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难缜之论多家，而以萧彦瑜为最。彦瑜，名琛。兰陵人。缜之外弟也。其难缜也，一据梦寐，以验形神之不得共体；一观伤病，以见神之托体于形。曰：“当人寝时，其形是无知之物，而有见焉，此神游之所接也。夫人或梦上腾玄虚，远适万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耶？形既不往，神又不离，复焉得如此？若谓是想所见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气若寒灰，呼之不闻，抚之无觉。既云神与形均，则是表里俱倦，既不外接声音，宁能内兴思想？此即形静神驰，断可知矣。”曰：“今人或断手足，残肌肤，而智思不乱。此神与形离，形伤神不害之切证也。但神任智以役物，托器以通照。视听香味，各有所凭，而思识归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东阁延贤，南轩引景，北牖招风，西棂映月，主人端居中溜，以收四事之用焉。若如来论，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视神毁，二目应俱盲矣；一耳疾即听神伤，两耳应俱聋矣。今则不然，是知神以为器，非以为体也。”《梁书·琛传》谓琛有纵横才辩，而《缜传》亦称与外弟萧琛善，琛名曰口辩。今观此之所论，辩固有之，然未为精辟也。且佛之所呵，首为断灭。若经若论，开喻实多。而诸难者，率牵引中夏旧籍，罕及经论二藏。当时学佛之徒，机权作用，盖可知耳。

第二十章　王通
　　自老、释盛，而儒术衰。《南史·儒林传序》谓：“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虽北朝右儒，燕、齐、赵、魏之间，横经甚众。梁武起自诸生，亦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时学者称济济焉。然注经之家，补苴章句，鲜能成一家之言。北齐刘昼者，著书十卷，号为《刘子》，而多摭旧谈，文余于义。颜之推撰《家训》二十篇，辨正世俗之失，而自序致其书，言：“非敢轨物范世，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若斯之类，固不得侪于儒林之作者也。迨于隋而有文中子。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人。值隋之乱，居河、汾之间，以著书讲学为业。弟子自远方至者甚众。唐初开国之佐，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薛(收)之伦，皆其门人也。著《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为“王氏六经”。而多所散佚。今存者，《元经》十卷，又《中说》十卷而已。《中说》者，阮逸序(逸，宋人。)谓：“子之门人对问之书，而薛收、姚义集而名之。”而《旧唐书·王勃传》则谓：“通依孔子《论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说既两歧，洪迈(宋人)《容斋随笔》又以其书记门人事，年岁与史不合，乃直疑其为阮逸伪托。然吾观陈同父《类次文中子引》谓：“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以甲乙冠篇，而本文与分篇始末，多与逸本异。”(《龙川集》)是宋时逸本之外，明有他本，安在其能出于逸之手耶？程伊川曰：“文中子，隐德君子也。当时少有言语，为后人附会，不可谓全书。若其精粹处，殆非荀、扬所及。”(见《语录》)夫他人附会，则或有之矣。若其陈王道，明礼乐，岂可诬乎！是虽未必过于荀、扬，要亦荀、扬之俦也。吾以为两汉以后，两宋以前，粹然儒者，仲淹一人而已。至近时新会梁氏，诋其强攀房、魏为弟子，至斥之为妄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亦有此说，但谓其子福郊、福畴之所为，要亦未是)。曾不知唐人如皮日休，如司空图，并有《文中子碑》，皆系房、魏于其门下(见各别集)；而李翱《答朱载言书》亦称道《中说》，比之于刘劭《人物志》(见《李习之集》)。使数公者，实非仲淹门人，而出于强攀，则唐人岂能无言？纵李、皮、司空皆误信，而房、魏之后人亦不闻有辨之者，何也？夫唐人已无异说，而梁氏生千余年后，顾乃以是坐罪仲淹，而于其书，曾不考其足存与否，是果仲淹之妄耶？抑梁氏之妄耶？仲淹既卒，弟子议曰：“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坤》六五爻辞)请谥曰文中子。”故至今称文中子云(清义乌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一有辨文中子真伪，考证甚详)。
　　仲淹书之最精者，莫过于言六经之次。曰：“门人有问姚义：‘孔庭之法，曰《诗》曰《礼》，不及四经，何也？’姚义曰：‘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德(以意补)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养蒙之具耶？’或曰：‘然则《诗》、《书》何为而先也？’义曰：‘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乐》，则喧德败度；骤而语《书》，则狎法；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己，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闻之，曰：‘姚子得之矣。’”(《立命》)自《礼记·经解》之后，未有若斯之剀切著明者也。抑仲淹虽用经，而不取传。曰：“子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贾琼曰：‘何谓也？’子曰：‘白黑相渝，能无微乎？是非相扰，能无散乎？故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书》残于古、今；《诗》失于齐、鲁。汝知之乎？’贾琼曰：‘然则无师无传，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语本《易·系》)。必也传又不可废也。’”(《天地》)盖仲淹之学，自以直承孔子，故曰：“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天地》)以神契为自得。斯传记者，糟粕视之矣。是则上结六朝谈玄之局，下开宋儒心学之端。而习章句言汉学者，所为闻之而颦眉咋舌者也。
　　仲淹亦有得于佛老者，曰：“气为上，形为下。识都其中，而三才备矣。气为鬼，其天乎？识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曰：“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首方足之谓也。”(《立命》)以识言心，此得之于佛者也。“温彦博问知。子曰：‘无知。’问识。子曰：‘无识。’”(《述史》)以无知无识言道，此得之于老者也。惟有得于是，故论之也无过辞。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或问佛。曰：‘圣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周公》)虽然，子亦尝欲取三教而一之矣。“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子读《洪范·谠议》(子祖安康献公撰《皇极谠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问易》)然又岂独三教而已哉！大通变之谓道，执方之谓器。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本《文中子》之言)。故曰：“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周公》)世儒言治，无三代以后之君，而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续书》有七制，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也)，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天地》)世儒论人，无三代以后之士，而子谓：“诸葛、王猛，功近而德远矣。”(《问易》)“或问荀彧、荀攸。子曰：‘皆贤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时，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周公》)无适无莫，与时为变。呜呼！此《中说》之所以为《中说》也。

第二十一章　隋唐佛教之宗派
　　佛教初入中国，无所谓宗派也。西晋以后，译经日多，各有据依，门户渐立。鸠摩罗什当姚秦弘始中(弘始，姚兴年号)，集沙门八百余人于洛阳，译出经论三百余卷，门人并讲习之。其以诃梨跋摩之《成实论》为依者(诃梨跋摩，后佛九百年)，曰成实宗。以龙树之《中观论》、《十二门论》(龙树后佛六百余年)，提婆之《百论》为依者(提婆，出龙树门下)，曰三论宗。罗什又译《阿弥陀经》，至后魏昙鸾，以合康僧铠(曹魏时人)所译之《无量寿经》、疆良耶舍(刘宋时人)所译之《观无量寿经》，并其师留支所译之《往生论》，名为净土三经一论，逐开净土一宗。而梁武时，菩提达摩东来，为禅宗之初祖，不立文字，以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为教，号为教外别传，此实教下宗门异趣之始。虽其以《楞伽经》付之慧可(实禅宗二祖)，亦有此经是如来心地要门之语，而观其授受之际，乃曰：“诸佛法印非从人得。”慧可觅心不得，乃曰：“我与汝安心竟。”(并见《五灯会元·菩提达摩大师传》)则知其传，初不在《楞伽》文字。此独异于他宗者也(禅家自称宗门，而呼余宗为教下，盖以此)。然是时宗派虽分，犹未盛也。迨隋、唐之交，智顗(亦称智者大师)本《法华》而立天台宗(以智者住天台山得名)。杜顺(姓杜名法顺)本《华严》而立华严宗。判教各殊，一往不合。(天台判佛说教为四等：一小乘藏教，专接小机；二通教，通前藏教，通后别圆，为声闻、缘觉、菩萨共说；三大乘别教，专为菩萨说；四圆教，为最上利根菩萨说。是为藏、通、别、圆四教。华严则判为五教：一愚法小乘教，为小机说；二大乘始教；三大乘终教，亦并称渐教；四顿教。五圆教，是为小、始、终、顿、圆五教。天台四教，起于智顗。华严五教，起于贤首。贤首，顺再传也。)唐兴，玄奘(即三藏法师)西游，亲受学于戒贤论师。归而传《成唯识论》以弘唯识(《成唯识论》西竺作者有十家，奘弟子窥基撷其精华，糅成一部，故中土所行，西竺无此本也。窥基又以闻于师者多西竺口授之义，更作《述记》以释《论》文)，重译《俱舍论》以兴俱舍(俱舍，具云阿毗达摩俱舍，译曰对法藏，世亲所著，陈真谛三藏先有译本。世亲与诃梨摩同时)，于是性相二家(唯识宗一曰法相宗，简称相宗；性宗如禅宗是)又成诤论矣。既而道宣明《四分律》(四分律者，一比丘戒，二比丘尼戒及受戒犍度，三安居犍度，四房舍犍度。犍度泽云法聚。曹魏时昙摩阿罗译)，律宗以完。善无畏译《大日经》，密宗以创(密宗亦曰真言宗，今之喇嘛教，其流裔也)。而禅宗自五祖弘忍后(达摩传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是为五祖)，既分南北二派(南六祖慧能，北则神秀也。当时谓之南能北秀。见《五灯会元》《六祖坛经》)。六祖慧能传之南岳、青原(南岳怀让禅师，青原行思禅师)，复分沩仰(南岳传马祖道一。道一传百丈怀海。怀海传灵祐，住潭州沩山。灵祐传慧寂，住袁州仰山。是为沩仰宗)、临济(怀海传黄蘖希运。希运传义玄，住镇州临济院。是为临济宗)、曹洞(青原传石头希迁。希迁传药山惟俨。惟俨传云岩昙晟。昙晟传良价，住瑞州洞山。良价传本寂，住抚州曹山。是为曹洞宗)、云门(希迁传天皇道悟。道悟传龙潭崇信。崇信传德山宣鉴。宣鉴传雪峰义存。义存传文偃，住韶州云门山。是为云门宗)、法眼(义存传玄沙师备。师备传罗汉桂琛。桂琛传文益，住金陵清凉院，后周显德中卒，南唐主赐谥大法眼禅师。是为法眼宗)、五宗(五宗中云门、法眼为五代时人，余皆唐人)。斯又一宗之内，枝条岁布。韩非《显学》谓墨分为三，儒分为八，以彼例此，不犹简乎。然综此十宗，小乘居二(成实、俱舍)，大乘居八(汉时佛教初来，所赍皆小乘经典，中土之有大乘，以鸠摩罗什为嚆矢)。八者之中，亦惟天台、华严、禅宗三者，于异日儒者理气心性之谈，颇多资益。盖三论、唯识，苦于繁密，非乐简易者所能穷。真言、净土，近于神幻又非求实在者所欲入。至若戒律，所以行持，与儒者之礼，本无攸别。然方内方外，殊宜异便，其不见取，自无论耳。兹举天台之止观，华严之法界玄门，禅宗之参究，详其大概。余者七宗，则有佛教之专书在，不复述焉。
　　天台止观法门，本于佛言定慧(佛以戒、定、慧为三学)。盖止是定因，慧为观果。由定、慧而起止观，即以止观而证定、慧。此法尔如然，非由设作也。然何者名止？夫念非忘尘而不息，尘非息念而不忘(眼、耳、鼻、舌、身、意，是谓六根，色、声、香、味、触、法，是谓六尘。谓之尘者，以染污义故)。尘忘则息念而忘，念息则忘尘而息。忘尘而息，息无能息；息念而忘，忘无所忘。忘无所忘，尘遗非对；息无能息，念灭非知。知灭对遗，一向冥寂。阒尔无寄，妙性天然(《永嘉集·正修止观第九》)。是则止也。何者名观？夫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则了境而生，境了则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无所了；了境而生，生无能生。生无能生，虽智而非有；了无所了，虽境而非无。无即不无，有即非有。有无双照，妙悟萧然(同上)。是则观也。而止观二门，析之亦为空、假、中三观。止者观空，观者观假。止而非止，观而非观，非止非观，即止即观，是之谓中。三者具于一心，故统曰一心三观。又说之不过止观二法，行之则有深浅多门。一者于坐中修，二者历缘对境修。坐中修者，略说有五：一对治初心粗乱修止观。二对治心沉浮病修止观。三随便宜修止观。四对治定中细心修治观。五为均齐定慧修止观。历缘对境修者，略说有二。所言缘者，谓六种缘：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作作(下祖卧切)，六言语。于此六事中修，是为历缘修止观。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于此六事中修，是为对境修止观。而六缘六境，随所修习，一一皆具上五番之意(智者《小止观·正修行第六》)。此天台止观之大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