，反有时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论国势治体之题，意盖以此。”

　　做事人最要有略，方处置得宜。然有大略，有远略，有雄略。目前紧要著数，得一二可当千百者，曰大略。事机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数十百年之后，曰远略。出奇履险，为人所不敢为，不斤斤于成败利钝之算，而目无全牛，气足吞敌，曰雄略。识不远者，不能见大略。器不大者，不能知远略。识远气大而无雄才壮气者，不能具雄略。雄略天授，不可学而至，故人当以拓充器识为先也。

　　《妙真经》云，罪莫大于淫，祸莫大于贪，咎莫大于僭。此三者，祸之车也。予谓淫不止渔色耳。凡心有所溺，皆谓之淫。贪不止悖入耳。凡过取浮名，皆谓之贪。僭不止逾分耳。凡妄自尊大，皆谓之僭。鬼神所深恶也。

　　《魏郑公续谏录》。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人爱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曰：“贪财损己，实为可笑。”太宗曰：“勿唯可笑。今官人贪财，不顾性命，身死之后，子孙被辱，何异西人之爱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亦为可笑。”公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于此，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与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辅，庶免人笑。”

　　徐师川以才气自负，少肯降志于人，常言吾于鲁直为舅氏，然不免有所窃议。至于了翁，心减服之。每见公，或经旬月，必设拜礼。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问其所储蓄人材可为今日用者，答曰：“陈。”又问其次，曰：“陈自好也。”盖言忠肃公可以独当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忧大厦之将颠，或问游定夫察院以当今可以济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识，陈了翁其人也。”刘器之亦尝因公病，使人勉公以医药自辅。云天下将有赖于公，当力加保养，以待时用也。其为贤士大夫所钦属如此。

　　韩魏公言，庆历中，与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争事，议论各别。下殿各不失和气，如未尝争也。当时相善，三人正如推车子。盖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不为己也。

　　魏人伐蜀，戒严。费方与来敏对棋，意无厌倦，却与谢安之事相类。然安遂破敌，竟为郭循所害。大率性宽简过度，安外宽内密。观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耶”？此便可见。故二子之成败亦异。

　　南唐关司税重，商皆苦之。会畿甸亢旱，烈祖问曰：“外郡皆雨，京城独无。何也？”申渐高曰：“雨惧抽税，不敢入城。”烈祖笑而除之。又李茂贞榷油以助军资，因禁松明。张延范曰：“不如并禁明月。”茂贞因而弛禁。语言微中，可以解纷，信矣。至桓玄篡位，忽然地陷。殷仲文曰：“良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南燕冬月不冰，燕主恶之。李超曰：“良由密迩帝京，接近日月耳。”噫，心乎为国者，随事献忠。意在阿君者，百计贡谀。忠佞之分途如此。

　　公孙弘布被，人讥以诈。范忠宣布被，人亦讥以俭。何也？盖富贵而不义，则贪污之五鼎，不及狷介之一瓢。富贵而义，则王公之华衮，无愧士人之敝。此俭所以与诈皆讥也。然与其使人讥以诈，吾宁使人讥以俭陈履吉爱书成癖。一日观史，偶起药，而鹿残满地，履吉怒甚。其妇笑谓曰：“小家久入洪，文字机缘未了，山灵故遣老鹿脱君机械耳，何以怒为？”大抵人之垢病易去，而洁病难去。故士人不贪官，不爱钱，而独为文字魔，为诗书癖。举一生精神，尽消磨于文场笔阵之中，亦一洁病也。所以吾人嗜好，一切以淡为贵。

　　吕献可病亟日，自草章乞致仕。其辞曰：“臣元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顺逆，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妄投汤剂，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寝成风瘅，遂难行步。非祗惮炙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纳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还政。盖以疾喻政，天下闻而韪之。

　　《推篷寤语》（以下十一则同）。执古谊以律今，则近于迂。如伊川之谏折柳是矣。绳时宪而忘本，则近于流。如桑弘羊之创均输是矣。徒粉饰而无其心，则近于虚。如王荆公之行新法是矣。事浮华而无其政，则近于浮。如苏东坡之耽苏、张是矣。若夫敦朴淳厚而无其迂，圆活详委而无其流，宏博恺悌而无其虚，黼黻昭朗而无其浮。斯之谓天下之全才也夫。

　　舆图各有所产，物性各有所宜。如橘过淮则为枳，貉逾汶则死是矣。君子之为治也亦若是。齐其教不易其宜，同其政不易其俗，要使不过其则可也。若概以吾法一切整齐之，把持之，则徒驱民思乱而已。非吾法不善也，骇其所未见也。

　　今之论治者，率欲禁奢崇俭，以为富民之术。殊不知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亏则此盈，彼益则此损。富商大贾，豪家巨室，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孟子所谓通功易事是也。上之人从而禁之，则富者益富，贫者愈贫也。吴俗尚奢，而苏、杭细民，多易为生。越俗尚俭，而宁、绍、金、衢诸郡小民，恒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此可见矣。则知崇俭长久，此特一身一家之计，非长民者因俗为治之道也。予闻诸长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