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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东日记
盖叶氏初据前辈传闻,后引《豫章罗先生文集》及徐康《前尘梦影录》作证明,然后以明代工价与清光绪年间湖南刻书价比较,是否正确无误,犹待细论。惟考之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王惠雕刻赵撝谦《学范》二卷,其识语中说:「遂俾匠氏历山罗友庆鸠工以刊之。纸以张计,七十有一;字以数计,二万一千六百二十有奇;计工以日,二一百一十有三。始于九月壬子(十月十七日),成于冬十月丙申(十一月三十日)也。」则每张字数约304.5个,起迄费时四十五天,工作日二一百一十有三,约需五个工人,每一个人工作日平均工作量的进度需要刻完一百字左右。因此,以下我们就根据一人百字的平均工作量作为计算准则。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刊行《明文衡》九十八卷,序文谈到:「总为费计二十万有奇。」其工费除了九十八卷的字数刻工外,还应包括有纸张、装订及油墨、印工等费用在里头。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刻《方册藏》,每字一百,计写工银四厘,刻工银三分五厘,每版一块两面刻成满行(约八百字),通计费银三钱。同时北监刊《廿一史》靡六万金有奇。[40]四十年(1612)刊行的《径山藏》《经律异相》各卷都刊署题记,其卷一云:「浮度居士吴用先施赀刻此《经律异相》第一卷,计字八千七百七十个,该银四两三钱八分五厘。自下释在慎对,上元王自谦书,许一科刻。万历壬子岁夏六月径山化成识。」该经刻工三一人,费时五月,第一卷十六人,第二卷十三人,第三卷二人。因此据此计算,每百字付费五分,一般刻工每天百字,月工资一两五钱。
又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云:「一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与刻字工银,每字一百,时价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静处刻,勿令人见,每百字加银五厘,约工银三钱四分,今算妖书八百余字,与工银数相同。」[41]据此,每百字时价四分,八百字约三钱二分,另因特殊刊物而外加五厘部分,与嫌犯供词的刻值约略相当。又如崇祯初年贺家兄弟捐资刻印《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一至卷六十均有末题,首卷云:
丹阳居士贺懋莹焘、懋炜仰承先严贺学礼遗愿施赀刻此《大方广佛华
严经疏》卷第一,计字九千二百六十四个,该银四两六钱八分四厘,
海虞弟子契慧净住沙弥契机同对,崇祯二年(1629)夏月径山化城寺
识。
则每百字约五分;全书共有六十六万八千二百七十字,该银三百三十四两零一钱三分五厘,其百字工值仍然相同。另有《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与前合计字九十八万三千二百五十字,该银四百九十一两六钱二分五厘,平均每百字仍为五分钱。[42]又如《吕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乃体邑商山居士吴祚助刻,共四十卷,计字三十万七千一百三十九字,该银一百五十九两三钱六分六厘,平均每百字亦为五分钱。[43]凡此,均说明当时刻工价每百字五分应是定例。至于叶氏引用成化刊行的《豫章罗先生文集》,其牌记是这么说的:「刻板八十三片,上下二张,一百六十一页,绣梓工资二十四两。」则每页合0.149两,每页平均400字计,每百字得工价银三分七厘。这和崇祯末年,毛氏汲古阁广招刻工,三分银刻一百字接近。比较便宜的是邵氏《弘简录》刻费九百余金,计字三百四十万有奇,每百字为银二分七厘。[44]
此外,另据刻成于万历末年的《嘉兴藏》〔《中华大藏经》复印件〕,以及成于清初的《续藏》及《又续藏》。其刊刻时,乃由私人或寺庙捐刻,经中每卷均题捐刻人,刻字多少,该银多少亦有明确数据,
所以无论如何计算,从明初到崇祯末年的刻工价格,都在五分到二分七厘之间。由于明初出版业需求刻工量少而质高,所以劳动薪资也厚;随着出版业的发达,技术工人比前普及,而劳工素质良莠不齐,同业间竞争又特别激烈,说不定明代晚期的刻工薪资反而转趋下降或同工不同酬的情形。不过,这生产过程中是否包括写工价格,我们无从考察,只有《方册藏》谈到每百字写工银四厘。那么,一般刻工的日工资在明初约五分,中叶至末期也在三、四分左右,约可让二口之家每天饭食泡菜勉强过活,或购买二合白米。如以百叶书籍,每叶20字*20行,共四百字计,则刻工价及写工价约合银一两半,全书刻写工价约需一百五十两,用纸则有五两、三钱、二两之别。装订百叶成二本套装之装潢费用,以及刷印工费、油墨钱也还未计算在内,则其全书的成本工费更难详估了。
(三)、书籍售价
不过,我们可以从市场上的实际贩卖价格来看,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数据,如《新锲侗初张先生注释孔子家语隽》五卷,「师俭堂谨依京版重刻」,封面上则题:「是刻系张太史家珍,本堂币请重梓,仍加校雠,宋体楷刻,无一差讹,每部冗价纹银参钱正,买者请认师俭堂的板。」《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杨氏归仁斋梓,封面题:「每部实价纹银三两」,此书凡三十册,则每册约值一钱。又安正堂梓《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书前牌子题:「万历辛亥岁(三十九,公元1611年)孟夏月重新整补,好纸版,每部价壹两整。」杭城李衙刊万历刻本《月露音》牌记标注「杭城丰东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捌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以上书籍都非小说一类,其市场价格与小说是否不同,还需更多的资料比对,但是从金阊书坊舒冲甫刊《封神演义》标注「每部定价纹银贰两」,以及金阊龚绍山梓行的《新镌陈眉公先生评点春秋列国志传》十二卷,封面上记明:「每部纹银一两」,则二书既非士子科举的参考书籍,也非家家必备的《万宝全书》等日常实用书籍[45],只能算是消遣性的书刊,然而动辄一至二两银钱,若换算物价,已足以供给五口之家饭食泡菜约个把月的生活费用了,那么,书价怎算得是便宜?倒是有关投资报酬利润约有几成?售价是否随时调整变动?以及传统市场上讨价还价的折扣惯例,在此倒是不见明文记载,无法详细讨论与确证。
参、书坊在市场上的经营手法
通常书坊主人在投资制造了一套模具后,不必等待刻版全部付刻完成,即可开始刷印,生产书籍,然后推销于市场上,这种流水式的接力作业,可说是赶工生产最常见的模式;甚至不必等待完成打眼装订的最后手续,而推到市场发售的情形也不乏实例,如Dr. Soren Edgren演讲中例举的《地方志》即可能是其中一例。这种急于变现,尽快收回成本和获取利润,则是投资者为求绩效的不变法则。因此,在绩效压力下促成书坊的经营手法颇值得注意,这里仅就几个方面来谈:
一、以老字招牌和重金收购作信用及礼聘名家为号召
这是出于对消费读者群的宣誓,保证自家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如《楚辞集解》一书,其封面即刻有唐少村小影半身像,头戴斗笠,手执书册,上栏有「先知我名,现见吾影,委办诸书,专选善本。」这是一种让人睹影而知其书品的保证行为,有如今日作者之附相片于书的外封面或内封里。又如《卜居秘髓图解》一书的封面也有「都门叶近山币购,以寿诸梓。」这是向消费大众保证自己刊刻的书籍不是一文不值的廉价品。似此情形,目前可以看到最早广告应是汪谅所刻的《文选》,其题识云:
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面,今将所刻古书目录
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
这种说明自家的地址和书肆贩卖的书目,无非是打着广告招徕读者的惠顾。尤其小说的消费读者既是广大群众,属于通俗读物,其竞争当更加激烈,因此像《万锦情林》一书的封面,上题横书『双峰堂余文台梓行』,左行直题『锲三台山人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右下直题『一汇钟情丽集』、『一汇三妙全传』、『一汇刘生觅莲』、『一汇三奇传』、『一汇情义表节』、『一汇天缘奇遇』、『一汇传奇全集』等共七行,中下栏云:『更有汇集诗词歌赋诸家小说甚多,难以全录于票上,海内士子买者一展而知之。』中绣余文台本人影相安坐图,前置书案,旁侍两童,内题『三台馆』匾额及『成化门』店址,每卷首二行署『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纂,书林双峰堂文台余氏梓。』卷六底叶有『万历戊戌(公元1598年)冬余文台绣梓』牌记。这么周全而详实的广告标记和质量保证,诚不多见。至于《封神演义》在其封面的识语中也说:「此集乃某先生考订批评秘册,余不惜重赀,购求锓行。」而一般的讲史小说往往以「按鉴」编辑,标榜内容有其史实根据,并非全是胡扯杜撰。有的则用区域地理环境,文化水平较高的「京本」作号召;有的则在「按鉴」本上,加上了辅助阅读的「全像」图版。如果从招牌字号来说,明标「本衙藏板」、「鼎锲注释」,则是以信用可靠的官府刻书代表产品的质量[46][47],以区别福建一地生产劣质的麻沙版印书。[48]至于以「新刻增异」、「残本新刻」、「增广」、「新刊出像音注」、「重言重意」、「诸儒批点」、「新刊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等之冠加于书名上面,无非说明内容或形式上加了一些工夫,使产品的质量提高,争取读者的青睐购买而已。有的则是虚有其表,欺骗读者的恶劣手段。盖小说既然沦落于文化市场上,成为商品经济中的一环,其经营手段和营销策略自然沾染市场上的种种商业习气,而有过度夸张的宣传。似此情形非止一端,若加细分,可以分成如下几种内容的广告噱头:
(一).真本遗文︰证明本书不是杜撰或乡壁虚造,而是正史逸传中的另外一章,只有本家独有,别无分号,如《隋史遗文》即取名于此,用以吸引读者的注意。[49]还有以「残本新刻」作号召,说明此书别无他号。
(二).珍本好书︰说明该书是珍贵的本子或特好的书籍,用于向读者推荐。有冠以才子之书而自居者,好向消费群众号召值得一读,如第一到第七才子书,各有专属书籍,《水浒传》即被题作「第五才子书」。又如前面提到的《新锲侗初张先生注释孔子家语隽》五卷的封面,不只说明师俭堂依京版重刻,还说该书原系来自张太史家的珍藏本,在花钱买到后请人重新刊行,又加校雠,用宋体字楷刻,无一差讹,特请买者认明。
(三).增广新刻:通常在落后别家发行的情况下,为了吸引读者再次的购买,只好说明本书内容不同于往昔;或者为了争胜别家的产品,只好表扬自己增加了详实的内容,证明与它家产品不同,甚至在内容意义方面也有所别异。或者以新刻印刷,版面效果的良好条件,冠于书名之上,凡是在原书名上加上「新刻增异」、「增广」、「重言重意」等名称者,不外如此。
(四).大户编辑︰为了向消费群众推介新出版产品质量的优良可靠,必需委请有学问的知名文人为书肆从事小说的编辑工作,以表示质量的可靠性,绝对不是出于名不见经传的三家村学究所作的那种断烂朝报式的篇章可以比拟,所以明朝中叶以后,凡是有名的文人或通俗作家,往往会被强拉挂名于书中,如袁中郎、锺伯敬、李卓吾等都是他们藉以号召的知名人物。至于大户编辑者如余邵鱼、余象斗等是也。当然其中也不乏雇请专业编辑者从事,如余象斗的三台馆刊《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序中就曾提到:
昔大木先生,建邑之博洽士也,遍览群书,涉猎诸史,乃综核宋事,汇为一书,名曰《南北宋两传演义》,事取其真,辞取其明,以便士民观览,其用力亦勤矣。
此外,邓禹模更是余家聘请的主要责任编辑。然而大部分文士只是未经挂名者同意或假托已死的人,作为欺骗读者的一种经营手法及噱头。
(五).名家评点︰自归有光评点《史记》,李卓吾、金圣叹等人评点《水浒》、《西厢》,评点通俗小说者蔚然成风,于是有的书肆不惜重金礼聘名家评点,分析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性格与语言情趣等等,增加读本的鉴赏性与指点读者的阅读门径;有的则是翻刻前人评点的作品,如以名家评点之《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蔡元放评点东周列国志》、《镌杨升庵批评隋唐两朝志传》、致和堂刊本《新镌陈眉公批点按鉴参补出像南北宋志传》、《新镌玉茗堂批评按鉴参补出像南北宋志传》等等,都是他们藉以宣传的重要评点人物。[50]有的是以「诸儒批点」含混其词,或者加上「新刊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至于任意挂上评点人名者,也大有人在,如:玉茗堂(汤显祖)、徐文长、锺惺、陈继儒、李卓吾等人,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后,往往「查无证据,事出有因。」[51]直让大家为之气结,浪费读者不少的时间和金钱。
(六).读法加注︰有的书肆在小说文本之前加了部份导读性的文字,告诉读者如何鉴赏该书,使消费群众容易解读入门,免得「雾煞煞」一片,摸不着头绪。[52]还有冠以「鼎锲注释」者,除了证明出自于宫中的图书外,另加注音或解释,用以帮助识字不多的读者,鼓起勇气购买,不要举步不前。
(七).序跋题词︰书肆最简单易行的方式是请了一些名公巨卿在该书前后写篇序跋,或填写一些诗词,推荐这部书籍,或介绍相关内容。有的只是泛泛之言,无关紧要;有些还是针对相关情节内容或特定人物给予认真品评推介,甚至趁机会发表议论,提出他对小说的理想和高卓见识。[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