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隆庆初，户部尚书葛守礼言：“因田制赋，按籍编差，国有常经。今不论籍之上下，惟计田之多寡，故民皆弃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土地硗瘠，岁入甚寡，正赋尚不能给，矧复重之以差役乎？夫工匠佣力自给，以无田而免差；富商大贾，操赀无算，亦以无田而免差。至衤发衤胼胝终岁勤动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谓舛也。乞正田赋之规，罢科差之法，使小民不离南亩，则流移渐复，农事可兴。”

　　隆庆初，户部请以钱粮文册定式颁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凡起运京边钱粮完，欠起解追征数目及贫民不能完纳者，备记册中，自州县以达府，自府达布政司，于来岁入观之日，送户部稽考。如有隐漏那移侵欺及不如式者，参治。

　　隆庆初，诏罢宝坻县等处采取鱼鲜，自今荐新上供，俱令光禄寺备办，毋得奏遣内臣。著为令。

　　隆庆初，山东布政司参议乔应元，石州人。以州城陷，忧布成疾。因外官无归省例，流乞致仕，辞甚哀切。穆宗怜之，特予给假，不为例。

　　隆庆初，蓟镇巡抚刘应节言边防五蠹，内言“行边之使，相望于道，所役者边军，所乘者战马，所食者军饷，既不能有益，又从而削之，此迎送之难。武弁类多贪墨，而文法之吏往往绳之太过，其势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荐达，虽厮养陪台，皆过为款遇，其所供亿，皆出军士，此科敛之难。”此二者深切边弊。

　　隆庆二年春，穆宗至天寿山，论辅臣曰：“联躬诣祖考陵寝，始知边镇去京切近如此。兹蓟州总督来朝，言近日虏情如何。今边事久坏无为，朕实心厘。理者但逞词说，弄虚文，将来岂不误事？卿等其即以朕意传谕宣、蓟二镇诸臣，令彼知儆。”

　　隆庆初，诏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以户部银六万买金一万两进用。尚书马森等言：“皇上初知太仓之积不足以供边饷，故出内库银买金，甚盛心也。第黄金产自云南，所出有限，岁额不过二千，尚多逋者。至于商人，尤难责办。先帝时曾买金二千，日积月累，仅能足数，不能足色，寻诏停止，以此金贮之太仓。今欲于数日之内，即满一万之数，臣等知其不能。请先进见贮太仓者，督云南亟进年例。又祖宗时御札，皆司礼监传之阁臣，转示各部院，无司礼监径传者。更望率由旧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银两不必发，取见在金进用。”

　　隆庆二年夏，有诏：“贪酷为民者，无论考察问革，皆不准封赠；其以他事为民者，非遇大庆覃恩，亦不许。”

　　种马养在民间，一儿四骒。此祖宗定制，不可轻易。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今备用马已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且言种马之害，变买种马之利。于是，御史谢廷杰言：“当修法以除弊，不当因弊而废法。”兵部亦主其议。议上，不久。竟如金言，每马变买价银十两，征收草料银二两，解太仆寺。今太仆寺马价用尽，而种马亦废国初旧制，皆金之罪也。

　　隆庆时，蓟辽总督谭纶请于蓟昌十路练兵三万人，列为三大营。以遵化、永平游兵二枝，合巡抚标兵一枝，为遵化一营。巡抚都御史刘应节提督之；以建昌游兵一枝，合镇守标兵二枝，为三屯一营。镇守总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营，合总督标兵二枝，为密云一营，练兵总兵都督戚继光提督之。各以兵备监督。其遵化、三屯二营，仍听继光往来总理，而悉受制于总督，不得矛盾同异。当春秋两防之时，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区有警，则遵化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蓟州一区有警，则三屯一营御之，遵化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密云一区有警，则密云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遵化出一哨应之。兵皆据墙为战，以拒虏不入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虏溃入，则合三营之兵，并力奋击，务收全捷。

　　隆庆时，御史马明谟请复屯盐之旧，言：“祖宗时，边备振举，虏不敢深入。富商得以私财募人开垦塞下，输纳盐粮。故当时公私饶裕，不籍内帑而给。今诸边苦虏塞下无可耕之田，乃议发帑，国计所关。以天下供京师其势顺，以内帑供四方其势逆。乞敕重臣分理屯盐之利，使地利尽而商买通，则边饷有裨，国储可裕矣。”

　　隆庆时，大学士张居正言：“顷年以来，议论太多。如督府等官，初莅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临政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烦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切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二，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至当。及计虑已深，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沮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叮宁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须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宜各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勉修职业，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云：“臣见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礼之所制，反在于朝廷，而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贾谊所谓盐戾者，深可虑也。然人情习玩已久，骤一振之，必将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将曰此务为操切者也。臣请有以解之，夫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盖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也。若徇情，则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谓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也。若操切，则为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奋乾纲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杀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母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庶纪纲振而下有法守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霆不能击，则造化之机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见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违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数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遂使漏网终逃，国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赏罚何由而当？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便题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之缓急，道之远近，严立限期，辄令奏报。该部置立号薄，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偾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违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以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訾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大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编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然。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而进？百官有司之职何由而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笑之微，敝裤之贱，亦勿轻予。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于毁誉，毋杂于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替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政事尽心官守者，九年任满，亦照吏部升授京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补。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升参政，佥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为小转之法，互迁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

　　隆庆时，户部覆南京户部尚书刘体乾条陈四事，皆琐屑无甚关系。得旨：“今后各衙门琐屑诸务，可径行者，不必一一渎奏。”

　　隆庆时，户部覆给事中刘继文便商事宜，内一段言：“诸司书办诸役，需索无厌，宜令部臣科道查数厘革。其商人纳粮领银，自本部及监收两道之外，凡各衙门点卯挂号，一切停止。”从之。

　　隆庆时，蓟、辽总督谭纶陈言，内一款言：“今民贫吏慢，而蠲征之令太数。夫良民奉法，而供赋以为常；敝民梗化，而逋赋亦以为常。在上者概议蠲免，是朝廷旷荡之恩，不足以劝善，而反以惠奸也。请自今地方非有重灾，不得议免。其悖顽多逋者，有司严法绳之，不得宽贷。则良民不致独累，而敝民亦知畏法矣。”

　　纶疏内又一款言：“国家众建卫所。棋列中外，除锦衣等卫，其在外卫所，通计额军三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数不与焉。其始军无缺伍，粮有定额，而食常足；今中外马步官军大约止可八十四万五千有奇，而粮饷积欠，兵益少而饷益乏。乞敕户部，清查原设卫所官军粮饷登耗之数，及会算原额起运存留钱粮造册，与抚按官查理，则天下之额饷可清矣。”

　　隆庆时，礼部覆礼科奏诸臣疏中言语：“字画务求便于省览。”穆宗曰：“今后诸司章奏，务词语简明、字画楷大如嘉靖初年式。”

　　隆庆时，穆宗问户部九边年例军饷太仓岁发及各省办纳之数。尚书刘体乾言：“国家边制，祖宗朝止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继以宁夏、甘肃、蓟州为七，又继以固原、山西为九，今密云、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马，各镇原自有主兵，一镇之兵，足以守一镇之地。后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调集多于往时，而坐食者愈众矣。其合用刍粮，各镇原自有屯田，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后屯粮不足，加以民粮，民粮不足，加以盐粮，盐粮不足，加以京运。馈饷溢于常额，而横费者滋甚矣。府库空而国计日诎，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边之费固其大者。因以元年至三年太仓及各省岁发兵饷与本镇屯粮之数备呈上览。”穆宗责以岁发银数甚多，臣下全不为国体恤。

　　隆庆时，湖广抚按上所属府州县官积谷不如数者，穆宗曰：“积谷备赈，屡有明旨。有司不以实举行，俱降调如例。今后抚按官宜严核分数参奏，勿徇私宽假。”

　　隆庆时，陕西总督都御史王崇古言：“迩者户部议边费，谓嘉靖初年止五十九万，后二十八加至二百十一万，又十年至二百四十余万，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万，而岁入不给。臣惟各边之增费，大都在蓟镇十七；在宣大、辽东、山西十二；而陕西四镇独延绥因选兵入卫，稍增十一。其甘、宁、固岁额京运，视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减。今甘肃五万一千有奇，宁夏四万五千，固原九万，延绥一十九万七千有奇。通计四镇岁额，止当蓟镇之半。陕西三边，东自延绥黄甫川，西抵甘肃嘉峪关，西南抵洮岷；远接四川松茂，延长数千里，各镇兵马总计兵二十余万，马十余万匹，以分守纡远之边，无所不寡。南番北虏，四时戒备。一岁刍粮数百万计除京运外，皆取足民屯盐粮，视他镇半请帑银者不同。今当于其费之多者查议节省，不宜复于少者而仍计减削以重苦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