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德宗患宫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财，请岁供宫中钱百万缗，愿勿受贡献及罢宣索，从之。及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泌悉输之大盈库，然上犹频有宣索，仍敕诸道勿使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

　　司马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乃或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

　　胡宏曰：“四方贡职各有定制，王者为天下主财，奉礼义以养，天下无非王者之财也，不可有公私之异。”

　　臣按：德宗宣索于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李泌知德宗非礼诛求而惆怅不敢言，胥失之矣。然德宗之失是犹知所畏，而泌之失则是为人臣而不忠也，泌盍因其不欲人知一点明处而尽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见听欤？如此，非徒得《大易》“纳约自牖”之意，而于所谓“无咎”、“善补过”者亦有之矣。

　　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除凤翔等十五道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惟在浙东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苏辙曰：“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为成书，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纳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

　　臣按：自唐李吉甫为《元和国计录》，丁谓因之为《景德会计录》，其后林特作于祥符、田况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韩绛作于熙宁、苏辙作于元祐。元祐所会计者其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储运、五曰经费，所以总括天下财赋出入之数而周知其有无多寡，以为丰杀增减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后日之知今，以岁计定国用，实有赖于斯焉。臣愿敕掌财计之臣，通将洪武、永乐以来凡天下秋粮、夏税、户口、盐钞及商税、门摊、茶盐、抽分、坑冶之类租额年课，每岁起运存留及供给边方数目一一开具，仍查历年以来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并内外在官食粮人数，与夫每岁祭祀、修造、供给等费，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天顺、成化至于今日，每朝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要见彼时文官若干、武官若干、内官若干凡支俸几何，京军若干、外军若干、边军若干凡食粮几何，其年经常之费若干，杂泛之费若干，总计其数凡有几何，运若干于两京，留若干于州郡，备若干于边方，一年之内所出之数比所入之数或有余或不足或适均称，依唐人之国计、宋人之会计，每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万几余暇时经御览，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如或一岁之入不足以支一岁之出，则推移有无、截补长短，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则国计不亏而岁用有余矣。

　　五代唐庄宗同光四年，以仓储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民不聊生。

　　臣按：横敛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然横敛厚征之法之行，民虽怨咨愁蹙，然犹归咎上人之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为生也；惟豫借之令一行，示天下以国储之虚、岁计之竭，天下之人哗然，谓天下不复可为而生，其泮涣离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譬则富室之居乡落也，平时贫民资其储蓄而赖以举贷，一旦反假借于邻家，其家之寥落可知矣。唐庄宗乱世之君，不得已而为此犹为非策，况国家府库未至于匮绝，而遽为此举可乎？

　　宋太祖以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人，始于讲武殿置封椿库，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太宗置景福殿库，隶内藏库，拣纳诸州上供物，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约节，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耳，朕终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国，璟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志之，敢忘厥志。”

　　臣按：宋朝三帝积财于内库皆非以为己私也，盖储之于内以防外之泛用，一遇有军旅、饥馑则以资之，使不至于临时厚敛以害民焉。世主尚鉴于兹，毋错认在库之物以为己物，轻取而妄用，则天下生民不胜幸甚。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后，内牵于繁文，外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得已征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钜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即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尝相半，无全利全害之理，择其利多害少者为之斯可矣。史臣论宋人议论多于事功，切中当时之弊，宋人于一切政务皆然而于食货一事为甚。我祖宗自立国以来，凡取于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常额，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纷更加减，逾百年于兹矣，其间虽不能无偏滞不举之处，然惟许其随时补救以振举之，使害去而利存，要之不失祖宗之旧也。伏惟明主鉴宋人之失而恪守祖宗成宪，以为子孙千万年无穷之计。

　　苏辙曰：“国之财赋非天不生、非地不养、非民不长，取之有法，收之有时，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众可以礼法节也。祖宗之世，世之始事掌秩者俟阙则补，否则循资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英宗之初，三载考绩，增以四岁；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复推恩，袒免之内以试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为之将以为逆人心、违旧法，不可言也，而况于行之乎？虽然，祖宗行之不疑，当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势既极，不变则败，众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极之势，独持之而不敢议，臣实疑之，诚自今日而议之，因其势、循其理微为之节文，使见在者无损而来者有限，今虽未见其利，要之十年之后，事有间矣。贾谊言诸侯之变以谓失，今不治必为痼疾，今臣亦云。”

　　臣按：苏辙虽为宋朝而言，然揆之于今事势实有类之者。盖今日为国家大费者，亲藩宗室、世袭武臣、额外文职是也，今日之势虽不至于宋朝之既极，然用辙之言，因其势、循其理以其渐微为之节，使见在者无损而将来者有限，则贾谊所谓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无也。此国家之大计，辙于章末有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臣于是亦云。

　　陈傅良曰：“唐代宗时，刘晏掌江淮盐铁之权，岁入六百余万缗，是时租赋之所入不过千二百万，而江南之利实居其半。宪宗时，作《元和国计录》，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户口，而岁租赋所倚办者八道皆东南也，曰浙江东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南、曰福建，故韩愈有言曰‘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臣按：东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其在今日尤为切要重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据《诸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郡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自宣德、正统以来，每择任有心计重臣巡抚其地，以司其岁入，盖以此地朝廷国计所资故也。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谚有之曰：“苏松熟，天下足。”伏愿明主一视同仁，念此五郡财赋所出、国计所赖，凡百科率悉从宽省，又必择任巡抚大臣假以便宜之权，任其从宜经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无亏于国计，下不殚于民力，一方得安则四方咸赖之。

　　以上经制之义。臣按：国家经制之义在乎征敛有其艺、储蓄有其具、费用有其经而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历代之取予用舍不一，判之则或始末相穿，约之则又彼此参错，故臣既总论理财之道于前，又列贡赋之常于后，于此特总此三者为一而谓之曰“经制之义”，以示天下后世，使知为国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下，必合乎天道之公、人为之义而后取之、收之、用之，苟为不然，或出于人欲之私，揆之于义而不合，则是利而非义矣。利之为利，居义之下、害之上，进一等则为义，经制得其宜则有无穷之福；退一等则为害，经制失其宜则有无穷之祸，后世之明君硕辅，尚明其所以取舍、敛散乎哉。

　　以上经制之义（下）
　

卷二五

　　▲市籴之令

　　《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噬，啮也。嗑，合也。物有间者啮而合之也，卦名）。

　　臣按：此后世为市之始。先儒谓《易》之十二卦制器尚象，始《离》，次《盖》，次《噬嗑》，所取者食货而已，食货者生民之本也。民之于食货有此者无彼，盖以其所居异其处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故当日中之时致其人于一处、聚其货于一所，所致所聚之处是即所谓市也。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则国用有余也。

　　《周礼》：司市（市官之长）掌市之治（治以理之）教（教以化之）、政（政以正之）刑（刑以制之）、量（量多寡）度（度长短）、禁（使勿为）令（使之为）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所居之次为叙，分地以掌之），以陈肆辨物而平市（陈物于市肆，使各以类相从）。大市（交易众多）日昃而市，朝市朝时而市，夕市夕时而市。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物之无者常使之有），利者使阜（有利益者使之阜盛），害者使亡（物之害财者贱之使至于亡），靡者使微（侈靡者抑之使微少）。

　　叶时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货也。大宰阜财之职而与农谷并任，司徒通财之事而与稼穑同颁，诚以食足货通而后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营国则前朝而后市，内宰建国则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贾而阜财也。”

　　胥师（市中群胥之长）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平其价不得擅为高下），宪刑禁焉。

　　贾师（知物价者）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视也）其成（物之成者）而奠（定也）其贾（使之有常），然后令市。

　　臣按：《周官》于市肆一事设官如此之详，所以使民懋迁其有无也，有者得以售，无者得以济，斯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泉布委积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征布廛人所敛之五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市货有积滞不售者则以征布买而收之）以其贾买之（使民不丧其本），物揭而书之（逐物表揭而书其价），以待不时而买者（以待民之乏用）。买者各从其抵（抵音帝，本也），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主与有司即所谓抵也），然后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借用也）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国服，谓民于国所服之业，如农圃之类也。民贷物不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国事以代出息也）。

　　叶适曰：“泉府之法，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其赊者祭祀、丧纪皆有数而以国服为之息。盖当是时民皆齐民，未有特富者也，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一出于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筑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无不毕与，然而祭祀、丧纪犹有所不足，上之人不之与则谁与之？故赊而贷之使以日数偿而以其所服者为息，且其事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民不足于此而上不敛之则为不仁，然则二者之法盖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疾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马端临曰：“泉府一官最为便民，滞则官买之，民不时而欲买者官则卖之，无力者则赊贷与之。盖先王视民如子，洞察其隐微而多方济其缺乏，仁政莫尚于此，初非专为谋利取息设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剿郑注‘国服为息’一语，行青苗以误天下，可乎？”

　　臣按：泉府之设以泉为名，盖主泉布（泉，古“钱”字）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无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于上，货物生于民，民之货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无必资钱以易物，然后无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时之用物也有急有缓，少而急于用则通，多而不急于用则滞，上之人因其滞也则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则随其原价而卖之，所以济民之用也。然买物必以价，彼民之贫者无价以买，官则或赊或贷，与之赊则取偿而不取息，贷则按本以计其息，所以不取息者，应其丧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费也。然其取息也则又不以钱而以力焉，所谓国服为之息者，偿本之后以服役公家为息，服如国中七十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无非以阜民之财、济民之急而上之人无分毫利焉，岂若王莽、王安石之所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