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

〔四〕　黄注：「《（晋书）干宝传》：宝字令升，王导荐之元帝，领国史。着《晋纪》，自宣帝讫于愍帝，凡二十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新唐书艺文志》列干宝《晋纪》于编年类，是「审正得序」谓编年审正而有顺序。
〔五〕　《训故》：「《（晋书）孙盛传》：盛字安国，累进秘书监，着《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晋简文宣郑太后，讳阿春，故讳云『阳秋』。」
　　　　　　《疏证》：「干、孙二氏之书，已为当代所称，本书《才略》篇亦云：『孙盛、干宝，文盛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彩略同。』是二氏为刘所盛称，可与本文互证。《史通》论之尤详，《二体》篇曰：『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曰：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又《载言》篇曰：『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按此所论，皆以彰干宝撰史之长也。又《采撰》篇曰：『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荛鄙说，列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又《模拟》篇亦论及《晋阳秋》。……此则又以明孙盛撰史之得失也。《文选》著录干氏《晋纪总论》，诚不愧文盛为史之誉。详观刘知几所论，则『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允矣。至孙盛《阳秋》，仅有辑本。其『以约举为能』，则无明征。」
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一〕。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二〕。至邓璨《晋纪》，始立条例〔三〕。又摆落汉魏〔四〕，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五〕，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六〕。
〔一〕　黄注：「《春秋序》：『发凡以言例。』注：『知隐公七年，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之类。有五十条，皆以凡字发明类例。』《疏证》：「杜预所释，以《春秋》有新旧二例。传言凡者，是为旧例，其数五十，周公之所垂法也。传不言凡，而比于凡者，是为新例，孔子之所补定也。无论杜释之为是为非，而《春秋》书法本于凡例，则显然可见。至其何者为凡，何者为例，则一由传发之。故刘勰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之语。盖《春秋》经传之凡例，即为吾国所创之史例。」
　　　　　　周注：「杜预《春秋序》：『其发凡以言例。』疏：『言发凡五十。』序又称：『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五十凡是正例，此外还有变例。称『书』的，如《左传》襄二十七年『书先晋（诸侯集会，把晋写在前），晋有信』。称『不书』的，隐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隐公摄位）』。称『先书』的，桓二年『君子以（华）督有无君之心，故先书弒其君』。象这样《春秋》的凡例，《左传》加以发明。」
〔二〕　范注：「班彪论《史记》，谓其细意委曲，条理不经。范晔谓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狱中与诸甥侄书》）。彦和之说本此。然《史》《汉》一为通史，一为断代，皆正史不祧之祖。后之撰史者，无能踰其规范，所谓莫有准的，特以比《春秋经传》为不足耳。」
　　　　　　《疏证》：「《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而皆无凡例。《三国志》则并自序而无之。故曰：『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史通序例》篇云：『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详其所论，亦本于刘勰之旨以立言也。」
〔三〕　《校注》：「『璨』，黄校云：『元作●，朱改。』……按当依《御览》、《史略》、《玉海》四六引作『粲』，始与《晋书》本传合。」
　　　　　　《训故》：「《史通》：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遽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按此见《序例》篇。
　　　　　　黄注：「《邓粲传》：『荆州刺史桓冲请为别驾，粲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乃着《元明纪》十篇。』」
〔四〕　《校注》：「『摆落』，黄校云：『一作撮略，从《御览》改。』按《史略》亦作『摆落』。寻绎上下文意，作『摆落』是。《陶渊明集饮酒》诗：『摆落悠悠谈。』」
　　　　　　《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彦和此篇，于晋人所撰史传，舍推崇陈寿《三志》外，其属于后汉者，则崇司马彪、华峤之书（司马彪撰《续汉书》，起于世祖，终于孝献，为纪、志、传八十篇，见《晋书彪传》。华峤作《后汉书》，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见《晋书峤传》。今惟彪书八志存），谓胜袁（宏，着《后汉纪》）谢（吴谢承，着《后汉书》百三十卷，晋谢沈，作《后汉书》八十五卷及外传）薛（莹，撰《后汉纪》百卷）张（张莹，撰《后汉南纪》五十五卷；张璠，撰《后汉纪》三十卷）诸作（晋袁山松亦撰《后汉书》）；其属于晋代者，惟举陆（机，撰《晋纪》四卷，《史通》谓其直叙其事，竟不编年）干（宝，作《晋纪》二十卷，《晋书》谓其书简略，直而能婉）邓（粲，撰《晋纪》十一卷）孙（盛，撰《晋阳秋》三十二卷，《晋书》谓其词直理正）王（宋王韶之，撰《晋安纪》十卷）五家，……是犹论魏吴各史，深抑《阳秋》（习凿齿撰《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吴录》（张勃作《吴录》三十卷）诸书也。」
〔五〕　《疏证》：「《晋书邓粲传》：『着《元明纪》。』盖所录者，为东晋元、明二帝之事。《隋志》著录《晋纪》十一卷，注云：『讫明帝。』可资互证。粲，长沙人，故刘勰以『湘川曲学』呼之。」
　　　　　　《校证》：「旧本『川』皆作『州』，王惟俭本、何校本、黄本、张松孙本作『川』。」斯波六郎：「『川』疑『州』之误。邓粲，长沙人，故云湘州。」
　　　　　　《校注》：「《隋书地理志》下：『长沙郡，本注：「旧置湘州。」』则『州』字是。《战国策赵策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说苑说丛》篇：『穷乡多曲学。』」「曲学」指偏颇狭隘的言论，也指孤陋寡闻的人。
〔六〕　《疏证》：「粲着《晋纪》，先立条例。而孙盛《晋阳秋》效之，故曰『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考晋、宋人撰史之有例者，不止邓、孙二氏。《史通序例》篇云：『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据此，则丘明而后，重立史例者，是惟干宝。故刘知几以『史例中兴』称之。至邓、孙二氏之史例，乃为蹑踪干氏。刘勰之语有误，故刘知几特为正之。范晔《后汉书》、檀道鸾《续晋阳秋》，皆有例，章怀注数举范例。故《序例》篇又曰：『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繁而寡要。』于是邓史之例，又得一证。谓其『词繁寡要』，则又不能无病。无怪乎刘勰以『湘川曲学』称之也。
　　　　　　「刘勰所见诸晋史，惟邓、孙二氏有例，而邓氏在前，故以始立条例归之。《史》《汉》《三国》诸史皆无例，邓氏不此之从，故曰『摆落汉魏』；上法仲尼、丘明，重立史例，故曰『宪章殷周』。」
　　　　　　范注：「《才略》篇云：『孙盛准的所拟，志乎典训。』盖取法邓粲也。」
　　　　　　以上为第三段，评后汉、魏、晋的史书。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一〕，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二〕。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三〕，欲其详悉于体国也〔四〕。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五〕，检残竹〔六〕，欲其博练于稽古也。
〔一〕　《斟诠》：「百氏谓诸子百家也。《汉书叙传》：『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彦和以『百氏』作『百家』用者，于此处外，尚有二处见于《诸子》篇，曰：『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曰：『斯则得百氏之华彩，而辞气之大略也。』」
〔二〕　《疏证》：「此言作史旨趣之所在也。载籍即谓史策。凡古之六经，汉魏以来之诸史，皆载籍也。史策所载，上宗《六艺》，旁赅诸子，无所不包。故曰『贯乎百氏』。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观前，亦惟史策有此功用。故曰『被之千载』。史之所记，为往代盛衰兴废之事，非假记载，莫由征其盛衰。传之后世，更可鉴其兴废。《周礼》以详官制，《仪礼》以述节文。兼《史》《汉》以下，所立书志诸篇，皆所以详一代之制。《尚书》所载，皆王者之迹。《春秋》所载，皆霸者之迹。秦汉以下诸史所载，治世之迹近王，乱世之迹近霸。然何以欲述一代之制及王霸之迹？盖使之『共日月而长存，并天地而久大』耳。刘勰盖以作史旨趣，应不外是。」
〔三〕　范注：「《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疏证》：「司马迁自云：『常厕下大夫之列。』又曰：『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如果谈、迁官太史公位丞相上，比于三公，则不能以下大夫自称，更不能以倡优为喻。即如《汉旧仪》所说，实有太史公秩二千石之官，亦不得位于丞相之上。《汉书律历志》及《儿宽传》，皆称迁为太史令，而不称公，即为汉无太史公一官之反证。司马贞《索隐》谓『迁尊其父故称公』，而斥『位丞相上』之说为谬，允矣。
　　　　　　「……汉承周制，以太史典藏计书，即官署簿书，可资保藏，以供修史之用者。其正本应上史官，故曰『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文计」，文书计簿。
〔四〕　《校证》：「『也』字原无，《玉海》有。案各本『国』下有『必』字，属下句读；『必』即『也』形近之误，今据《玉海》改正。『故其详悉于体国也』，与下『欲其练于稽古也』句法正同。」
　　　　　　《疏证》：「《周礼天官大冢宰》有『体国经野』之语。《尚书尧典》亦以『曰若稽古』为起语。注家谓『体国』为『分国』，『稽古』为『考古』，『体国经野』为君相所有事。其事之炳著者，必着记于史官。是唯史官乃能详细于体国。『曰若稽古』以造典谟，而着之竹帛，掌于史官，故史官必假于竹帛，乃能博练于稽古也。」
　　　　　　《校释》：「『必』乃上句末『也』字之讹。『欲其详悉于体国也』与下『欲其博练于稽古也』，句法相同。言郡国文计体国之事，太史所当详悉者也。」《周礼天官》序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营建国中的宫城门途，如身之有四体，谓之体国，后泛指治理国家。
〔五〕　《校注》：「《史记自序》：『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作『紬』字；《汉书司马迁传》亦作『紬』。颜注：『紬，谓缀集之。』」
〔六〕　《疏证》：「《史记太史公自序》更有『秦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之语。《索隐》曰：『案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墨子天志中》篇云：『书于竹帛，镂之金石。』《说文叙》云：『着于竹帛谓之书。』……古籍密藏于石室金匮，须启辟而后能阅览。故曰：『阅石室，启金匮。』书之最古者，其竹简必有残缺，其缣帛必有断裂，故曰『抽裂帛，检残竹』也。」
是立义选言〔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二〕；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三〕。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四〕。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五〕。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六〕，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七〕。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八〕，傅玄讥《后汉》之尤烦〔九〕，皆此类也。
〔一〕　范注：「『是』下当有『以』字。」
〔二〕　《疏证》：「刘勰论文，以《征圣》《宗经》居首。撰史之旨，亦不外是。本篇谓『宗经矩圣之典』，为公理所辨究之一事，当为刘勰论史所本。此所谓经，为《春秋》之经。此所谓圣，为孔子之圣。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是谓立义。太史公曰：『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经孔子之笔削，而后谓之为选言。凡立义选言，皆应以《春秋》为极则，故曰『宜依经以树则』。《春秋》以褒贬示劝戒，即因褒贬而有所与夺。然非圣人不能得褒贬与夺之公，必取法孔子而后可，故曰『必附圣以居宗』。究而言之，依经附圣，为刘勰素所持论。迨刘知几出，以《疑古》、《惑经》名篇，始于《春秋》孔子有驳难之言。」
〔三〕　黄注：「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疏证》：「『谢承曰诠，陈寿曰评』二语，出《史通论赞》篇。……刘勰谓论史能依经附圣，然后诠评得当，否则不免于苛滥。盖持论苛，则失之过；持论滥，则失之宽。苛而过，滥而宽，皆不得谓之诠评昭整。」「昭整」，昭晰、齐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