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唐制，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

　　凡里有手实法，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又有计帐，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

　　凡天下户口，其资产升降定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留州、一送户部。

　　代宗广德二年，敕天下户口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科差，不得依旧帐。

　　宣宗时，诏州县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科差簿，送刺史捡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科差。

　　臣按：天道十年一变，十年之间人有死生、家有兴衰事、力有消长、物直有低昂，盖不能以一一齐也。唐人户籍三年一造，广德之诏且欲守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不得依旧帐籍，况今十年一造，十年之中贫者富、富者贫，地或易其主，人或更其业，岂能以一律齐哉？今宜每年九月人民收获之后，里甲入役之先，布政司委官一员督府州县官造明年当应赋役之册，先期行县，俾令各里开具本里人民军、民、匠、灶其籍各若干，仕宦、役占其户各若干，其余民户当应役者总有若干，量其人丁事产，分为九等，一以黄册为主。册中原报人丁有逃亡事故、田地有沉斥买卖（必须买者卖者两户相照，典当者不具），审实造册，州县上之府，府上之司，委官亲临其地，据其见在实有以田丁相配，参错斟酌定为九等则例，随据州县一年该应之役几何、当费之财几何，某户当某役，各填注其下，轻而易者则一力独当，重而难者则合众并力，贫者任其力，富者资其财，必尽一年之用而无欠无余。造成三册，一留司、二发府州县，俾其前期开示以晓民，使知备豫，至期据册以召集，使供繇役，有不均者许其指告，若夫非常有之事、不时需之物，则责之见役里甲云。然州县所在，或在冲要、或在迂僻，冲要之所官物之运载、使客之供应盖无虚日，而迂僻之乡固有经年累月而无一人过往者也，民之劳逸不均，莫此为甚，请立为均一之法，亦据此册，通以一布政司之民丁计算，不分有无役占，但见一丁出钱一文或二三文，多不过五文，通收在官，随其县分剧易、道路远近定为雇钱则例，冲要县分所收之钱留县应用，有所不足申文关领，其迂僻去处量留足用之外，具数报官，年终类送上司，以凭均敷，其两京之间、运河之侧州县人民尤为劳苦，若本司不足或通行他司有所余者用以补之。虽然，人烟辏集去处固易于佣雇矣，若夫偏乡下邑无人可雇，何如？曰召农而役之与之佣直可也。或曰近世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民颇便之，若用此法，则均徭不可行欤？曰均徭之法，可行于江南不可行于江北，可行于大县不可行于小县，可行于大户不可行于贫民，何也？江北州县民少而役多，大县民多可待十年而一役，小县民少役之三四年已有周之者矣，大户产广丁多，产广则出财易，丁多则出力省，若夫贫下之户，以十年之役并用于一时，岂易当哉？窃尝以九等之法与均徭之法计之，譬如官有粟十石焉，九等之法官使民日负一石，十日而尽其十石也；均徭之法官使民一日而负十石之粟，日负一石者虽有往返之劳，然轻而易举也。一日而负十石，往返虽不烦，然以一人一日而为十日十人之事，虽强有力者固有所不堪矣，况单弱者哉（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其间有九年之歇，且足以辈里长、吏胥放富差贫之弊，固为一时良法，行之江南大县固为民便，但民多役少之处往往多有余剩户，编次者每用中下户而留上户，俾出钱以为公用，因而入已。若夫小县地阔民稀，多设驿铺去处，不待十年已有遍二三次者矣。必欲行之，惟可以七八十里以上县分及里分虽不多而差役颇少之处行之，其余三四十里者俟其行周而罢。大抵均徭之法，役民一年而罢，若皂隶、膳夫之类可也，如仓斗必须支尽所收，库子数易则有抵换官物之弊，铺兵不居铺舍则易于损坏，此类可令当役之民出钱贴雇为宜）？

　　唐租庸调法，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

　　臣按：唐人租庸调法皆论丁，一年之间、纳租之外，一丁出银十四两、出力二十日。今制，赋税一出于田役，民之力一以黄册为定，分其人户为上中下三等，各具军、民、灶、匠等籍，排年里甲依次轮当之外，其大小杂泛差徭，各照所分之等，不拘拘于一定之制，遇事而用，事已即休，非若唐人民有常调、役有定日也。

　　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

　　臣按：宋初以来差役法也。

　　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各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各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阙，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

　　臣按：此宋熙宁免役法也，其议始于韩绛，成于王安石。

　　元祐初元，司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免役钱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元年以前旧法。章惇驳司马光所更役法，其略曰：“役法，熙宁之初遽改免役，后遂有弊。今复为差役，当议论尽善然后行之，不宜遽改以贻后悔。”

　　邵伯温曰：“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

　　吕中曰：“司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二役轻重相等、利害相半。盖尝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虽有供役之劳，亦以为有田则有租，有租则有役，皆吾职分当为之事，无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纲费用责之供，农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农民，免任则民乐于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虽出役之直，而阖门安坐可以为生生之计，亦无怨也，其可去者宽剩之过敷耳，实费之用固所当出，额外之需非所当诛，苟以宽剩之数散而不敛，则乐于雇之说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

　　臣按：吕中谓二法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臣窃以谓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后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半而已，盖实相资以为用也。夫自古力役之征，贫者出力、富者出财，各因其有余而用之，不足者不强也。各随其所能而任之，不能者不强也。彼有力者而无财，吾则俾之出力，财有不足者人助之；彼有财者而无力，吾则俾之出财，力有不能者人代之。若夫事巨而物重，费多而道远，则必集众力、裒众财，使之运用而不至于顿踬，资给而不至于困乏，则民无或病、事无不举矣。惟今差役之法，有所谓里长、甲首、老人者即宋里正、户长、耆长也，有所谓弓兵、民壮者即宋弓手、壮丁也，有所谓皂隶、禁子者即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所谓称子、铺户者即宋人拣掐也，有所谓库子、斗级、纳户、解户者即宋人衙前也。宋之诸役衙前最重，今之杂役亦惟纳户、解户、斗级为难，此二役者必须家道殷实、丁口众多，平日有行检者充之，然后上不亏于官、下不破其家也。若夫皂隶之设，除监狱守库外，凡直厅、守门、跟随者皆可用雇役之法，而在两京尤为切要。今后各府州县签皂隶解京者，于民间应役人户选其驯谨强健耐劳者以身供监狱守库之役，其余跟随导从者，每户俾其日出银三分以雇人代，当岁该银十两八钱，闰加其数，岁前类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雇。凡予其雇工之直，须于按日当满之后（如当过正月则二月初一与之直）则彼不至逃负。如此，则农夫遂耕获之愿，官府得使令之给，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举而三得也。

　　以上论傅算之籍。臣按：制国用者，取民财以用之公也，而此以役民之力附于国用之后者，孟子论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而即继之以力役之征者此也，然舍孟子力役之征之言而取汉人傅民丁算口赋之籍，就后世以为言，以见计口用丁而因之以取赀，是亦制国用之一法也。
　

卷三二

　　▲鬻算之失

　　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纳粟一千石拜爵一级。

　　臣按：此后世纳粟拜爵之始。呜呼，爵禄者天子治天下之名器，所以驭其臣民而富贵之者也，上持富贵之柄以驭下之人，使其委身尽命以为吾用，以成天下之务、以通天下之志、以阜天下之财，上以承天意、下以莫民生、中以安君之位者也。为君者顾乃倒持其柄以授之民，而以其所以为贵之器而博其粟于民以为富，是非但失其爵以驭贵之柄，而并与其禄以驭富之柄失之矣。名器之失，自秦政始作俑之，尤万世之下咸归咎焉。

　　汉孝文时，晁错说上曰：“欲人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观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人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所之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

　　臣按：晁错之言有所见于利而无见于义，知其为利而不知其为害，何也？盖为治必立纪纲，立纪纲在明赏罚，明赏罚在爵与刑，今爵可以粟得刑可以粟免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纪纲不立，纪纲不立则国非其国，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或曰错之意在贵粟以劝农夫。农人勤生而务本，无所俟于爵，自不犯于刑，其贪爵而犯罪者皆民之逐末者也，逐末者以财而易粟，输之县官以得爵免罪，恃有爵以凌暴、倚无罪以为奸，塞下之粟虽多而国中之奸愈肆。是则错之此议专于利而背义，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富有四海者裕用足边之策，岂无它道而必用此哉？

　　后汉灵帝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于西园立库以贮之。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臣按：自晁错建议之后，若景帝、武帝、成帝、安帝虽皆卖爵，然多以岁有荒旱、边有警急，用度不足，不得已而为之，至灵帝则卖爵以为私藏，书之史册贻讥千古。

　　唐肃宗至德二年，御史郑叔清奏请敕纳钱百千与明经出身，不识文字者加三十千。

　　臣按：自秦汉以来卖官已非令典，至唐肃宗乃至卖私第焉。呜呼，王嘉有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谨之。盖以位天位也，禄天禄也，五服之章天所以命有德，非一人所得私也，私之不可，鬻之可乎？传曰“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记曰“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假之以名器固不可，论不定而官之爵之尤不可。夫设科取士虽非古典，而士大夫由是以进身，是即古论秀之法，必须论定而后官之者也。今不论其所业而论其所输，名曰明经而实则输钱，彼粗知文墨者犹之可也，而不识文字者亦与焉，其取用无艺一至于此哉！

　　宋孝宗诏曰：“鬻爵非古制也，理财有道，均节财用足矣，妄轻官爵以益货财，朕甚不取。自今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有裕于众，听取旨补官，其余一切住罢，见在绫纸告身缴赴尚书省毁抹。”

　　臣按：孝宗此诏谓自今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听取旨补官，其余一切住罢，则是非歉岁不行，非民愿不强，临时取旨不为定例。今则著为定例，不问岁之歉否、不顾民之愿否，遇有意外兴作，既知其不可取之常赋，又不敢请之内帑，首以鬻官为上策。呜呼，以古人驭世治民之器而为博易钱谷之举，识治体者不为也。我祖宗以来最重名器，内外官年未七十致仕者不与冠带，犯赃私者除名为民，当是之时，民以官爵为贵、冠带为荣，其所以荣贵之者，以有钱不能买故也。近世司国计者取具目前而建为纳粟赐冠带之令，后又加以散官，所幸者尚不至如前代卖见任官耳。且国家无甚警急，虽少有亏欠，然犹未至于甚不得已也，乃因有所营造兴举财未匮而逆计之，荒未至而豫备之，而为此一切不得已之策，然行之既非其义，而守之又不以信，方其卖之之时惟恐民之不售也而强与之，既与之后而又多方折辱之、百计科率之，遂使民之视冠带也如桎梏，然宁出粟也而不肯受官。噫，此等之事非至于甚不得已不可行也，盍反思曰今吾于可以已之时而遽行之，行之而又失信于人，一旦驯致于不得已之地，吾又将行何策而卖与何人哉？小人苟顾目前不为远虑，凡有建，请非甚不得已者宜痛裁之，万一至于甚不得已，人皆可与也，惟犯赃官吏决不可焉，何也？彼为贪财而失其冠带，上之人又贪其财而与之，是则上下交为利矣，又何责彼为哉。（以上鬻官）

　　唐玄宗天宝未，安禄山反，杨国忠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臣按：此后世鬻僧道之始。

　　穆宗时，李德裕言：“初，徐德兴为坛泗洲，募人为僧以资上福，人输钱三千，淮右小民规影徭赋，失丁男六十万，不为细变。”

　　臣按：民之为僧何预于君，而小人乃以度僧为资上福，殊不思天以好生为德，度民为僧是阏绝天地生生之仁，岂天所好哉？致一人于死地尚足以感伤天地而有以召灾，矧绝六十万人之生意，其召灾又何如哉？以是为求福，臣不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