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嘉靖时，兵部侍郎王廷相言：“备荒之政。莫过于古之义仓。若立仓于州县，则穷乡就仓，旬日待毙。臣以为宜贮之里社，定为规式。一村之间，约二三百家为一会，每月一举，第上中下户，捐粟多寡，各贮于仓，而推有德者为社长，善处事能会计者副之。若遭凶岁，则计户而散，先中下者，后及上户，上户责之偿，中下者免之。凡给贷，悉听于民。第令登记册籍，以备有司稽考。则既无官府编审之烦，亦无奔走道路之苦矣。”

　　嘉靖时，以工部尚书李鐩营求得谥，不协公论，并赠官俱革。因诏：“大臣家子弟，有托为求文，公行贿赂营求赠谥荫官者，缉事衙门访实，奏闻处治。”

　　嘉靖时，世庙因灾荒敕谕都察院，内一段言：“朕近因民穷，屡有蠲贷之命，闻所在官司仍微又催之者。夫官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谕财则官民两不获，上拥虚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著议处考究，其有欺隐及不遵的。从重治罪。”按此弊在今为尤甚。

　　嘉靖时，都给事中夏言奏：“国家旧制，给事中有缺，止于进士三十以上者选补。弘治间始以行人博士兼选；正德间始以推官知县兼选；正德末年始尽废进士考选之例。盖中大臣阴为沮止，辄以未经世故为言。夫古之人固有未尝徒劳州县而经纶素具，又有致身台辅而功名反损于治郡者，人品才器，不可一律拘也。况朝廷设立言官，当取其风裁，不当取其德量；当取其戆直，不当取其疏通；当取其有廊庙珪璋之度，不当取其簿书米盐之能。司马光曰：“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臣以为当以光言为取人之则，用臣言求建官之体。若徒以老成谙练为言，是不过欲得脂韦妍阿、爱身固禄之流，利其不为己害而已。”

　　兵部尚书王琼尝言：“中国之于夷狄，顺利则抚之，然抚之过则纳侮；逆则拒之，然拒之甚则黩兵。天下事惟有是非两端，夫苟知其为是，而必可行，又计后来之成败，而不果于行，未有不误国殃民者也。”

　　云南羁縻之地，洪武、永乐间，原无镇守太监，后来始设，大为地方骚扰。嘉靖九年，以云南巡按毛凤韶言裁革。

　　嘉靖时，御史胡效才以父琏任都御史，奏当回避。世宗曰：“大臣子弟任科道官者，以回避改授翰林，皆近年阴厚私弊。效才准于在京别衙门相应职事改授。以后俱照此例行。”

　　常朝后，阁臣由东陛上，侍立御座东；锦衣卫官由西陛上，侍立御座西。翰林院官，日轮一人捧敕，在阁臣后候承旨。俱自嘉靖九年始。

　　嘉靖时，朝官失朝者三百人。世庙下法司议，法司请量加罚治。世庙怒其曲护，命三次不到者，俱送法司逮问。

　　文华殿东室，旧设佛像。世庙恶其不经，撤去之。乃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九龛南向，周公、孔子二龛东西向。自为祭文，行安神礼。

　　世庙御文花殿西室，谕大学士张璁：“卿可示萼、銮、时、缙、鼎臣、诰、孔晖、言、潮，人各以经书大旨一章讲解之，尤要交修之、实启沃之、诚切于身心政事风俗民情为目前紧要者来陈。勿相通谋。人各自献其诚，庶不负朕所望。”越数日，诸臣乃各撰次讲章以进。

　　嘉靖初，停止纳银入监事例，而苏州犹起送生员方世儒等至部，户部以为言。得旨：“纳粟系一时权宜，本非正途。矧今京官及方面子弟增银告纳，是导之贪也，剥民害国，将靡有止极，殊乖政典，久已停寝，何得违例起送？世儒等俱遣归，给还原纳银两。诸承行官吏，悉令巡抚官逮问。”

　　参议顾璘养亲致仕矣，后起家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养亲。数岁复起浙江左布政，未之任；复推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复乞养亲。世宗曰：“顾璘原系致仕养亲官，吏部如何连升为参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升布政，未几又推巡抚，乃复以亲老为请，非人臣事君之道。璘仍以原任布政职衔致仕。内外大小官员，凡有托故养亲养病在家安坐超升不复供职者，皆冒滥君恩，全无臣子之义。并革去新衔闲住，不许起用。”

　　嘉靖十年，大内东偏火，延烧东西，十四连房俱尽。世宗谕大学士张璁曰：“宫中地隘而屋众，且贯以通栋，所以每有火患。闻南京宫中诸门皆砖砌，不用木，固知圣祖虑深。今所毁者，不须依旧式。未毁者量为规画，务使道涂疏豁，堂舍整简，勿令相近。门俱如南京制，斯免惊扰耳。”

　　世庙尝语张孚敬曰：“君臣之际，固不可严，此在朝之当慎，他处则犹家礼然。且汉文之召贾生，因语久而为之前席，今亦称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尽礼，昨见退逊太过，恐非辅臣之于君者。夫何谓辅导大臣？与他诸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辅以德义，保其身体。’此则不可以在朝之制相与明矣。今后凡会议，或卿有所入奏，无拘时而来，面相计处，庶裨交修。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广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贤否耳。”

　　嘉靖时，吏部言：国初设国子监官，专取问学优长德器老成者任之，使生徒有所观法，以为成材之地。迩来进士外选者，辄求改监职，苟历年资，遂得内补。以贤关为捷径，非祖宗立法养士之意。且今进士之科皆若此辈，则民社之责属之何人？自今宜著为例，有补外而求改监职者，非才力不及，则学术不正，不得擅改京职，以长奔兢。世庙深然其言。命如议禁革，著为例。

　　嘉靖乙未正月雪，世宗谕阁臣礼官曰：“今日欲与卿等一见，但蒙天赐时玉耳。”礼部尚书夏言因言：“以‘时玉’语雪，实前所未道，足为文训。”因作《天赐时玉赋》以献。

　　嘉靖十四年秋，世宗谕礼部尚书夏言：“朕宫左右小殿，东贮冕弁，西藏书史，欲悬以额，卿可拟名宋闻。”言拟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进。世宗览而悦之，曰：“卿所拟取端冕凝旒，懋学勤政，意义甚善。”遂遣中使赐言白金彩币。

　　禁内旧有大善佛殿，中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牙等物。世宗欲撒其殿，建皇太后宫。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入视基址。言请敕有司以佛骨痊之中野，以杜愚惑。世宗曰：“朕思此物，智者曰邪秽，必不欲观；愚者以为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乃燔之于通衢，毁金银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凡万三千余斤。

　　祭启圣祠，旧皆国子监堂上官礼。嘉靖十五年秋祭，祭酒吕楠、司业童承叙俱有期服，乃以学士张璧代之。

　　内阁规制旧甚狭隘。嘉靖十六年，世宗命工匠相度，乃与大学士李时等议，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御座，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内，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容各官书办。而阁制益备矣。

　　嘉靖时，御史游居敬请禁约故兵部尚书王守仁及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所著书，并毁门人所创书院。戒在学生徒勿远出从游，致妨本业。世宗曰：“若水留用，书院不奉明旨，私自创建，令有司改毁。自今再有私创者，巡按御史参奏。比年阳倡道学阴怀邪术之人，仍严加禁约，不许循袭，致坏士风。”

　　嘉靖十七年，命皇亲指挥以下千百户等官俱得陪祀郊庙，不在武官四品例，著为令。

　　嘉靖时，定远县生员黄淮献《大明中兴颂》。有旨：令厂卫五城禁各处游民及罢黜生员潜居京师建言希用者。

　　嘉靖十七年诏书内一款：“士大夫学术不正，邪伪乱真，以致人材卑下。文章政事，日趋诡异，而圣贤大学之道不明，关系治理，要非细故。朕历览近代诸儒，惟朱熹之学醇正可师。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一以朱子传注为主。比年各处试录文字，往往诡诞支离，背戾经旨。此必有一等奸伪之徒，假道学之名，鼓其邪说，以惑士心，不可不禁。礼部便行与各该提学官及学校师生，今后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

　　嘉靖时，都御史王廷相言：“古之君子，难进易退，宁自守以俟时，无宁毁道以求进，故足以康济世务，风励时俗也。今士风与此殊异，一登仕宦之途，即存侥幸之念。谄谀贿赂，无所不为。遇一官缺，必有数人竞争。于是京师有讲抢攘之谣，而廉耻扫地矣。夫恬静，君子也；奔竞，小人也。奔竞进，则恬静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无君子矣。其为世道不祥，莫大焉。”

　　嘉靖时，御史闻人诠言：“今时文体诡异己极。乞申饬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责督学宪臣，次责场屋考校等官。”世宗报曰：“自后遇乡试，礼部必详阅试录与各生公居。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辞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为民。”

　　嘉靖时，建安王宸潚遣校尉张益赍奏至京，授之秘札，嘱以夤缘关通之谋，益藏奏牍中，遂误彻。御览，诏下法司逮问。于是礼科言：“近日各宗室章奏烦渎，多由奸徒拨置，营差入奏，厚赍金帛，潜住京师，例外比例，恩外乞恩，谋画万端，期于必得。往往借口关节，侵牟无算，欺蔽宗室，污辱朝士，请严为禁例。”世宗乃诏诸王，以后务自点检。戒谕宗室，敬遵祖训，一切事宜，必与令甲相合，方许遣奏。如有法外乞恩再三奏渎者，所司即劾奏之。具奏使事竣不还，延至半月以上者，捕治不贷。

　　嘉靖二十四年诏：“有司官贤否，止据抚按举劾，政体归一。今后总督清军巡关等官，止于专职，所属论列，不许一概混及。”

　　嘉靖时，都给事中叶镗言：“今之谈边事者，无出修边召募两端，然自有虏患以来，当事诸臣建议修边，耗费帑藏无算，而虏入不能捍御，虏退不能邀扼，边墙果足恃乎？沿边卫所，军有定额，皆计口给粮。军亡而额存，可以勾补；额虚而粮存，可以召补。今悉置不理，而徒以召募充数，尤为失策。请自今稍节修边冗费，为养军赏军之资；罢摆边军士，为哨探守堡之用。仍备查各边军原额之数，汰去老弱，简精壮者更代。则召募可无行，而边备自实矣。”

　　嘉靖时，给事中杨允绳言：“古者立郡县之等，明铨序之品，所以人与地相适。今宜剂量政务烦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列三等为铨除。中有请托规避者，痛加裁抑。至于履任后，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于铨拟所不及者，令抚按官奏报改调，则人才各适于用，铨拟渐趋于平矣，按选法莫善于此疏，莫不善于今之掣签。”

　　嘉靖时，户部尚书潘潢因镇巡官以召募新军疏请加饷，言：“国初，各边钱粮，取办民屯二种，马料取之采青牧放，岁有常供，未尝告乏。迩者民粮逋负，屯种废弛，而动请内帑。虚腹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乞行巡按御史先查各省起运钱粮，各卫所屯田子粒，别其积欠，严限催征。是后会计岁用，先尽民屯二粮，开中盐引及各税课等项，通融计算，裒多益寡。或有非常蠲减，方许奏发帑银。庶边臣奏讨之烦，非所虑矣。”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国初，京营劲兵，不减七八十万，而元戎宿将，常不乏人。嗣是三大营变而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初若，然原额军尚足三十万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备废弛，在营操练不过五六万人而已。户部支粮则有，兵部调遣则无。比者丑虏深入，守城出战，动称无军。其见在者，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一旦。臣以为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训练之不精，其罪不在军士，而在将领。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纨绔，不闲军旅。平时则役占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辈尝有意整饬之矣，将领恶其害己，率从中阻挠；军士久习骄惰，辄倡流言。清理未半，复从中止。彫敝至极，我皇上亲见其害矣。宜差风力科道，通查十二营人马数目，取户部粮册参考，见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设法勾补，占役者悉征著伍，然后人给衣甲器械，加意练习。勿为群议浮言所摇，庶几营务可饬矣。”世宗以其疏陈积弊皆是，于是革去十二营两官厅名目，止用京营总兵官一员，以仇鸾为之，赞理军务文臣一员，以复祖制，以一事权。仍令兵部会官定议，兵部会议言：“京营之制，主训练在京官军，其始止合大小教场以训练五军将士而已。永乐初，立五军营，操练官军，专备征伐戍守之用，三千营司宝纛令旗，神机营司神枪火器，谓之三大营。五军、神机二营，俱有中军左右掖哨，五军营、三千营具有五司。至于千二围子手、幼官、殚忠等，又俱有营，附于五军营中，而各有司焉。时营无不知兵之将，将无不练之卒，然且有御前试验及按月开报之条，以赏罚惩劝之。所以兵休而不骄，兵用而不困。正统末，尚书于谦见五军营军士精壮老弱参处，就中挑选十二万，团操为十二营，立为奋武等名，以别其号。总以提督，以重其权。十二营内，莫不各有三大营。至于老弱，存留大营，遂为次拨，亦应变济时之权也。至正德，而东西官厅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营中挑选精锐，另设总兵参将统领，各边奏请，待报启行。是十二团营又为老家，而两官厅又为团营地。至于今日，则两官厅之兵，又未必精。营日分而愈弱，军日选而愈弊。官多则占役者重，而军士疲于奔走。营分则稽查为难，而军士易于隐蔽。因条为兴革六事。”世宗命如议，遂革提督监枪内臣。既而仇鸾复请以四武营归五军营，中军四勇营归左右哨，四威营归左右掖。中军左右哨掖各设坐营官一员为正兵，参将二员为奇兵，正兵以备守城，有警则以奇兵出征。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