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宣德时，锦衣卫总旗卫整女因母病，刲肝煮液，食之而愈，请旌表。宣宗曰：“为孝有道，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剖腹刲肝，此岂是孝？若致杀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岂不大坏风俗？女子无知，不必加罪，所请亦不允。”

　　宣宗敕右都御史王章曰：“朕为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比者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经，耳目所及，军民利病，岂无可言？而泯焉不闻，岂朕之所望哉！尔国之大臣，实总宪纪，可自良乡抵南京巡抚，军民一切休戚，具以实闻，毋有所隐，庶副朕忧愍元元之意。”

　　宣宗因翰林儒臣进致治在用人之说，曰：“《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

　　宣宗尝谕左都御史刘观曰：“中外文武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内府诸衙门，皆有钱粮出纳。近闻其弊甚多，即选能干御史率监生于东华门外庑下取各监局文卷簿籍，详加磨勘，有隐匿钱粮虚冒支给者，悉以闻。”

　　宣宗谕法司官曰：“朕观《周书?立政》篇云：‘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此言深有意味，盖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滥，则仁恩洽浃，足以培固国本，福祚岂不灵长？今不必论效验，但当以敬为主，有虞钦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宣宗尝谕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数千里，常虑驿使往来，或有暴扰，或水旱灾伤疾疹，民有饥窘不安，皆朕所欲闻者。朝臣往还，御史巡历，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视，冀闻其实。今其所言，乃毛举细故，不切大体。大臣如此，予复何望？尔等朝夕左右，当悉朕意。凡所见闻，皆须详陈，君臣同体，勿有所疑。”

　　宣德时，有中官奉旨传之六科，辄令径行诸司，宣宗闻之，即下法司治，因谕给事中曰：“尔官近侍，职在记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内使传出者，尔当备录覆奏，再得旨而后可行，庶几关防欺弊，不然必有诈伪者。尔等自今恪谨乃职，不许依阿随附。”

　　宣宗谕礼部尚书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请给度牒甚多。中间岂无有罪之人潜隐其中者？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无之，尔礼部同翰林院官礼科给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试，能通大经，则给与度牒。”

　　宣宗谓侍臣曰：“夷狄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祸，论者以为不当通女真攻契丹取燕云之地，亦非根本之论。是时天祚失道，内外俱叛，取可也；女真以方强之势，乘契丹之弊，后日必与我为邻；燕云之地，太宗百战不能克，乘时取之，亦不为过。若究祸之根本，盖是自熙宁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变易法度，民苦征徭，军无纪律，国家政事，日凌月替，遂为夷狄所侮，致有此祸。高宗南渡，中原陷于夷狄，民心思宋，政宜卧薪尝胆，委任忠良，恢复旧疆，洗雪大耻。乃复用小人，力主和议，为偷安之计，以岳飞之忠，卒死于秦桧之谗，小人之败人国家如此。”又曰：“自古无中国清明而有外夷之祸者。”

　　宣宗因汝南王讦奏兄周王之过，谓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谗言致忿，驯至阋墙，浸成大恶。当念同气至亲，各生爱敬，则自然和协。古人言，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此言最好。”

　　宣宗与学士杨溥语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贵乎训练有方，抚养得宜，不患其不为用。”宣宗曰：“养之厚则得其心，练之精则得其用，必其气锐志果而后可用。若素不训养，一旦驱之，矢石之间，进退失错，何望有济。”

　　宣宗闻山西军民李二等九人自宫投入晋王府，贻书晋王曰：“皇考下诏天下，禁止自宫，违者谕以不孝。而李二等敢故违，投入王府。夫自宫以求用，古人所谓非人，情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岂复有心为王国之用？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宣德间，刑部主事李顺等、金吾等卫指挥宫旺等大祀天地，皆不出宿，为御史所劾。宣宗曰：“大祀不敬谨，岂可容？”命都察院治之。

　　宣宗与侍臣论足民之道，因曰：“先王制民产，教之树畜，不轻用其力，故家给人足，而复储嬴余，以待饥荒。至秦开阡陌，田土并于豪强，小民无常业，加之头会箕敛，不遗锱铢；隋文时，仓庾充盈，布帛山积，及遇饥荒，不知发而赈之，令民就食山东，国家储积何用？如此何望治效之如古也？”

　　通政司进各处雨泽奏本，宣宗谓侍臣曰：“祖宗爱民之心、保民之道，于斯可见。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闻者，岂是久安长治之道？我国家自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泽，世世相承为成宪，岁之丰俭，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虑深矣。”此奏不知何时遂废。

　　宣德二年，将临轩策士，宣宗谓礼部臣曰：“设科求贤，国之大事。昔之为君尝有祝云‘愿得忠孝之人，以资国用’。今朕之心亦如此。”

　　宣宗谓翰林臣曰：“国家取士，科目为先，所贵得真才，以资任用。古人取士于乡，其行艺素有定论。至朝廷复辨其官才，所以得人为盛。后世惟考其文字而遂官之，欲尽得真才，难矣。然文章议论，本乎学识。有实学者，其言多剀切，无实见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尝敷奏以言。况士习视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实，则士习日趋于厚；朝廷尚浮华，则士习日趋于薄。此在朝廷激励成就之有道也。”

　　宣宗尝读《汉书?循吏传》有感，因为序论曰：“班固作《西汉书》，载循吏文翁、王成、黄霸、龚遂、朱邑、召信臣六人，然观其事，兴学校，勤劳来，劝课农桑，修举水利，恭俭爱人而已，非有奇才异能以倾骇人之视听。然而传之者何哉？以其奉职循理而民自化，异于尚威严以为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为本。舜禹之相戒，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养，又有所教，而后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善士。此后世郡守县令之职所由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环千里百里，其民以千万计，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养之而已。教养之道，农桑学校而已。农桑之业修，则民足于衣食而遂其生；学校之政举，则民习于礼义而全其性。如是足以为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务此，往往任智术，利威严，苛刻削急。于是民受其弊，此赵广汉辈所以不得为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师舜禹之道，以教养斯民，故于守令之选加严焉。《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满天下郡邑哉！”

　　宣宗览《豳风七月图》，谓侍臣曰：“此足以见周家立国之本，周公辅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御饥寒，皆豫为之计，委曲详尽，必收成然后役之，所以当时军民相亲如父子，周之王业由于此，所以传世历年之永也。”又曰：“非周公此诗，后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为名世之臣也。”

　　太医院医士旧五月粮。宣德时，医士贺祥等奏贫无以赡，比照天文生例，请给月粮。始命有家者月支米五斗，无者月三斗。

　　虞谦为杭州知府时，曾建议：“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官府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余田以均贫民。”闻今不复然矣。

　　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汤千户者以贿结之，因倚势渔猎百姓。按察使林硕初至，振举宪纲，汤惧不容，谗硕于裴。裴诬奏硕讥诽及沮格诏书，遂逮硕至京。硕言：“臣昔为御史，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升按察使，至浙未久，小人旧不便臣者，设谋造诈，欲去臣以自便耳。”宣宗曰：“朕固不信，是以面问，汝今既明白，汝即驰驿赴任，但遇民瘼事，悉奏来。朕推诚心以待臣下，汝无他虑。”因谓侍臣曰：“小人造言，谗害君子，归必罪之不贷也。”

　　宣宗御武英殿，谓侍臣曰：“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善言有益于君德、有补于治道如此，岂可不听？”

　　宣宗与夏原吉语及古人信谗事，曰：“谗慝小人，真能变白为黑，诬正为邪，听其言若忠，究其心则险，是以帝舜┾谗说，孔子远佞人，唐太宗以为国之贼。朕于此等，每切闲防，若有其萌，必杜绝之，不使奸言得人，枉害忠良。齐杀斛律光，国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寝谋，卿所宜务也。”

　　宣德时，奸民有欲陷良善者，多构诬词赴南京讦告，南京法司辄逮问。宣宗闻之，令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告讦者，俱送北京，惟京城军民词讼许其鞫问。

　　宣宗闻侍臣讲《贞观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几成康，实本于此。予尝及覆是书，谓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谓治国犹栽树，根本不摇则枝叶茂，君道清静则百姓安乐，皆要语也。”

　　宣德时，内官张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宣宗命斩于都市，枭首以殉。

　　宣德二年冬，礼部奏：“永乐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愿出家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额外不许滥收。俟五年后考试，如果精通经典，给与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请给者，多系额外滥收，且不通经典者多，请如例悉遣归。若系额内之数，亦待三年，考试给与。”从之。

　　宣宗因与侍臣论刑法，曰：“汉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观《明堂针炙图》，禁鞭背，皆后世仁政。文帝培植汉之国脉，太宗肇启唐祚，享国长久，有以哉。”

　　宣宗曾制《帝训》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祖》、曰《正家》、曰《睦亲》、曰《仁民》、曰《经国》、曰《勤政》、曰《恭俭》、曰《儆戒》、曰《用贤》、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曰《求言》、曰《祭祀》、曰《重农》、曰《兴学》、曰《赏罚》、曰《黜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备》、曰《驭夷》、曰《药饵》，言质事实，皆为理之大要。亲序其首，复题其后，惓惓欲后世子孙服膺斯训。若为人主者，时置一册于坐侧，甚为有益。

　　宣宗尝谕兵部侍郎王骥曰：“近闻南京运送诸物者，每船所装，皆未及半，而经过之处，一体添拨军夫接送，虚劳人力。令襄城伯李隆及南京工部、都察院、锦衣卫各委官监视，凡有运送，务令满载，若仍踵前弊，具奏罪之。”

　　宣宗尝谓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于广言路。盖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谓明主视天下犹一堂，满堂饮酒，一人对隅而泣，则一座为之不乐。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实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讳，言或激切，亦其心发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弃之，孰肯进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闻，庶几有补于治。”

　　宣宗闻广东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矿砂，煮之可得白金铅锡，请官开冶。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开验，每砂百斤，炼银四钱、铅二十斤。因谓尚书夏原吉曰：“朕料铅砂之烹，所得无几，若果有银利，置冶烹炼，岂待今日？彼小民或窃取以求毫末之利，无足怪，朕已宥之不问。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国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宣宗闻山西饥民流入河南者为有司军卫所捕逐，谓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民饥流移，岂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饮食、居处、医药，皆为区画，山林河泊之利，听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余万人。今乃驱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县官加意抚绥，发廪给之，随所至居住，敢有逐捕者罪之。”

　　宣宗闻太医院奏尚衣监用辟虫香二万斤，乞遣人福建等处收买，曰：“此非急务，不必遣人。且香药安用许多？可减其十之七。”

　　宣德时，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继败。宣宗乃作《酒谕》，其文曰：“天生谷麦黍稷所以养人，人以曲蘖投之为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国用。《书》秬鬯二卣曰明禋，《诗》既载‘清酤赍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以事亲也。‘岂乐饮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维醹，酌以大斗’，‘酾酒有衍，笾豆有践’，燕父兄及朋友故旧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废乎？而后世耽嗜于酒，大者忘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仪狄戒甘酒，成汤至帝乙罔敢崇饮。文王、武王戒臣下曰‘无彝酒’，曰‘德将无醉’，曰‘刚制于酒’，孔子言‘不为酒困’，又礼有一献百拜，然则酒曷为不可有哉？夫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合欢，惟谨圣人之戒而礼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宗尝谕吏部兵部臣曰：“今后凡中官传旨，除授官员，不问职之大小、有敕无敕，俱要覆奏明白，然后施行。”

　　宣宗尝问侍臣历代户口盛衰，侍臣等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之，汤始受命，视禹时不及。及纣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视汤时又不及。成、康致理，遂多于禹时。春秋战国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汉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数年问，天下之众亦减其半。昭帝罢战务农，至成帝初，户口极盛。东汉承王莽之后，率土之民，十才二三，明、章之后，天下无事，人口滋殖。三国、六朝疆宇分裂，所存无几。隋文节俭，大业之初，户口极盛。炀帝荒淫，役人以百万计，丁男不足，役及妇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为盗。唐贞观以后及于永徽，户口日增，至开元极盛。安、史之乱，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后，自太祖至神宗，户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荡，所存者东南之民。此历代户口之大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