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宋神宗熙宁元年，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自今宫禁恩赐度牒裁减，稍去剃度之冗。”是年，因公辅始卖度牒。臣按：前此虽鬻僧未有牒也，卖度牒始于此。

　　神宗问王安石曰：“程颢言不可卖度牒为常平本，如何？”安石曰：“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货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海为富，佛教未入中国之前，民未为僧，官未卖度牒，未尝无边事无荒年，未闻其有乏用度者，王安石自以孔盖负其学、以尧舜待其君，乃欲假度僧之法以活民之性命，臣不知其何见也。

　　熙宁二年，赐五百道度牒付陕西宣抚司，易见钱籴谷。七年，又给五百道付河东运司修城。

　　高宗绍兴七年，有言欲多卖度牒者，高宗曰：“一度牒所得不过三百千，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数年，其徒当自少矣。”

　　臣按：佛入中国千有余年，世之英君巨儒非不欲去之，但习俗已成，深固盘结，终无可去之期。唐宋以来有度僧之令，至熙宁中始为牒以鬻之，宋高宗曰“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臣窃以为一夫不耕则国家失一人之用，非但吾不得其人一身之用，而吾之子孙亦并不得其子若孙用焉。诚反而思之，曰此辈可终去乎？若有可去之几，禁而绝之上也；若度不能禁，与其纵之，孰若取其身庸而后度之犹为愈也。伏读律文有曰：“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臣有愚见，请今后有欲为僧道者，许与所在官司具告行勘，别无违碍，量地方远近、俗尚缓急，俾出关给度牒路费钱，收贮在官，造册缴部，该部为之奏闻给牒，发下所司，遇祝圣之日行礼毕，府州正佐亲临寺观，依其教法当众簪剃毕，然后给牒。若有不待给牒擅自簪剃者，依律问罪及罪其主令之人。其给度也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非阙不补。如此，则国家虽不得其身力之用，而得其佣钱以代其役，既得其钱，岁终或解京或留州以为赈济饥荒、惠养孤老及修造桥梁之用。如此，则僧道少而人知自重，既无所损于其教，而彼之得度也免跋涉之劳、道途之费，彼亦乐为之矣。若此者虽非圣人中正之道，然势至于此，无如之何，与其任彼所为，不若有所节制，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犹为彼善于此也。（以上鬻僧）

　　汉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田廾｝之。

　　臣按：此汉以来征榷居货之始。古者关市之征盖恶其专利，就征其税，非隐度其所居积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于元光初既算其行者之舟车，至是又用公卿言，凡居货者各隐度其财物之多少，于商贾末作率计有缗钱二千者出一算，于手力所作者率计有缗钱四千者出一算。呜呼！出诸途者既正其赍载之具，藏诸家者又算其储积之物，取民之尽，一至此哉？

　　武帝元光中，始算商车，至是又算民船。

　　臣按：算商之车已为无名，而又算民之车与船，凡民不为吏，不为三老、骑士，苟有轻车皆出一算，商贾则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呜呼，缗钱之法初为商贾设也，至其后乃算及民之舟车，遂使告缗者遍天下，则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隐度矣，不但商贾末作也。呜呼！取民之财而至于如此，民何以为生哉。（以上告缗）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赀蓄，十收其二，谓之率贷。

　　德宗时，国用不给，借富商钱，约罢兵乃偿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经死者。

　　臣按：唐行率货及借钱令，以万乘之君而借货于民已为可丑，况又名曰借货，其实夺之，又可丑之甚也。人君其尚制节谨度，毋使国家之贫至于如此，史册书之，贻丑万世哉。（以上借赀）

　　德宗时，军用不给，乃税间架，算除陌钱。

　　臣按：民房屋有税及官用省钱始此。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计间税钱。除陌钱者，凡公私给与及买卖，每钱一缗官除五十钱。呜呼，为国而商算至此，可谓无策矣（此算间架除陌钱）。

　　宋太祖开宝三年，令朴买坊务者收抵当。

　　臣按：朴买之名始见于此。所谓朴买者，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银五十万两朴买天下差发者，有以银五万两朴买燕京酒课者，有以银一百万两朴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奸人欺上罔下，为害甚大”，咸奏罢之。（此朴买）

　　宋神宗元丰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场河渡，又并祠庙鬻之，募人承买。

　　哲宗元祐中，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请罢实封之法，酌取其中定为永额，召人承买。”

　　臣按：所谓承买者，凡有坊场河渡去处，先募人入钱于官承买，然后听其自行收税以偿之也。墟市之聚集既买之，津渡之往来又买之，甚至神祠之祭赛亦买之，为国牟利之琐琐至于如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此言承买）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尧俞言：“监司以今岁蚕麦并熟，催督积年逋负，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积年之欠，且令带纳一料，侯秋成更令带纳。”

　　臣按：民间耕蚕一年之收，仅足以供一年之赋，有所逋负积压既多，有非一熟所能偿了，尧俞所建带纳之说，是诚有司追征逋负之良法。

　　知杭州苏轼言：“朝廷恩贷指挥多被有司巧为艰阂，故四方皆有‘黄纸放，白纸取’之语，虽民知其实，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尝峻发德音，戒饬大臣，令尽理推行。”

　　臣按：轼他日又言令民荷宽政，无他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于一饱之外哉？自祖宗以来，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及虽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者并与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为生，虽加鞭挞终无所得，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借，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虽有水旱盗贼，民不思乱，此为损虚名而收实利也。轼之此言足尽百姓逋负之利害，伏望圣明于凡德音之布，准此以施行天下，穷民不胜之幸。

　　孝宗时，朱熹上封事：“伏见祖宗旧法，凡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已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由是州县得其赢余以相补助，贫民有所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闾里，此诚不刊之令典也。”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之法，后世亦可遵行。（以上追理）

　　徽宗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利用诸司财计而以经制为名。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经总制钱。

　　臣按：叶适言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余，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士人，而其言如此，盖辨目前不暇及远，亦不足怪也。由是言之，则宋所谓经总制钱盖出于不得已而为一时权宜之计，当是时也，所谓强敌压境，岁有荐食吞噬之谋，翠华南巡，未知税驾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将帅擅命而却敌之功无岁无之，固非计财惜费之时，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所惜者和好之后，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以为一时生民之害耳。后世人主苟未至猝迫无措之时，决不可行此等事。

　　光宗时，赵汝愚言：“诸县措诸月桩钱，其间名色类多违法，最为细民之害。试举其大者，则有曰曲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

　　臣按：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宋朝者，天下税务、酒务无处无之，且如成都一府税务二十一处、酒务三十五处，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凤翔者，税务亦十有五、酒务亦二十有五，当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后，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月桩之类。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经制之余，巧生别计，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罢，惟所谓罚讼者之钱，今世藩宪郡邑犹借此以为攫取之计，朝廷虽有明禁，视之以为虚文。夫家人之为此为公也，今世之为此假公以营私也，乞峻发德音，著为常宪，分文以上皆准以枉法之赃，庶几革官吏贪墨之风、厉士夫廉隅之节。（此经总制月桩钱）

　　以上论鬻算之失
　

卷三三

　　▲漕挽之宜（上）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自北海達河，碣石在其右）；兗州，浮（舟行水曰浮）於濟、漯，達（因水入水曰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揚州，沿（順流而下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荊州，浮於江、沱、潛、漢，逾（越也）於洛，至於南河；豫州，浮於洛，達於河；梁州，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絕河而渡曰亂）於河；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

　　程頤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麵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

　　朱熹曰：“冀州三麵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於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敘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裏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裏納丱（刈禾曰丱），三百裏納秸（半槁去皮曰秸）服（又使服輸將之事），四百裏粟，五百裏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裏，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樸，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裏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裏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裏則眾有饑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於千裏，遠輸不出五百裏，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裏，間行漕挽，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臣按：泛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孫武曰：“千裏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於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挽（引車船也）粟，起於黃、腄（黃、腄，東萊二縣）、郎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海（在朔方），率三十鍾（六斛四鬥）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挽始於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通計其飛挽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挽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征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百裏而至；公侯地百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十裏而至。輸者不苦其徭，徭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於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複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鹹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裏，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裏，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