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姚氏对于诗旨的诠释，有汉学家穷委竟原、谨严自守的优点，而无其固滞胶结的毛病。最明显的如邶风击鼓，诗序以为怨州吁用兵，郑笺更以为鲁隐公四年卫国与宋、陈、蔡伐郑之事，历来都认为如此，独姚际恒破几千年的疑案，据左传所记，详为剖析，谓是鲁宣公十二年宋伐陈、卫穆公出兵救陈时事。而对于雄雉、蝃蝀、叔于田、遵大路、皇矣等诗，诸说纷云，他不赞成前人的说法，但也没有新见，于是都以「不得其解」存疑，这种态度比起汉宋说诗家的迂腐穿凿，要通达信实得多了。
但姚际恒终究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他不得不受到封建礼教思想和传袭的传、疏学说所局限。对于一些天真活泼的男女恋歌，他都认为是「刺淫之诗」。他在书前诗旨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如谓淫诗，则思之邪甚矣，曷为以此一言蔽之耶？盖其时间有淫风，诗人举其事与其言以为刺，此正思无邪之确证？何也？淫者，邪也，恶而刺之，思无邪矣。今尚以为淫诗，得无大背圣人之训乎？」对于一些男女相思之情的作品，姚氏同毛、郑一样，硬加上君臣或朋友思念等等的封建教条，将正面的描写说成反面的讽刺。可见他虽然可以攻诗序，攻朱熹，而对于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系统是不能打破的。这不只姚氏是这样，连后来态度比他激烈得多的崔述、方玉润两人也都不免如此，读风偶识认为这些作品都是「惩淫荡之风」，方玉润以为「溱洧则刺淫，非淫者所自作」(诗经原始卷五)。其它像绿衣、日月、七月、鱼丽等篇，姚氏驳斥集传，虽有是处，实近枝节，态度不无偏激，使人感到好像专为攻朱而作的。这都是诗经通论一书的疵病。
诗经收辑了西周初年到春秋时期五、六百年中的歌谣乐章，其中绝大部分是民间的创作。它们最朴素而又最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和真淳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以及各个阶级、阶层间的变化，真实地揭示了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诗三百篇」是人民集体创作的宏伟的史诗，是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传统的最早源头。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才能对这些诗篇予以唯一正确的阐明。而在这同时，对于过去的注本，辨别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指出长时期封建时代的学者对于诗经的种种歪曲与误解，两千多年来诗经研究中曲折发展的过程，也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工作。我们整理、重印这部书，目的就在此。
本书有道光十七年(公元一八三七)韩城王笃刻本，又有一九二七年双流郑璋覆刻本；顾颉刚先生在三十余年前曾据王刻本加以校点，我们现在就采用他的校点本重印。原书中有题「增」字的数条，多和姚氏的意见不同，似乎不是姚际恒自己后来所补，可能是刻书者王笃的手笔，也可能是在未刻前别人传钞时所加而误刻入者。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现在不加删除，仍照旧附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诗经通论序　　　　　　　　　　　　　　　　
顾颉刚
　　古人习熟于口耳者惟诗，无往而不引，无事而不歌。以其托物抒情，宛转掩抑，辞义不若他经之彰者，故经师所为恒多索隐行怪之论。汉人治学，其标的为通经致用。三百篇之教，儒生所极意经营者，惟在如何而使天子后妃诸侯王蹈夫规矩，故一意就劝惩以立说，不得其说则实其人事于冥漠之乡，信之不疑，若曾亲接。自今日视之，固当斥其妄诞，而在彼时则自有致治之苦心存焉。世代推嬗，史事积累之词求之于经。然纠缠既甚，摆脱为难。以晦庵朱？日多，其可为劝惩者何限，奚必犹以髣子魄力之雄，举毛传、卫序、郑笺、孔疏而悉摧陷之，自为集传，独树赤帜，顾察其所言，因仍旧说者复不？，知荡涤之功非一日之事矣。姚首源先生崛起清初，受自由立论之风，遍考九经，存真别伪，其诗经通论十八卷，实承晦庵之规模而更进者，其诋之也即所以继之也。序中谓涵泳篇章，寻绎文义，以从是黜非，明非先悬一成见而曲就之者。其以文学说诗，置经文于平易近人之境，尤为直探讨人之深情，开创批评之新径。自标论旨，谓宁可获罪前人，不欲遗误后人，何言之伟也！遭时不造，汉学勃兴，回复于信古之途，其书为儒者所排摈，若存若亡，不见录于诸家。百年后韩城王笃督学四川，出所藏钞本刻之，世始见其书，而行犹未广。云南方玉润游蜀得之，喜其立说之新，扩之为诗经原始。凡其传播与推崇者不出雍、梁一隅，盖传统束缚之力稍微，始得吸受其豪杰之精神尔！二十年前，适之先生读方氏言而善之，知天壤间有一姚氏通论在，索之于藏书最富之北平，久而不获。其后新繁吴又陵先生北上，行箧中携有王刻本，适之、玄同两先生欢跃相告，予乃得假归读之，当时曾钞一本，施以标点、欲重刊之而未能也。民国十四年，编录古史辨，以适之先生与予讨论姚氏遗着，实开予等治史之门，因缀往还函牍于书首。一时波涛激荡。人咸知有姚氏其人与通论其书矣。十六年，双流郑氏之覆刻本遂出。岁月迁流，迄今又十八年，郑氏举所刻版赠北泉图书馆，馆长杨家骆先生辑印丛书，列之为第一集，以予与有夙契也，命作弁言。噫，此书版刻三嬗皆在蜀中，兹予避寇托廛于此，而新印本适出，其偶然之遇合耶﹖抑洵有所待耶﹖姚氏九经通论，竭一生心力为之，积稿等身，未付劂氏，竟亡佚而难求。予寻访之至今日，可得为同好告者：古文尚书通论，阎百诗疏证中曾附载十数条；礼记通论，杭大宗集说中散入各篇，玄同先生欲辑录之而未成，予当完其遗志；春秋通论，民国十八年东莞伦哲如先生购自北平某书肆，惜已残缺六之一；仪礼通论，民国二十三年余登杭州崔氏藏书楼所发见，复写一本，观其纸张行格与春秋书悉同，知并为海峰阁中清稿。以沈霾近三百年之物，而历劫不磨，天假吾手而出之，为之喜而不寐。计九经中惟诗、礼两经独全。倭寇侵浙，崔氏一楼书闻已被席卷而去，余所钞者尚留旧京，他日燕云收复，倘青楼无恙，愿归家骆先生并刊之，俾与此书若珠之贯，若瑞之辑，其克豫许我乎﹖顷莅北泉，得休静室，遥望峡中风物，想见当年湖山一角，阁照残霞，首源先生栖止其中，矻矻一经会心微笑之情状。此间秀甲巴渝，岳岳者缙云，汤汤者嘉陵，潺潺者温塘，此书之版藏于斯，裒然居？籍之首，若明珠之在骊颔，腾其光辉，摄人心目，况又得贤主人为之护持而宣扬之，先生其当释久閟之憾于九京哉！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顾颉刚序于北碚北泉公园之木屋
自序　　　　　　　　　　　　　　　　　　　　　　　　　　
姚际恒
　　诸经中诗之为教独大，而释诗者较诸经为独难。
　　曷言乎诗之为教独大也？易、诗、书皆夫子前所有。夫子一言易曰：「五十学易，可无大过。」一引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是而已。于诗异是。诏子曰：「学诗乎？」又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诏门人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其平日自论，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又曰「兴于诗」，又论关雎之义，又论乐而言关雎，言雅、颂，其与门人问答及见于孟子之引其说诗者，且数十而未已焉，谓非夫子于易、诗、书三者独重于诗不可也，间尝窃窥之，易与书之外不复有易与书，即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复有春秋；后世之史固与书异体，扬雄太玄、王通元经，直妄作耳。是彼三经者，一传不再。惟诗也旁流而为骚，为赋；直接之者汉、魏、六朝，为四言、五言、七言，唐为律，以致复旁流为ㄠ么之词、曲，虽同支异派，无非本诸大海，其中于人心，流为风俗，与天地而无穷，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子之独重于诗，岂无故哉！
　　曷言乎释诗为独难也？欲通诗教，无论辞义宜详，而正旨篇题尤为切要。如世传所谓诗序者，不得乎此，则与瞽者之伥伥何异。意夫子当时日以诗教门人，弟子定晓然明白，第不知载在简编而失之，抑本无简编而口授也？其见于经传，如所谓诗序者，略举言之：鸱鹗之为周公贻王，见于书；载驰之为许穆夫人，硕人之为美庄姜，清人之为恶高克，黄鸟之为殉秦穆，见于左传；时迈、思文之为周公作，见于国语；若此者真诗之序也。惜其它不尽然，意此必孟子时已亡。说者咸谓孟子之释北山必有所本；予谓非也，此亦寻绎诗意而得之。不然，胡为有「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之训乎？自东汉卫宏始出诗序，首惟一语，本之师传，大抵以简略示古，以浑沦见该，虽不无一二宛合，而固滞、胶结、宽泛、填凑，诸弊丛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极踳驳，皆不待识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说之、程泰之、郑渔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为辨说，力诋序之妄，由是自为集传，得以肆然行其说；而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而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焉。武断自用，尤足惑世。因叹前之遵序者，集传出而尽反之，以遵集传；后之驳集传者，又尽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极。穷经之士将安适从哉？予尝论之，诗解行世者有序，有传，有笺，有疏，有集传，特为致多，初学茫然，罔知专一。予以为传、笺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与集传而已、毛传古矣，惟事训诂，与尔雅略同，无关经旨，虽有得失，可备观而弗论。郑笺卤莽灭裂，世多不从，又无论已。惟序则昧者尊之，以为子夏作也，集传则今世宗之，泰为绳尺也。予谓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固之失仅以类夫高叟，妄之失且为咸丘蒙以北山四言为天子臣父之证矣。间观周颂潜之序曰：「季冬荐鱼，春献鲔」，本于不韦月令，明为汉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晓然分别观之，无事凛遵矣。集传纰缪不少，其大者尤在误读夫子「郑声淫」一语，妄以郑诗为淫，且及于卫，且及于他国。是使三百篇为训淫之书，吾夫子为导淫之人，此举世之所切齿而叹恨者。予谓若止目为淫诗，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将并诗而废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诗，容或存于闾巷游荡之口，汉儒取以补亡耳。」于是以为失次，多所移易；复黜召南及郑、卫风集传所目为淫奔者，其说俨载于宋史儒林传。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野有死从而和之。嗟乎，以遵集传之故而至于废经，集传本以释经而使人至于废经，其始念亦不及此，为祸之烈何致若是！安知后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忧也。夫季札观乐，与今诗次序同，而左传列国大夫所赋诗，多集传目为淫奔者，乃以为失次，及汉搀入，同于目不识丁，他何言哉！
　　我尝缅思，如经传所言可为诗序者，而不能悉得，渺无畔岸，蠡之测海，其与几何！又见明人说诗之失在于凿，于是欲出臆论则仍邻凿空，欲喜新谭则终涉附会，敛手缩笔，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意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其不可详者，宁为未定之辞，务守阙疑之训，俾原诗之真面目悉存，犹愈于漫加粉蠹，遗误后世而已。若夫经之正旨篇题固未能有以逆知也。论成，因详述其所以释诗为独难之故，且以志吾媿。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际恒识。
序　　　　　　　　　　　　　　　　　　　　　　　　　　　　
鄂山
　　余制蜀六年，恒以公余课士。蜀士颖异者众；求所为根柢之学则十无二三。窃念朱子小学可以端其趋，王伯厚困学纪闻、顾亭林日知录可以扩其识而练其才，先后镂板贮之。文翁石室旧有藏书；鄙意尤欲于御纂诸经及十三经注疏外，求所未见者增刻数种，志焉而未之逮也。
　　王宝珊侍御来督学，其校士一以通经为主。今年秋。取新安姚氏诗经通论十八卷刻之。此书为侍御家藏，外间未有刻本，侍御意在嘉惠士林，故不以自秘。夫崇厉经术，助流教化，学臣之责，亦守土者责也。顾余志焉而未之逮，侍御既自尽其职，并能匡余之不逮，谓非余之厚幸耶！
　　工竣，侍御属弁言，因志其颠末如此。至此书宗旨，姚氏自序已晰，善学者必有得焉，不复赘云。
　　道光十七年，岁次丁酉，孟冬，长白鄂山谨序。
序　　　　　　　　　　　　　　　　　　　　　　　　　　　
苏廷玉
　　温柔敦厚，诗教也。孟子之说诗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数语已括其全。后人或泥古而疑其辞，或求奇而昧其义，或执一偏而近凿，或汇众说而易浠，诂经者其说互异，而作诗之意几晦。
　　新安姚首源着诗经通论十八卷，力排众说，以求合于温柔敦厚之旨；而世无刻本。韩城王宝珊侍御督学蜀中，出其家藏抄本，校而梓之，不以自秘，其嘉惠士林之意，即其羽翼诗教之功也，而侍御之心可见矣。
　　道光丁酉小春，同安苏廷玉序于四川渖廨。
序　　　　　　　　　　　　　　　　　　　　　　　　　　　
周贻徽
　　余与宝珊先后入词馆，嗣复同在谏垣。癸巳冬，余外补来蜀。明年，宝珊亦来视学，公余过从益密。宝珊通经术，尤善说诗，每出一语，辄非恒解。余谓匡鼎说诗解人颐，今乃于君见之，毋亦有枕中秘耶？宝珊因言家有姚氏通论藏本，行且付梓以广其传。越日：手一卷见示。余读之而跃然曰：今而知读书贵乎能疑；非能疑之贵，贵乎疑而能自析其疑，并能以释人之疑。即以关雎章言之，序以为后妃作，集传则以为宫人作，朱子非有所受之也，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今姚氏不以序为然，并不以集传为然，抑岂有所受之耶？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吾人读古人书，未尝不窃有所疑；然重视古人，不敢排击，非不敢也，不能也。偶获创解，而不能贯串全书，综核众说，自成一家言，则平日之窃有所疑者与一无所疑者何异！若姚氏者，真善疑者也。夫姚氏善疑古人，安知后人不又以所疑疑姚氏？然姚氏之疑自诸家启之，析其疑而姚氏之心一快；人之读是书者亦为之一快。后人有善疑者，倘复自姚氏启之，析其疑而后人之心一快；而姚氏亦可以无憾也。夫姚氏岂以排击为能哉！天下之理无穷，人心之灵不蔽，亦惟其是焉已耳，亦存乎人之好学深思已耳。若姚氏者，真善说诗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