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臣按：苏轼既言用人不可有一定之制，又言不可开骤进之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诚如其言，则任法既不可，任人又不可，然则如之何而可也？轼固言法者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要必任用得其人，使之于常法之中，随其资格之所当得者寓夫抑扬进退之权，于截然可必之中而有隐然不可必之机，则人法兼行、资望并用而士无淹滞骤进之弊，而国家皆得人以为用矣。

　　胡寅曰：“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数路，犹患其狭。今徒以进士、任子而欲尽天下之才，多见其有遗矣。必欲贤能皆为吾用，当举古人取士之制，或以乡举，或以进士，或以恩任，或设科目，或许辟召，或听自荐，或令引类，合四海之内，三年之中以五百人为率而均其数于众流，为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赏罚各不失当焉。率是以行，虽起衰乱之俗而跻三王之制可也，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臣按：资格用人几千年于兹，一旦欲革而去之，诚难矣。非上有刚明之君，下有公正之臣，不可以议此也。然继世之君未必皆贤，任事之臣未必皆称，与其用能鉴别之明以显吾智力有余于一时，孰若立可持循之法以辅吾子孙不足于久远哉？必也立为一定之法，而于定法之中随时补弊，而不出于法之外，斯善矣。请即今日选法言之，祖宗以来文武并用，文选主于吏部，武选主于兵部。兵部之选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后也纯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继，无子者兄若弟继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挥以至都督，则以才能擢用焉，又不专于资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者有三，进士也、监生也、吏员也。吏员资格其崇者止于七品，用之为佐贰、幕职、监当、管库之职，非有保荐者不得为州郡正员；监生则出自学校之贡选及举人试进士不第者，其肄业太学也，循资以出，先历事于府部诸司，然后次其名于选曹，循资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职焉。监生、吏员二者虽各有资格，进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调焉，是又不专在于资格也。此我圣祖立法用人之深意，诚有前代所不及者，然而用之既久不能无弊。武臣之弊，则天下卫所有定数、设官有定员，世袭之官恒满其位，继继绳绳销减无几，新立功次之人则又日增月益无有限极，不知其后将何以处之也。所谓文臣之弊，近年以来吏员需选者人多缺少，计其资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官者，而监生尤甚。呜呼！我朝立国以来百余年矣，前此未闻人才有如此淹滞者，而今乃有之，是岂无其故哉？盍求所以致此之由，特命用事之臣博论深究以求善处之术，必使仕路澄澈，选法疏通，所进者皆及时有用之才，所退者免失职无聊之叹，如此，则可以复祖宗之旧而制治保邦于万年矣。

　　以上公铨选之法。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资格以用人，说者谓此法既立之后，庸碌者便于历级而升不致沈废，挺特者脱颖而出遂至回，则是资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选司注官有老于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禄者，则又是资格不可无也。然则资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贤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巨而重者又常不若细而轻者之为众也，是故人君为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宁不欲人人皆用其贤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体有大小、官职有崇卑，量其事而设其官，随其官而用其人，必使官与事称、人与官称，则事无不理而政务举、治道成矣。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事体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职崇卑之中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齐也，于其不可一律齐之中而设官以总持之，使之各得其剂量焉，如权衡之称物、尺度之度物，轻重、短长各适其可而不倚于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不常得，于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则虽无法亦可也，如其人之不常有何，此古人用人贵于人法兼用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决于一二人之耳目，苟无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资次之循历，而欲一一记忆之、人人抡选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给矣，而况夫伪妄诈冒、请托干求、那移蒙蔽、奸计百出者哉？由是观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变之人，使其因资历之所宜、随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非不用资格亦不纯用资格，不用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职、厘烦剧之务，用资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资历之浅者、厘职务之冗杂者。其立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铨衡，随才授任，因时制宜而调停消息之，于常调之中而有不常之调，调虽若不常而实不出乎常调范围之外，人以渐而用而出类之才则不以渐，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职则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国家猝有非常之变，决不拔卒为将、徒步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尝不用资格而有不用者焉，虽若不分流品而实未尝不分焉，何则？今制文职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员皆具名以闻，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铨注，此所谓用资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书、侍郎以下惟才是用，虽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国子监非通经能文者不授之，其于流品又未尝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则得推举不次用之，既满秩到部则必考其功迹按常调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万世所当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卷一一

　　▲严考课之法

　　《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

　　蔡沈曰：“考，核实也。三考，九载也。九载则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可见，于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赏罚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此所以庶绩咸熙也。”

　　臣按：此万世考课之祖。夫三年者天道一变之节也，至于九年则三变矣，天道至于三变则人事定矣。盖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锐于前者或退于后，勤于始者或怠于终，今日如此而明日未必皆如此，此事则然而他事则未必然，暂则可以眩惑乎人，久则未有不败露者也。为政于三年、六年不变，固可见其概矣，安知其后何如哉？必至于九年之久而不变，则终不变矣，于是从而黜陟之。圣人立法缓而详，详而尽，真可以为万世法也，岂但使一世之庶绩咸熙而已哉？万世用之而万世咸熙矣。帝世立此法以来，后世多不能遵用，或以一年为一考、或以三十月为一考，或以六期为断、或以三年为断，未有若我朝本帝世考绩之法以为一代之法、百世相承者也。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十二年也）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蔡沈曰：“五服，侯、甸、男、采、卫也。六年一朝会京师，十二年王一巡狩。时巡者，犹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犹舜之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诸侯各朝方岳者，犹舜之肆觐东后也。大明黜陟者，犹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数异时、繁简异制，帝王之治因时损益者可见矣。”

　　臣按：今制，三年方面及府州县官一朝觐，即此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也。但周有巡狩之制而诸侯朝以六年，而今则三年一朝耳。来朝之臣各以其所治须知之事造册以献于朝廷，是考制度之余意也。政绩举者有赏擢之典，否则废黜焉，是亦大明黜陟也。斯制也一见于《虞书》，后千载余复见于《周官》，周至于今日几三千年矣，仅再见焉，汉、唐、宋皆无之。呜呼，此圣祖制治保邦所以卓冠乎百王也欤？

　　《周礼》：太宰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大计也），听其致事（听其事来至者之功状）而诏王（奏白于王）废置（有功者置之进其爵，无功者废之退其爵），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臣按：《周礼》月终则有月要、旬终则有日成，则是日月皆有考也；至于一岁之终则有岁会，则是一岁有考也。于是岁终大计则听其所致之事，诏王行废置之法，然犹各计其所治之当废当置者而未行诛赏也，至于三年之久则大计群吏之治，相与比较而行诛赏之法焉。其考以日也宰夫受之，考以月也小宰受之，考以岁也大宰受之，每岁而诏于王，至于三岁则诛其幽而赏其明，此三代盛时考核严而会计当，上下相维，体统不紊也，其以此欤？

　　小司徒岁终则考其属官之治成（治事之计）而诛赏，令群吏正要会而致事。

　　小司寇岁终乃命其属入会（会计之状），乃致事（谓致事与王）。

　　臣按：先儒谓成周六卿先考其属官而后倡牧伯，牧伯从而考诸侯，考课既备，然后上之天子，故周官六卿每岁则诏王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西汉课郡国守相而丞相、九卿则杂考郡国之计书，至天子则受丞相之要。汉去古未远，故犹有古意。今制，内外诸司各自考其官属，然后达于吏部，吏部定其殿最，闻于朝廷以行黜陟，亦是此意。

　　汉法以六条察二千石，岁终奏事，举殿最。

　　汉郡守辟除令长得自课第，刺史得课郡国守相，而丞相、御史得杂考郡国之计书，天子则受丞相之要。

　　臣按：汉考课之法史所不载，惟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见于《丙吉传》。尹翁归为扶风，盗贼课常为三辅最；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断狱大减为天下最；陈万年、郑昌皆以守相高第入为右扶风，义纵、朱博皆以县令高第入为长安令，散见于各人之传。由是以观，其一代考课之典必有成法可知矣。

　　武帝时，董仲舒对策曰：“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

　　胡寅曰：“后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师先王也。取士莫善于乡举里选，莫不善于程其词章也；用人莫善于因人任职，莫不善于用非其所长也；任官莫善于久居不徙，莫不善于转易无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后世皆蹈之。自汉魏以来董子所谓是者蔑不复举，所谓不是者附益增损以为典常，廉耻道丧、愚不肖居人上为斯民病岂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尽蠲宿弊，明君贤相断而行之，其庶几乎遍得贤才森布中外，致君尧、舜而措俗成、康乎？”

　　臣按：仲舒所谓积日累久以为功，是即《周官》司士以久奠食者也。然司士诏王必先之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而后及于以久奠食焉。后世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则不复考其德功与能，惟以日月先后为断，是则古人所以诏王者有三而今世仅用其一也，以是用人、任官而欲其廉耻不贸、乱贤不肖不浑淆，难矣。然则天下之大，官职之多奚啻千万，不断以岁月而欲一一别其称否，其道何繇？曰立为考校之法，就积日累久之中而分德、功与能之目，常才则循夫一定之资，异才则有不次之擢，如董子之策，小才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则人知所兴起，莫不竭力尽知，务治其业以赴功而廉耻不至贸乱、贤不肖不至于浑淆，而国家之政务无不修举矣。

　　宣帝始亲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又诏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各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黄龙元年，诏曰：“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

　　臣按：汉宣帝综核名实之主也，故于考课之法特严。考试功能，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选用所表；郡国上系囚，有笞掠瘐死者又诏丞相、御史课殿最。然犹恐其上计簿具文欺谩，又使御史按之，使其毋以伪乱真。噫，善有赏、恶有罚而又命御史按之，恐其具文，宣帝如此综核，而在当时，王成犹以伪增户口受赏，人伪之难防也如此，况漫不加意者乎？本朝在京官考满，吏部既考之而都察院又核其实，在外则州若府及藩司既考而又考之于宪司，是亦汉人命御史察其非实，毋使真伪相乱之意。

　　东汉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徒掌人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空掌水土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

　　臣按：此东汉考课之事。所谓太尉、司徒、司空者，汉世之三公也。各于岁尽而奏其殿最以行其赏罚，则失于太骤，非复有虞三载一考之制矣。

　　汉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验，然后黜退。光武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敷奏便加退免，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谓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增爱，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经盛衰、贻后王也。”

　　臣按：考课之法先委之长吏，然后以达大臣，必须按验得失，然后上闻以凭黜陟，则吏之臧否咸当其实而人知所劝惩也。苟惟长吏之言是信固不可，而不信之亦不可，此为治所以贵乎得人，而综核名实而信赏必罚也。仰惟本朝三年一朝觐，天下布政按察诸司、府州县官吏各赍须知文册来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报者，当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岁为因选调积滞设法以疏通之，辄凭巡按、御史开具揭帖以进退天下官僚，不复稽其实迹、录其罪状，立为老疾、罢软、贪暴、素行不谨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旧制，官员考满给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称职者亦皆复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终然后黜降焉。其有缘事降职、除名，亦许其伸理，虽当临刑亦必覆奏，其爱惜人才而不轻弃绝之如此，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彼哉何人，立为此等名目，其所谓素行不谨者尤为无谓，则是不复容人改过迁善，凡经书所谓改过不吝、过则勿惮改皆非矣。夫人自幼至壮、自壮至老，其所存、所行安能事事尽善而无过举哉？不仕则已，一履外任稍为人所憎疾，则虽有颜、闵之行有所不免矣。窃观汉时，长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验然后黜退，其后不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朱浮谓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意当时长吏虽心不厌服，然犹有罪可名，虽被空文然犹有文可考，今则加以空名如死后节、惠之谥，受此暧昧不明之恶声以至于没齿赍恨，况贪者未必暴、暴者未必贪、老疾未必老疾、罢软未必罢软、素行不谨不知何所指名，又何以厌服其心哉？宋韩亿为执政，每见天下诸路捃拾官吏小过，辄不怿曰：“天下太平，圣主之心虽草木昆虫皆欲使之得所，仕者大则望为公卿、次亦望为侍从、下亦望为京朝官，奈何锢之于圣世。”呜呼，禁锢人于圣世固非太平美事，然使天下失职之人布满郡县亦岂朝廷之福哉？伊尹曰：“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当道君子尚慎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