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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东日记
(八).插画︰由于中国古代教育没有今日的普及,因此文本阅读不免有些障碍;而表达社会复杂万象又具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文本,其记号系统诚非三、五百字的日常生活用语即可驾驭,因此如何帮助广大消费群众理解该书的内容,必有其适当的阅读辅助工具。从唐宋讲唱话本以来,讲唱者除了用声音情感、动作表情等身势语作辅助,以使听众容易理解之外,还有兼用醒木、乐器等道具者。一般最常见的方式即是加挂画图,作为辅助说明。随着从说书秀场转入案头文本后,讲说者成为作者,面对讲者的听众一变为面对文本的读者,说话底本则成为案头阅读的文本,这种说写角色的转换使叙述的重心点异位,于是加挂画图,看图说故事的优良传统也因而再度被转化运用,成为小说文本的插图,使文字叙述的间接想象和抽象思维,透过图画和直接的视觉,更能如实具体的呈现在消费群众的眼前,增加读者的知性理解。这些插图有的只是针对其中的人物、场景氛围给予造型图绘,但是明代刊刻的一些小说常见上栏是图,下栏则为文字,图文内容两相映照,一一算计版面,拈出重点给予精细的图绘与刊刻,不但可以看出文字和图画两种不同艺术专业的结合与合作,同时也可以看出编刊者的苦心,甚至上栏之图有时如戏剧舞台上的表演,颇似今日连环漫画之前身,昔时舞台艺术的直接呈现。[54]如余象斗刊刻的几种小说:《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全像北游记玄帝出身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刻全像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等书,都附有「全像」。尤其《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更云:「《水浒》书坊间梓者纷纷,篇像者十余幅,全像者只一家。、、、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前后廿余卷,一划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万历甲午(公元1594年)书林双峰堂余文台梓」,似此这类「全像按鉴」或「新刊出像音注」,或者将评释、图及序跋、文本等,集于一书,或以三节板的汇刊形式出现者,无疑都是为了大小通吃,既可吸引知识分子的购买,同时也能得到识字不多的通俗读者所青睐的宣传手段。
二、以降低生产成本方式搏取利润:
市场上的经营常常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廉」,独家经营,避免竞争,这是最好的经营策略。一旦遇到竞争对手,首先采用的手段是采取低廉的价格,牺牲暂时性的利润,先把对手淘汰,逼出市场之外,然后取得独占市场的优势,往后再把先前亏蚀的成本和应得的利润逐一回补。如果不可能把对手逼出市场,则只有设法压低生产成本,才能保有竞争优势和合理的投资报酬率。《石林燕语》即说:「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这种采用便宜的原木材料以及节省工时容易刊刻的松软枣木,正是书肆制造版模时唯一选择的经营策略,也因如此,造成粗制滥造、校对不精的麻沙版充斥于南北市场,说明了当日有些书肆,为了生存,只有采用低成本的廉价品,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五杂俎》即云:
建阳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
[55]
建阳麻沙版以亚热带生长快速的枣木作刊刻材料,出发点纯粹为了射利,不是供作藏诸名山的传世作品。除了采用廉价的材质外,另一种方式是湿薄的木板节省成本,因此又被批评:「雕版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56]雕版如此,印刷的纸张也好不到哪里,《经集会通》也有这样的评语:「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57]可见闽版脆薄,不耐久存而裂缩,使板上文字逐渐失真,印刷效果自然不好;加以印刷纸张幅式短窄,纸色黧黑,刻工滥恶,校对不精,又多舛讹,油墨又差,一无是处,这是天下公论。然而话说回来,其成本最低,最具竞争力,也是最适合通俗消费品的印行,而非专印传之久远的名山经典。
另外一种节省成本的方式是缩小版面,每叶字数增加,减少纸张的用料,产品的成本价格自然降低,也是投资者的经营策略,更是后期翻刻小说的版面特征。其所以如此,无非是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商业营销的策略运用,使后来出版的书肆能够存活,取得双方共享市场。事实上,这种缩小版面的情形有时连官府也看不过去,不得不以行政命令给予纠正,如福建提刑按察司给建宁府牒文云:
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坊射利,
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如巽与讹作巽语,由古讹作犹
古之类,、、、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
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刻,县仍选委师生对同,方许刷卖。书尾就
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追
版割毁,绝不轻贷。[58]
福建出版的十行本五经四书旧称善本,藏书家争相购藏,然而崇化、麻沙书肆林立的结果,有限市场在过度自由竞争的压力下,为了生存,才有节省工时,简化校勘,以求速刊速印,尽快收回成本,取得利润等种种脱轨的行为发生,不似其它各地出版业者容易取得自然独占,所以《老学庵笔记》总结各地产品后,作了如下的批评:
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干为金,坤又
为金,何邪?[59]
据此看来,从宋迄明,福建书坊向来如此,说明了适度的竞争对于消费群众有福;不合理的过度竞争,将使书坊在有限的文化市场上产生排挤效应。尤其文化市场终非民生必需品,自有内外特殊的消费条件,也因如此,只要购买一部,便终身受用,更可传之子孙,借于他人,或于小说店中租赁:不似民生必备东西,天天需用,餐餐必食。所以《经集会通》就曾批评当日各地的书品与价格说:
三吴七闽,典籍萃焉,、、、、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 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越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60]
以多取胜这是闽中书肆特色,大量生产,成本自然降低;但是品管未臻极致,论精还是吴地书坊见长,而价值也就高人一等了,两者之间似乎各有其诉求的消费群众,层级不同,各有独占市场,也就容易取得相互共存。然而福建一地书坊距离太近,互相竞争的结果,只让书坊及消费群众落得双输的局面,古今皆然。
三、抓住流行风潮以迎合读者口味
小说之所以吸引读者,还是来自秀场的旧日经验,藉用读者「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的心理动机,吊人胃口,吸引读者欲知的追求。当一本小说畅销时,随即出现续编,如《金瓶梅》出刊之后,一时盛行,丁耀亢即开始写作《续金瓶梅》,理由是不满意书中的西门庆等角色淫秽处处,坏事做绝,死后的因果报应不够爽快明确,因此只好假名教让它再次回阳,历经一番现世报,用以警惕世人;可是伪托吴梅村《二续金瓶梅》的《隔帘花影》,或者删节本《金屋梦》,或署名讷音居士编辑的《三续金瓶梅》,何曾满意过丁氏的这本续书,毕竟情色满纸的小说书刊,正中一般人食色性也的原始本性,此所以《思无邪汇宝》[61]之流或艳情丛书诸作,彼彼皆是,无非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口味,它还是有一定的消费市场。
再者,一本新书出版后畅销,大家为了争取商场利润,竞相投入生产。也有的书坊打铁趁热,抓住流行风潮,纷纷的仿冒和推出情节大同小异的新书,如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通行了,于是历代讲史演义体诸书《东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梁武帝西来演义》、《南史演义》、《北史演义》、《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说唐演义全传》、《瓦岗寨演义全传》、《说唐演义后传》、《残唐五代史演义》、《杨家将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演义体小说,往往抓住这股流行风潮,在读者记忆犹新的时候,趁机会推出同一类型而内容稍有小异的作品,以满足一些喜好此道的读者心理。有时是用「新」字冠于书名上,试加翻案,以别旧作,并与旧作存有争胜互别苗头的意味,如《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臣英烈传》、《新刻出像玉鼎列国志》、《新编皇明通俗演义》、《新镌东西晋演义》、《新列国志》等不同历史背景的小说被推出来了,理由无非如此。有的则假借来自上都京城等文化水平较高的首善地区,标榜文化水平高超,如《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传》、杨氏清白堂刻本《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西清堂詹秀闽藏版《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志传》等,都是藉此推出新作。更有的则以续书型态出现,补阙前书之未备,如《三国志演义》之后则有《后三国石珠演义》;而《忠义水浒传》之后则有《荡寇志》[62]、《水浒后传》等,或用「全本」称之者,如《忠义水浒全传》、《忠义水浒全书》等书名皆是。无论所持何等理由,一言以蔽之,都是为了满足各阶层读者的胃口,体会消费主权,才有「顾客至上」的表现。
四、避开政治的干扰:
中国小说戏曲历代禁毁之情况,已有专书辑录,而其遭到禁毁原因多端,或因淫秽,或带毁谤,或者荼毒民心等理由,不一而足。明代虽然没有前后两朝禁制之严,但是以政治干预小说,不信任消费读者的鉴别能力,不寻市场机制的运作模式,而以上级的主观来指导消费,没有太大的不同。汤文正公抚吴告谕就说:
为政莫先于正人心,正人心莫先于正学术。朝廷崇儒重道,文治修明,
表章纪术,罢黜邪说,斯道如日中天。独江苏坊贾惟知射利,专结一
种无品无学、希图茍得之徒,编纂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亵,
污人耳目;绣像镂板,极巧穷工,游佚无行与年少志趣未定之人,血
气淫荡,淫邪之念日日、、、、合行严禁。仰书坊人等知悉:除十三
经、二十一史及性理、通鉴纲目等书外,如宋元明以来大儒注解经书
之书,及理学、经济、文集、语录,未经刊板或板籍毁失者,照依原
式另行翻刻,不得听信狂妄后生轻易增删,致失古人著述意旨。今当
修明正学之时,此等书出,远近购之者众,其行广而且久。、、、若
仍前编刻淫辞小说戏曲,坏乱人心,伤败风俗者,许人据实出,首将
书板立行焚毁。其编次者、刊刻者、发卖者,一并重责,枷号通衢,
仍追原工价,勒限另刻古书一部,完日发落。[63]
也因如此,对于纯粹营利的书商而言,大可不必冒犯大不諟的罪名,使投资企业产生风险,因此,只好避开政治上的无谓干扰,把《水浒传》袁无涯刻本题名作《忠义水浒全传》、《忠义水浒全书》,有了「忠义」之名便可躲过禁制一劫。有的在已遭禁制之后,另改书名以避抄检者,如《后水浒传》之改名《荡寇志》便是。这种现象和清朝期间《红楼梦》因被打印上暗讽满人的小报告,而遭到禁制,只好改作《大观园琐录》、《金玉缘》等书名和新面目行世的情况如出一辙。凡此,都是出版业者着眼于市场上的商业利益,或者希望投下的资金不要落得血本无归所作的避险动作。
五、买一送二的强迫推销及跳楼大甩卖:
这是将多种名著或小说合编为一,以供读者多了一重选择的营销策略,也是买一送二的牺牲拍卖方式,如崇祯年间雄飞馆将《三国》、《水浒》合刻于同一版面的上下栏,而以《英雄谱》名之,上层为《水浒》,半页十七行,行十四字;下层为《三国》,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二字,购书者只要买得一部书,实际上等同于买到两部名著。不过这种做法也让喜爱《三国》者,不得不兼买《水浒》;需求《水浒》者,又不得不买回《三国》,多少带有强迫中奖的意味。[64]有的直将几种小说合编为一书,不是为了强行推销,而是希望适应不同观众的多重口味,好让消费群众能够多一点自由选择的机会,随兴阅读自己喜爱的篇章,明代的话本小说集,如《六十家小说》、《三言》、《三刻》等书,多少都有这种编辑目的。更复杂的情况当然属于那些小说类书,从《说郛》、《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燕居笔记》、《钟情丽集》等书,各式各样的内容尽集于一书之内,不但收录了小说的篇章,连酒令、歌谣、笑话等非小说的内容也编辑入列,有如万事不求人的《万宝全书》,这是考虑到消费群众的多重需求和方便所作的调整极为明显,甚至可以视作今日小说杂志的前身。[65]可惜我们无从考订它们的售价,如果是附送的性质,则如中国新闻报纸特有的副刊,直让消费大众觉得买东西还附赠品,然而站在商家的立场,这是牺牲跳楼大甩卖。
肆、恶质性的营销策略
毛晋汲古阁刻书号称有明一代翘楚,藏书亦甚精富,然而并没有在自己所刊刻的书籍上老老实实呈现,殊为可惜。叶氏著作的《书林清话》曾经如此的批评说:
然其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实、、、略举黄、顾、陈、段诸家所纠,则其刻书之功,非独不能掩过,而且流传谬种,贻误后人。[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