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李觏曰：“理财之道去伪为先，民之诈伪盖其常心，矧兹市井，饰行儥慝何所不至哉？奸伪恶物而可杂乱欺人以取利，则人竞趋之矣。岂惟愚民见欺耶？使人妨日废业以作无用之物，人废业则本不厚矣，物无用则国不实矣，下去本而上失实，祸自此始也。”

　　臣按：市肆所陈虽商贾之事，然而风俗之奢俭、人情之华实、国用之盈缩皆由于斯焉。

　　汉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输官于郡国，尽笼天下之货，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而物价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

　　桑弘羊曰：“往者郡县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牟利，故命曰平准。”

　　文学曰：“古之赋税于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农人纳其获，工女效其职。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济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人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人并收，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物。”

　　臣按：桑弘羊作均输法以为平准，观其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辨论者，大略尽之矣。然理之在天下，公与私、义与利而已矣，义则公、利则私，公则为人而有余、私则自为而不足，堂堂朝廷而为商贾贸易之事，且曰欲商贾无所牟利。噫，商贾且不可牟利，乃以万乘之尊而牟商贾之利，可乎？

　　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马端临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立泉府以收滞货，而时其买卖皆所以便民也。所谓国服为息者，乃以官物赊贷与民则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说，令民采山泽者、畜牧者、纺织者以至医巫、技艺，各自占所为而计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为贡，则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尝有此法乎？”

　　臣按：《乐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贰价，四民常均。此王莽五均之说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无足道者，姑录之以示世戒。

　　汉章帝时尚书张林言：“县官宜自交趾、益州上计吏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也。”诏议之，尚书仆射朱晖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商贩无异，非明王所宜行。”帝不从，其后用度益奢。

　　臣按：均输之法谓郡国租赋并雇运之直官总取之而为之转输于京，此非但商贾之事，盖贫民无产者为人佣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虽乡里之名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为汉七制主之一而亦为此，岂非武帝诒谋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宦者为宫市，使置白望数百人抑买人物，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名为宫市，其实夺之。谏官、御史数谏，不听。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嘉纳，以问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胡寅曰：“百姓豪夺，县令得而治之；县令强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人敛，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数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议、不纳谏说则无如何矣。匹夫交易，价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观不平，廉者愧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书之青史千古不泯，岂非永监哉？”

　　臣按：万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夺贫人之物以为食用，无以异于盗贼之白日行劫。然方其未知也而为左右之人所蒙蔽，其责犹有可诿者，幸而农夫以驴负柴者殴宦者得以上闻，谏官、御史又数言之，而方镇来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罢之矣。夫以众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区区信一人之言，谓京师游手万家仰宫市以取给。嗟夫，人君听言当揆之于理，吾取物于市而游手何预焉，而赖此以给乎？盍遣亲信不欺者往侦其实，则情伪见矣。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诏宫中买物，有原不出产处毋得抑配扰民。

　　宋初，京师有杂买务、杂买场以主禁中贸易，仁宗谓辅臣曰：“国朝惩唐宫市之弊，置务以京朝官内侍参主之，以防侵扰，而近岁非所急务一切收市，扰人甚矣，及申旧令，使皆给实直。”其间内东门市民间物或累岁不偿钱，有司请自今宜以见钱售之。

　　臣按：宫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阙，不能不求之于市肆，要之不必设场务、专官使、过有所用，遣廉谨之人赍见钱随时价两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异时、不易以坏币，则官府有实用而小民无怨声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请令官司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从之，仍令优与其直。

　　臣按：宋朝预买绢谓之和买绢，夫买而谓之和，必两无亏损、上下同欲而无抑配之谓也。宋朝所谓和买，犹是民以乏钱而须卖，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后之弊且至与夏税并输，而民家营运生生之具悉从折计，而为民无穷之害。今所谓和买者，非止于绢，凡宫闱、官府有所匮乏，一切取之于州郡，州郡取之于民，然后计其直，俾其诣官库给价偿之。名曰和买，其实非民间所有，而欲以出卖者亦是州郡于民常赋之外敛钱收买，以应官司之求，及其领价之际，文移上下，展转伺候，动经旬月，所得不偿所费。呜呼，官府所为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详哉？

　　神宗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始制均输之法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法，使富商大贾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权，假发运使以钱货资其用度，俾周知财赋有无，而移用之得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所当供办者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以发运使薛向领其事。时议多以为非，后迄不能成。

　　苏轼曰：“均输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犹有其弊，况后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辈，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官与民为市，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政不若不为之为愈也。

　　熙宁五年，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

　　臣按：先是，草泽魏继宗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于是下此诏。呜呼，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言：“预买钱多人户愿请，比岁例增，给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剩利钱同漕司来岁市绢，计纲赴京。”

　　陈瓘曰：“预买之息重于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增创，虽名济乏，实聚敛之术。”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赋、有定制，凡于常赋定制之外有所建请，必是欲行己私趋时好，以希爵禄、干恩典者。其所以建请者，必曰不益赋而国用饶，又曰民所愿请而非强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远无弊。人君听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际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损国课、戕民生、促国脉以贻后世羞者多矣，人主于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兴二年，臣僚言：“熙宁初创立市（交易也）舶（海舟）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纳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怀远之意实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汉通南越始，历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为名则始于宋焉，盖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专于航海也。元因宋制，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验货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其抽分之数，细色于二十五分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中取一，漏税者断没，仍禁金银铜铁、男女不许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虽沿其旧，而无抽分之法，惟于浙、闽，广三处置司以待海外诸蕃之进贡者，盖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入也。臣惟国家富有万国，故无待于海岛之利，然中国之物自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应禁之官吏，如此，则吾非徒无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大明律》于“户律”有舶商匿货之条，则是本朝固许人泛海为商，不知何时始禁，窃以为当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几置司之名与事相称。或者若谓恐其招惹边患，臣请以前代史册考之，海上诸蕃自古未有为吾边寇者，且暹罗、爪哇诸番隔越涨海，地势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国号为倭奴，人工巧而国贫窘，屡为沿海之寇，当遵祖训不与之通。傥以臣言为可采，乞下有司详议以闻，然后制下滨海去处，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审勘，果无违碍，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收贩货物若干种数，经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回还，并不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检抽分之余，方许变卖，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岁恒以蕃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其视前代算闲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哉？（以上市）

　　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谓贾人多蓄积），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以十收百）。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六斛四斗为钟），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藏镪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钟饷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谓轻侮之）夺吾民矣。”又曰：“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于州县里蓄积钱币，即上文万室、千室所藏者），于是县州里受公钱，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谷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辅桓公以兵车伯天下，而其治国犹知以守谷为急务，而通轻重之权，为敛散之法。岁穰民有余则轻谷，因其轻之之时官为敛籴，则轻者重；岁凶民不足则重谷，因其重之之时官为散粜，则重者轻。上之人制其轻重之权而因时以敛散，使米价常平以便人，是虽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粜甚贵伤人（人谓士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籴一，使人适足价平则止。”（又见“固邦本”）

　　马端临曰：“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于齐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国，李悝之意专主于济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则桑、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说。然山海天地之藏，关市物货之聚，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至于农人服田力穑之赢余，上之人为制其轻重、时其敛散，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误矣。”

　　臣按：天生万物，惟谷于人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无者，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是以自古善为治者莫不重谷。三代以前，世无不耕之民，人无不给之家，后世田不井授，人不皆农，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农民无远虑，一有收熟，视米谷如粪土，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食日用之需，曾未几时，随即罄尽，不幸而有荒年，则伐桑枣、卖子女，流离失所，草芽木皮无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东为甚。臣愿朝廷举李悝平籴之法，于此二处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户部属官三员，量地大小借与官钱为本，每岁亲临所分属县，验其所种之谷，麦熟几分、粟熟几分，与夫大小豆之类皆定分数，申达户部，因种类之丰荒、随时价之多少，收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谷，逐月验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则发粟，麦少则发麦，诸谷俱不收然后尽发之（若易朽腐者又在临时斟酌），随处立仓通融，般运分散，量时取直，凡货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专取银与钱也，其所得货物可资国用者其数送官，其余听从随时变卖以为籴本。臣言傥有可采，乞下有司计议，先行此二处试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处，仍乞敕谕奉行之。臣俾其体李悝立法之心，必使农与人两不伤、丰与歉两俱足，其法虽不尽合于古人，是亦足以为今日养民足食之一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