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庐杂录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叶，培其本根。不善役民者，譬如翦韭。日翦一畦，明日复翦，不尽其根不止也。每见江南差役，率先富民。今年如此，明年复然。富民不支，折为贫窭。复遣中户，中户复然。遂致村落成墟，廛市寥寂。语曰：富民国之元气，为人上者，当时时培养。如公家有大征发大差遣，亦有所赖。大兵燹大饥荒，亦有所藉。不然，富民尽亡，奸顽独存，亦何利之有焉。

　　魏甄琛请罢盐池之税，其言曰：“一家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小民。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官障护，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宜弛其禁。”彭城王勰覆议曰：“圣人敛山泽之利，以宽田赋。收关市之税，以助国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以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宜如旧。”胡寅以为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官为厉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则政平而害息矣。

　　宋世楮币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时异也。实由官不蓄现钱以权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于蜀，其时以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民稍衰，官始置务。诸路行之，民以为便，行之浸广。以一千万缗为一界，至以两界相沓而行。原其本始，实由宫中常蓄椿钱数百万缗。稍寓交子法，减价。即官买之，故其价愈重。此当时敛散之微权也。今散在民间，一色惟楮，而不见现钱。又不可以纳官税，民间岂肯行用。楮币不行，朝廷坐失百万之利矣。善理国者，宜亟图之。

　　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宁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虽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宁五年，接续兼放两界，遂遍于蜀之四路。天圣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万，至绍圣则增为一百四十万，至元符则增为一百八十万。辛巳用兵，中外之数，有数百万。淳熙而后，十倍于此。绍熙庆元而后，溢钱至千万之数。向者止行两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万为率。宝增至三界，共有一亿四千余万。则宋世所行楮币，何其盛也。天下增一亿四千余万缗，又增市舶钱二百万缗。宜乎其富于今日也。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于蜀。其后民以为便，遂行江、淮、闽、浙间。楮贱，官出钱以敛之。楮贵，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镪为得，行者以挟券为便。一夫可带千万缗，而无关津讥征之费。官府之折纳，商坊之课税，悉取足于楮。是以钱楮两重，宋世赖之。今则不然，官征现钱，而予民则以楮币，宜乎楮币之难行也。须依仿钞法，不泥其迹。用铜铸造，如汉世货布契刀之式，当千当百之制。货布阔下而锐首，中为一窍，以通贯索。契刀其上如钱，而下如刀式，当千当百，制亦如钱，而形体稍大，须规模其式而损益之。周遭铸成花纹，明著当千当百字样，如钞法行用。每省置官务，官为散敛。如宋四川、河东、湖北、两淮交子之法，凡州县交纳税银，许纳铜币，准数收贮。民间赴远地生理，许纳现银，给领铜币前路行用。如此则权其利于民，握其利于官。敛散周流，钱币为一。诚能行用百万，则朝廷增钱百万。行用千万，则朝廷增钱千万。不必征敛民间，而坐收千万缗之利。下省民力，上纾国计，舍是而别无策矣。

　　动大兵，役大众，鼓舞之机，全在赏罚得宜。然古今多有异论。或欲轻赏重罚，或欲轻罚重赏，皆非厉世摩钝之术。尝观兵法曰，“民无两畏，畏我侮敌，畏敌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言重诛也。《三略》曰：“投胶于河，以饮三军。”又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赏也。罚不重不足以鼓避，赏不重不足以歆趋。古今成大事者，皆恃此趋避之权耳。为治者亦复如是。驾言蒲鞭示辱，或印元刂忍不能予者，何足与成事哉。

　　尝读《武经七书》，其所言量敌虑胜，应变全众之道，虽变化万端，动若神明，皆一将之任也。《孙子》曰：“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吴子》曰：“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又曰：“将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马法》曰：“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尉缭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矣。”《三略》曰：“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韬》曰：“以同欲励士。”此七子者，未尝相沿袭为书，而其语若合符契，皆有得于王师说以犯难之旨。则为将道，断可睹矣。若因敌之情，因地之形，因事之变，而神智可生焉。见便则战，见不便则止，行吾所明者。师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唐李抱真节度泽潞，荒乱之余，土瘠民困，无以瞻军。乃藉民三丁，选一壮者，免其租徭，使农隙习射，岁暮都试，行其赏罚，三年得精兵二万。既不费廪给，府库充实，遂雄视山东。宋张方平曰：“昔太宗藉两河强壮为兵，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此二者，所以庶几古寓兵于农之遗意。其视竭四方之力以养无用之兵者，利害盖相悬矣。

　　《震泽长语》。正统以前，天下岁征税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内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户口商税，除折米外，并船料钞折银，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两淮盐场盐课银，岁不下数万千两。各处税粮折征，共一百三十万余两。南闸办三万余两，各钞关船料四万余两，马草折征二十三万余两，盐课折征二十余万两。每年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送内库成造等项十余万两，或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余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年例，共四十万两。若有声息紧急奏讨，加添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圣旦千秋等节用，三十九万一千八百余两。亲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银盆水灌仪仗等用，共十三万七千五百余两。每年出数，共百余万两。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职二万四百余员，武职十万余员，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余，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万五千余，各项俸粮，约数千万。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额派夏秋粮税，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余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今上即位之初，锦衣卫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余，岁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万余，岁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

　　《通典》。尚书省支总天下经费。自安禄山反，至德乾元之际，置度支使。永泰之后，度支罢使，置转运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于内。建中初，又罢转运使，复归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诸道收户口及钱谷名数。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

　　后汉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寿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户千六十七万。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齐，至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凡十四年。然后车书混一，甲兵方息。至大业二年，凡十八年，有户八百九十万。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肃宗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二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唯有百二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沈约曰，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人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则余食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彩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兼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稔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于尧年。贝或如山，信无救于汤代。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与事替。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无待。虽致平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淳返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圜法，消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有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

　　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太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疋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祁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每炉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白蜡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约每贯费钱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

　　隋高颖仆射每以盘盛粉，置于卧侧。思得一公事，辄书其上。至明，则录以入朝行之。

　　朱彝尊《补汉兵志跋》：“宋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师，名曰禁军。开宝入籍十九万三千，不为不多。至道增至三十五万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万一千，庆历增至八十二万六千。治平以降，迄于元丰，稍为裁减，尚六十余万。徽宗将一童贯，而禁军阙额二十四万。靖康之祸，按籍止存三万人而已，无一夫可驱之战者。遂以不支。高宗将一张浚，富平、符离之败，弃师累十万，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

　　宋嘉间，朝廷屡颁阵图赐边将。王德用谏曰：“兵机无常，而阵图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虑有偾事者。”唐许敬宗善医而不肯著书，曰：“恐人得吾所言而不能得吾所不言，必乱用药矣。”此二语可悟作诗文之道。

　　《七修类稿》。洪武二十四年，治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听茶户采进，勿预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不碾，揉为大小龙团。此钞本圣政记所载，恐今不然也。不预有司，亦无所稽矣。此真圣政。较宋取茶之扰民，天壤矣。

　　林希元曰：“申报灾伤，与走报军机同限。失误饥民，与失误军机同罚。如此则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有济乎。”

　　李安溪《兵论》。明初讲屯卫之法，盖以天下既定，兵无事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汉之所谓屯田也，卫者唐之所谓府卫也。屣闲旷之地，使民耕之，而因以为世业。设卫官统之，职如州县。是古者寓兵于农，今也寓农于兵。可以渐省养兵之费，而又使为兵者不至浮浪而无根。此所谓不师三代之迹而师其意。法至美也。

　　陆深处《置盐法事宜疏》。今天下榷盐之地，两淮为上，两浙次之。而弊端亦于二处为多。然其大坏盐法之端有二焉。其一灶丁苦于兼并。其一则今势要之侵利是也。然于两浙，又微不同。大抵坏两淮之盐法者多势要，坏两浙之盐法者多私贩。而灶丁之苦，则一而已矣。盖淮、浙之盐，出于人力。非若河东天造地设，不劳之利也。其法在于晒土为卤，煮卤成盐，以盐纳官。然而逋负多而国课损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摊场。欲煮卤，必有草荡。今之场荡，悉为总催者所并，而盐课又为总催者所欺。灶丁不过总催家一佣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实亡。而总催者下欺灶户，上负国课。百计迁延，以觊一赦而已。伊欲处之，在于尽复灶丁之场荡，而尽惩总催之奸欺，则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贩之徒，以拒捕为常，以杀人为戏，聚不可翦，则比之势要。差为易处，苟使出盐之地。捕其买者之市家，行盐之地。捕其卖者之市行，而悉置于法。则其党可空矣。非若势要之家，蛇盘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两淮长芦之盐利者，虽曰朝廷业已许之，然终非法。臣意以为与其坏天下之大法，宁伤数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无所容而后已。夫上之支中，尽归于商贾，下之场荡，尽归于灶丁。则商通课足，而盐法不行者，未之有也。

　　永乐元年七月，上谕侍读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