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嘉靖时，兵部尚书聂豹言：“唐臣陆贽谓：中国与夷狄各有所长，不可勉于所短而敌其长，宜用所长以乘其短。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力，练卒以蓄威。寇小至则遏其冲，大至则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施，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此万全之术也。”

　　嘉靖时，延绥巡抚王输言：“陕西四镇边储，自嘉靖十年查核，今经二十余年，士马日耗，粮饷日增。如延绥镇，旧设军六万六千余名，今止五万余名；马二万九千余匹，今止一万三千余匹。岁用五十六万有奇，计浮费不下一十四万。宁夏镇，旧设军四万四千余名，今止二万八千余名，马二万四千余匹，今止一万二千余匹。岁用四十一万有奇，计浮费不下十万。甘肃镇，旧设军四万五千余名，今止三万五千余名；马二万七干匹，今止一万八千余匹。岁用四十一万有奇。固原镇，旧设军七万九千余名，今止一万一千余名；马三万五千余匹，今止八千余匹岁用三十四万有奇，计浮费各不下一十六万。求其增费之源，与耗散之弊，有逃亡倒失，朦胧滥支，此破冒积习之弊，逋负侵没，因缘为奸，此征解积之习之弊。报警则以小为大，出师则以少为多，地里远近，日期后先，或可缓先发，或应掣故留，此征调积习之弊。使车宾旅，实繁有徒，供给馈遗，冒支储胥，此支放积习之弊。夫额外之费既已日增，法外之奸从而日蠹即竭内地之财以供边，愈加而愈不足矣。”

　　嘉靖时，御史屠仲律言：“诸将御寇，不善用兵之弊：先发后行，克期始动，前军未起，先声已闻，弊一；谋不预成，计不先定，冥行突进，动陷伏中，弊二；守不据险，屯不列要，奔急救难，贼逸我劳，弊三；兵不专一，主客杂聚，猝遇狡贼，易衣变饰，突然前来，不能别识，弊四；兵无素统，将不预设，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乌合之人，率以未经识面之将，弊五；法令姑息，纪律不肃，进有必死之恐，退无伏顿之虑，畏敌而不畏将，弊六；地形不习，险易不识，趋利不及，避难不早，弊七；粮糗不储，料理不周，远兵劳役，抚恤未至，枵腹待爨；穷愁思归，弊八；士不精选，勇怯无辨，前击后解，谨然而散，虽悍夫勇士，以无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胆丧，弊九。九弊不除，虽贲、育执戈，莫能济矣。”

　　嘉靖时，给事中游震得疏陈营务，部覆言其不便。得旨：“营兵宜如旧。以后诸臣建白窒碍难行者，部臣毋得依违题覆既行辄易。”

　　嘉靖丙辰，遣官册封，修撰陈谨，给事中徐应、郭立彦俱后至。诏下镇抚司逮问，谨谪为惠州府推官，应、立彦俱按察司知事。而以编修吕旻，给事中汤日新、纪公巡代之。

　　嘉靖时会荐边才，御史罗廷唯言：“臣观朝廷近日以边材为急，而诸臣所举有不尽然者。所举大臣，不曰胸藏万兵，则曰筹决千里。所举武臣，不曰身经百战，则曰雄当万夫。是十刘基、百徐达并生于一时，其去言官初议，失之远矣。甚或钻刺方行，而此举适有以投其机；罪过已深，而此举反有以籍其口；迁延日久，而此举复有以招其来。是因明诏，以开倖门，有志之士，差与为伍，陛下安得而用之？臣尝谓，才如司马迁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败，而迁受腐刑；忠如诸葛亮举马谡，知兵矣，街亭一败，而亮落相职。古人慎重兵事，立法如此其严，故事鲜败绩。今被荐者不自洁其人之短长，荐人者不复任其事之成败，则人孰不怀侥幸之心乎？若谓人才难得，姑且试焉。则兵者危事，以庸才试危事，所伤益多，此臣所以重为国家惜也。”世宗嘉纳其言，切责诸臣举荐泛滥、吏部题覆依违之罪，所举竟不果用。

　　祖宗时，只有调士兵赴各省杀贼之例，未有调边兵入内地者。正德间，流贼猖獗，始调许泰、郁永等领边兵杀贼。继而江彬统宣大兵扈武宗南巡，识者忧之。随有大同叛卒之变，康戌后，仇鸾奏遣四御史分往各边选兵入卫，每岁兵十八枝，鸾自领，防护京陵，犹未守蓟镇也。至何栋任总督，奏蓟镇兵马未完，暂借二枝防守，待蓟兵练完撒还。至王忬，却将边兵尽调赴蓟镇，分布摆守各墙，又将辽东全镇兵马尽调入关。以致贼乘虚入边，抢杀一空，调兵之害如此。

　　世宗曾因部臣言，诏：“蓟镇练兵，分区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练。每遇防秋，不过多调边兵，此岂远谋？令兵部详议。”议上，复诏：“蓟镇不遵旨练兵，而恃调兵。幸虏不至，辄相玩怠。今诸兵颖年远戍，人情不堪，粮饷多縻，岁复一岁，何时而已？该镇原分各区人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与巡关御史备阅兵数多寡，操练与否限一月还奏。”

　　嘉靖时，光禄岁用银计三十六万。世宗以为多，疑有乾没。乃谕内阁：“今无论祖宗时两宫大分，尽省九嫔仅十余，宫中罢宴设二十年矣。朕日用膳品悉下料，无堪御者，十坛供品，不当一次茶饭。朕不省此三十余万，安所用也？”阁臣对：“祖宗时，光禄寺除米豆果品外，征解本色岁额定二十四万，彼时该寺岁用不过十二三万，节年积有余剩，后加添至四十万。近年稍减，乃用三十六万。其花费，情弊可知。而冒费之弊有四：一、传取钱粮，原无印记，止凭手票取讨，莫敢问其真伪。一、内外各衙门开支酒饭，或一人而支数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饭尚支者。一、门禁不严，下人侵盗无算。一、每岁增买磁器数多。臣查得《会典》内一款：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一员照刷具奏，内府尚膳监刊刻花拦印票，遇有上用诸物，某日于光禄寺取物若干，用印钤盖，照数支领进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记，岁终会计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罢。若查复旧规，则诸弊可革矣。”乃切责该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籍该寺支费进览。

　　嘉靖三十八年，给事中龚清言：“太仓之财，岁以千万计，中间请乞频仍，给予泛滥。乞敕提督侍郎，月具银库内外出入之数，务在简易明白，一览可见嬴缩。各司自当畏惧撙节，而所省不赀矣。”诏可。太仓银库之月报出纳，自此始。

　　九边旧无客兵，止有主兵。岁派民运屯盐，足以自给。后因民运多逋，屯盐渐弛，又客兵调遣不常，遂致奏讨数多，中间糜耗特甚。世宗一日谕户部曰：“朕见诸边疏请内帑，想初因急需，后遂援为口实，岂无侵冒自私之弊？今后必慎度以给。”圣心之明见如此。

　　嘉靖时，蓟辽总督许论奏：“密云、昌平二镇年例饷金，俱防春用尽。防秋仍用三十二万有奇。”于是户科都给事中郑茂言：“各边钱粮虚糜之甚，奏讨之多，莫有过于蓟镇者。臣查嘉靖三十六年边饷，密云止八九万，今三十四万有奇；昌平镇止三五万，今十四万有奇。何前后悬绝如是？夫春防小警，为费若此，防秋何以加之？诸边效尤，又何以应之？论在镇三年，一卒未练，而粮饷独倍往昔，岂无侵冒之弊？宜敕大臣风宪官赴边计议，较数岁之中，酌为定规。庶边臣不敢妄求，司计得有所执。”世宗是其言。令论回籍听勘。

　　总理宣大粮饷侍郎霍冀等言，奉旨勘上蓟镇客兵粮饷不敷之数，言：“蓟镇主客钱粮，自二十九年而京运始发，至三十九年而额数愈增。如蓟州主兵年例不过六七万，今则十四五万矣；客兵不过十数万，今则三十万矣。密云主兵年例不过一二万，今则七八万矣；客兵不过八九万，今则二十二三万矣。盖缘往时蓟镇主止四五路，今则增为十区，而副参游守增添数倍矣。往时未有客兵，俱主兵调遣，今则山、陕、辽、保分番征调矣。往者在边止于防秋，今则戍守无虚月无虚岁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嘉靖时，廷臣议上理财事，内一款言：“国初，岁派边储足供岁用，原无请发帑银之例。后缘边疆多警，或广召募，或增营堡，额派钱粮支费不敷，不得不仰给于京储。然考嘉靖十八等年，各边岁发仅及五十九万，今且增至二百三十余万。盖近来各边或无故调遣，或假名按伏，因而乾没。其费不赀，司计者将何以应之？宜行各督抚官，亲诣各城，从实拣选，汰其老弱虚冒，以还先年主兵原额。诸所新设营垒，查非要害，尽当随宜省并。”世宗报曰：“近年边饷，侵冒多端。各督抚官正己率属，厘革积弊，违者听部臣并该科参治。”

　　旧例，鸟思藏请封，皆遣番僧为正副使，而以通事监之。嘉靖四十二年，遣番僧远丹班麻等封阐化等王，比至中途，肆为骚扰，不受通事约束。礼部因请：“自后诸藏请封，即以诰敕付来人赍还，罢番僧勿遣。”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世宗一日问阁臣曰：“今取户、兵、工三部银四万两，犒蓟镇春防官军一次，可乎？”阁臣对曰：“春防既赏，秋防将引为例。赏则不以为恩，不赏则适以生怨。不若足其粮饷，而银赏则以待有功。”世宗深然之，曰：“赏罚非细事，正因无知生怨，难耳！今惟足实粮草，依时给与，乃可以行。”

　　先年，夷人入贡，无遣官伴递之例。嘉靖三十八年，以驿递殴伤贡夷，始议遣通事序班伴送。其后伴送序班，往往导诱诸夷，百般需索，因而乾没，恣为奸利。嘉靖四十三年秋，序班陶贵伴送海西夷人至三河，侵暴物特甚，为驿丞杨所奏。乃诏：“自后三卫海西诸夷入贡，蓟辽抚选委官舍押送。革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听差指挥千百户一员代之。”

　　旧制，在京各衙门食盐，岁遣拔办吏一人下场收买。吏倚官势往往倍收为奸利，沿途私贩，莫敢诘捕。巡盐御史乃请令运司食盐较定斤两，筑包于司，俟支盐人役至，数包予之，自外不许别有夹带。诸役亦不许自行下场，违者论如律。各役既无所获利，而一应纳钞僦挽之费，悉其所出，多坐累不支，至有弃役逃去者。嘉靖四十三年九月，验封郎中陆光祖言于尚书严讷，疏请革之。自后百司遂停食盐，唯户部十三道岁支如故。

　　嘉靖间，刑科右给事中张岳条陈时政，内一款言：“今讲学家以富贵功名为鼓舞人心之术，而闻风争附者，则先富贵功名横于胸中，铨衡一缺，则翘首而垂涎馆局一开，则热中而濡足。司钱谷则慕秩署之清华，典刑名则思兵曹之喧赫，居台谏则美卿贰之崇高，以为不通其说，不究其术，则无以满蒲其欲而济其私。于是剽窃浮词，谈虚论寂，相饰以智，相轨以势，相尚艺能，相邀以声誉，初学之士，靡然从之。一入蒲团，皆宛然有圣人面貌，且洋洋独喜自负曰：“吾为会中人物矣。”臣不暇论其立心制行何如，试即与会之时，言语色笑，变态多端。或看喜怒于上官，定进止之秘诀；或腾毁誉于多口，发爱憎之神机；或间为坚白异同之谈，各质己私，哓哓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辩者，参言其间，众皆唯唯，而莫敢发。岂天爵之论，以人爵而后定乎？今群工百执事，各有司存，既非奠贽于师弟，又非结契于朋侪，岂宜郡萃州处，什伍成群，以惑众听？善乎宋儒之言曰：“愿士大夫有此工夫，不愿士大夫有此门户。臣以为欲塞其门拒其户，在国家于用舍之间慎之而已。”

　　嘉靖时，礼科都给事中辛自修言：“人臣祗慎，而后朝廷之体尊。迩来题奏章疏，竞为缛艳，不惟九重清览，难于偏详，而事体处分，反以文晦。甚者以丑亵鄙秽之语，载之牍中，尤非对君之体。乞敕礼部转行内外百司，自后一应章奏，须言简事核，务持大体，不许仍前琐屑浮冗。如违，听该科参治。”世宗深然之，乃诏：“以后章奏，俱务简明质实，有如前欺肆者，科臣以闻。”

　　嘉靖四十五年秋，诏顺天抚按官严禁僧尼至戒坛说法。仍令厂卫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狱。四方游僧，悉听所在有司递回原籍当差。

　　●卷十八

　　嘉靖初年，御用监供用库岁泊派黄蜡止八万五千斤，白蜡四千斤，末年黄蜡增至二十余万斤，白蜡不下十万斤。此外复有召买，有折色，视正额不啻三倍。又御用香品旧无征派事例，嘉靖末年，行广东采办，及顺天召商收买，岁办数十万斤。隆庆初，以户部言其扰民始裁省。如嘉靖初年例，诸采办一切停止。

　　隆庆初，内官监太监李芳言：“本监官属，内自佥书而下，外自左右监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给，其跟办皂隶冠帽习仪等项银两，系近年增派，宜悉裁减。”得旨：“允行，著为例。”

　　隆庆初，礼部尚书高仪等言：“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间。上常导下之言也，则曰：‘予违汝弼。’又恐其不尽言也，则曰‘汝无面从’，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而致盛治。我朝列圣，每接见辅弼延访大臣，或同游咏和，或燕对无时。太平之业，端肇于此。皇上御门朝群臣，已复祖宗之旧。但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诸司奏牍中外事机，岂能一一尽白于圣衷耶？伏望皇上每日罢朝，即御文华殿，除内阁辅臣日侍讲读自宜随朝入供事，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皇上不时召见。即将览过题奏，干系大赏罚，大黜陟，大典礼，大刑狱，大军机，大会计，与凡一切大政令，当斟酌详议者，特降清问，许部院官陈述始末。内阁辅臣即拟可否，皇上加以睿断，亲赐裁答。傥有疑难，虽再三商确，然后答旨，亦无不可。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轮二员随进如诸臣。陈述未详议拟未当者，许公同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