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

　　　　　　《斟诠》：「是立义选言，……苛滥不作矣。」此数句标出作史之准的。
〔四〕　范注：「纪以编年，传以缀事。」《疏证》：「『纪传为式，编年缀事』二语，应为下二段之纲。此刘知几撰《二体》篇之所本也。……盖自后汉、魏、晋以迄刘勰，作者辈出，要不逾于纪传、编年二体。纪传一体为撰史之正轨，班陈以下莫不因之，故刘勰有『纪传为式』之言。编年一体，发生虽早，乃自有马、班二史，降居次位。如因有《两汉书》而别有《汉纪》，因有《晋书》而别有《晋纪》，因有《宋书》而别有《宋略》，皆其明证。然编年之史，重于纪事，而不必如列传之多载文翰。故刘勰又有『编年缀事』之论也。下文一言『总会』，盖论编年；一言『诠配』，盖论纪传。」
〔五〕　《疏证》：「此节论编年之史之难于撰作也。编年之史，莫古于《春秋》。《春秋》循鲁史记事之法，造语至简，皆按实而书，故文非泛论。《左传》于记事外，间举凡以示例，或为『君子曰』以发其旨，是虽有泛论，曾不失按实而书之旨。刘子玄《史通烦省》篇论《左传》曰：『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此非所谓『岁远则同异难密』乎？又《二体》篇曰：『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非所谓『事积则起讫易疏』者乎？刘知几在《二体》篇又谓：『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是。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按此语实兼《左传》而并言，亦即善于『总会』，而为编年史之冠冕者。厥后，荀悦效《左传》之体而撰《汉纪》，司马光更撰《通鉴》。……年代愈长，总会愈难。」
　　　　　　《斟诠》：「年代久远，史有缺文，事类繁多，传说纷纭；二者于史家皆不易处理，故彦和特发此难。」《注订》：「上文叙作史之指归，此言从事之不易，慎其不易，则指归易得。」
〔六〕　「功」，同「工」。
〔七〕　《疏证》：「此节论纪传之史之难于撰作也。纪传一体之史，莫先于《史记》，而以善于诠配见长。《史通二体》篇论《史记》曰：『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论诠配之难，最为昭。而其论旨，则本之刘勰。盖记一事而涉数人，述一事而分见数传，欲其无所复重。免于不周，则属甚难，亦为纪传之史之所短。刘勰故特表而出之，亦举重略轻之旨也。」
　　　　　　《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七：「化编年为列传，成正史之传体，其例实创自史迁。而刘彦和虑其『事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之数语者，可谓深明史体。邵泰衢《史记疑问》谓《功臣表》汉九年吕泽已死，而《留侯世家》汉十一年不应又有吕泽。叶荣甫曰：『《史》《汉》并称良史，乃其中有分一人为二人，合二人为一人者。如伯益、伯翳一人尔（见《郑语》及《后汉地志》），《史记》于《陈杞世家》之末乃云：「伯翳之后分为秦。」又云：「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分。」是以翳、益为二人也。阚止、子我一人尔（见《传》哀六年杜预注及《史记齐世家》贾逵注），《史记》于《田氏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阚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阚止。」是又以一人为二人。』诸如此类，仁和梁玉绳《史记质疑》中言之指不胜屈，即所谓同异难密者也。至于同归一事，则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愚按此着史公似有专长，能于复中见单，令眉目皎然，不至于淆乱。但以樊、郦、滕、灌四传论之，四人悉从高帝，未赏特将，为功多同，史公颇患其溷，故于四传中各异其书法以别之（以下举例从略）。四人皆从高帝，虽有分功之事，而序事能各判其人，此谓因事设权者也。」
〔八〕　范注：「《后汉书张衡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章怀注曰：『《衡集》其略曰：「《易》：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
　　　　　　《疏证》：「衡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即衡所摘《汉书》之舛滥也。」
〔九〕　范注：「《晋书傅玄传》：『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严可均《全晋文》有《傅子》辑本，无论《后汉》尤烦之文。惟《史通核才》篇引傅玄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三史，谓《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其评断惜亡佚不可考。」
　　　　　　《疏证》：「详《史通》所引傅玄之语，即本传所谓『撰论三史故事，详论得失』。其评论《东观汉记》之语，又殆所谓『讥后汉之尤烦』者也。」
　　　　　　以上为第四段，提出对编写史书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征圣、宗经，并提出「总会」和「诠配」之难。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一〕荀况称：「录远略近。」〔二〕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三〕。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四〕，穿凿傍说〔五〕，旧史所无，我书则传〔六〕，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七〕。
〔一〕　黄注：「《汉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注：『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
　　　　　　《疏证》：「此言述远之史难于征信，应阙疑为贵也。所见异辞三语，《公羊传》凡三见：一见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一见桓公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下；一见哀公十四年结尾数语。何氏《解诂》云：『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依何氏所诂，则知《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已分为三期。即：第一期为传闻期，第二期为所闻期，第三期为所见期。所见期最详最确，然犹不免异辞，况为所闻期，或远而为传闻期乎？盖去吾愈远，则异辞愈多，而愈难信。故刘勰有『追述远代，代远多伪』之言也。」
〔二〕　《校注》：「《荀子非相》篇：『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舍人所称，当即此文。然意义适与之反，且与本段亦相舛驰。岂传写有误邪？《史通烦省》篇亦作『录远略近』，浦二田《通释》卷九已论及之矣。」
　　　　　　《疏证》：「《史通烦省》篇云：『昔荀卿有云：录远略近，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患者久矣。』其文亦同《文心》。今浦氏《通释》本改为『远略近详』。且曰：『《史通》此文，以涉《文心》而误。』理或然也。《韩诗外传》（三）亦引《荀子》之语，文有小异，曰：『夫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略则举大，详则举细。故闻者闻其大不知其细，闻其细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繇此以证『录远略近』一语，应有舛误。细审本文，所谓『录远略近』，似为录远宜略之义。下文又云：『录远而欲详其迹。』正为录远宜略之反义。否则，前后之语意不合。」斯波六郎：「『录远略近』据上下文义，非是。恐为『远略近详』之误。」
　　　　　　陈书良：「『录远略近』不误，是记录远古之事简略于近世之事意。重点在录远。如改为『详近略远』，则与上文『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及下文『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不合。又刘知几《史通烦省》云：『昔荀卿有云：录远略近。』二刘所据《荀子》，殆别本乎？」
　　　　　　《文心雕龙校注商兑》：「按《荀子非相》：『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彦和曰『录远略近』，本与荀子无忤。《史通烦省》因以为言：『昔荀卿有云：「录远略近。」』浦起龙以彦和误引荀文，作《史通通释》，改曰『远略近详』。殊不知《文心》『略』字后省介词『于』，有比之意，谓作史记录远代之事，宜比近代的简略。下文言俗人『爱奇』，作史竟『录远而欲详其迹』，恰与此相反，故非之。」
〔三〕　《校注》：「按《谷梁传》桓公五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疏证》：「《论语》：『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集解》引包曰：『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此为篇中『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二语所本。」《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
〔四〕　斯波六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子太叔曰：……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
〔五〕　《斟诠》：「谓任意牵合，附会杂说也。」
〔六〕　《校证》：「《御览》《玉海》『传』作『博』。」
〔七〕　范注：「彦和此论，见解高绝，《史通疑古》、《惑经》诸篇所由本也。孔子修《春秋》，托始乎隐，以高祖以来事尚可闻之也。《尚书》托始于尧舜，以尧舜为孔子所虚悬之理想人物。……《竹书纪年》起于夏禹，不必可信。司马迁撰《史记》，乃又远推五帝，作《五帝本纪》。张衡欲记三皇，司马贞本其意补《三皇本纪》。宋胡宏撰《皇王大纪》，又复上起盘古。愈后出之史家，其所知乃愈多于前人，牵引附会，务欲以古复有古相高，信述远之巨蠹矣。」
　　　　　　《疏证》：「此言述远之讹滥，由于爱奇好异，且不能阙疑之所致也。……刘勰所谓『俗皆爱奇，莫顾实理』者，非指孔子与司马迁而言也。惟后人说古史者，实多荒诞不经之说。考刘勰以前，流传乙部之书，如《纪年》、《古文琐语》、《穆天子传》，皆出自汲冢，尚为古史之仅存者。又如《逸周书》、《山海经》，行世在汲冢古书之前。太史公且言及《山海经》，是汉代已有其书矣。至若……著录于隋、唐二志者，林林总总，不可胜数。非失之『弃同即异』，即不免『穿凿傍说』。且其所说多不为《左传》、《国语》、《国策》、《史记》、《汉书》所载。若斯之类，正如范君所指『愈后出之史家，所知乃愈多于前人』，故曰：『旧史所无，我书则传。』
　　　　　　「寻刘勰立论之旨，凡后代人追述前代史事者，皆谓之述远，以与下文『同时之枉』一节对举。……《史记》述春秋以往之事最略，春秋战国时事差详，而记汉代事最详，甚符《荀子》『远略近详』之旨。然本篇尚论诸史，于《左氏》则曰『氏族难明』，于《史记》则曰『爱奇反经』，于《后汉史》则曰『疏谬少信』，于《三国史》则曰『激抗难征』，皆以明述古讹滥之弊。依公羊氏述高祖以上事即为传闻，则不免异其辞。依本篇所述，述前代事即为录远，录远则难于求详。凡『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者，皆讹滥之本源也。」
至于记编同时〔一〕，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二〕，而世情利害〔三〕。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四〕：吹霜煦露〔五〕，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六〕。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七〕！
〔一〕　《斟诠》：「『记编』乃并列动词，『记编同时』与上『追述远代』相对文。」
〔二〕　黄注：「《史记》：『孔子着《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谓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疏证》：「黄注所举《史记》及《匈奴传赞》语。」又：「此言时近之枉，又不同于述远也。《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解诂云：『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避言容身，慎之至也。』《史记》用《公羊》家说，故曰：『定、哀之际则微。』」「诡」，欺诈。
〔三〕　《斟诠》直解为「乃基于世俗之常情与权衡当时之利害，不得不然也」。
〔四〕　此处原作：「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校注》：「『常嗤』当依《御览》、《史略》改作『嗤理』。『理』即『埋』之误。上句之『常』字与此句之『欲』字，皆系妄增。」
　　　　　　《校释》：「旧校：『理欲二字衍。』按《御览》作『虽令德而蚩埋』，『蚩』乃『嗤』省，『理』为『埋』误，『欲』则『吹』之衍而误者。」
　　　　　　《校证》：「《史略》作『嗤埋』。按作『嗤埋』是，今据改。旧本因『埋』误为『理』，文不可通，因于『嗤』上加『常』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