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本韵。○兴而比也。下同。
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本韵。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本韵。
　　此篇序谓「嫡不以媵备数，媵无怨，嫡亦自悔」，是也。集传谓「媵有待年于国而嫡不与之偕行」。夫既曰「待年」，自宜不与偕行，媵亦何怨！迨其及年而迎之，嫡亦何悔乎！迂曲难通。
　　[三章]「其啸也歌」，「啸」、「歌」二字本一类。今欲押「歌」字，因易去「后」字，遂以「啸」字当之；仍用「也」字调，分「啸」、「歌」为两，似乎难解，而但觉其神情飞动，为满心满意之辞，故是妙笔。集传以「啸」贴「悔」，以「歌」贴「处」，意味索然。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
，白茅包之。有女怀春，？野有死隔句？。[评]倩甚。吉。士。诱。本韵。之。。赋也。下同。
林、有、朴、樕。[评]增此句下少一句。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本韵。[评]顿住妙。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本韵。[评]错互成文。
　　此篇若以为刺淫之诗，欧阳氏说。则何为男称「吉士」，女称「如玉」？若以为贞女不为强暴所污，集传。则何为女称「怀春」，男称「吉士」？且末章之辞尤无以见其贞意也。若直以为淫诗，季明德说。、？亦谬。若以为凶荒礼杀，以死死鹿之肉为礼而来，毛、郑说。及以为野人求昏而不能具礼，女氏拒之，伪传。总于「女怀春」、「吉士诱」及末章之辞皆说不去，难以通解。
　　愚意，此篇是山野之民相与及时为昏姻之、死鹿乃其山？诗。昏礼，贽用鴈，不以死；皮、帛必以制。皮、帛，俪皮、束帛也。今死中射猎所有，故曰「野有」，以当俪皮；「白茅」，洁白之物，以当束帛。所谓「吉士」者，其「赳赳武夫」者流耶？「林有朴樕」，亦「中林」景象也。总而论之，女怀，士诱，言及时也；吉士，玉女，言相当也。定情之夕，女属其舒徐而无使帨感、犬吠，亦情欲之感所不讳也欤？
　　[三章]「感」，「撼」同。
　　一章，诗人？男；二章，诗人？女；三章，诗人述女之辞。
　　此篇章法、句法皆觉兀突，意含不露，故难解。
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
　　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唐棣之华。古音孚，不音花。后仿此。曷不肃雝。隔句？。王姬之车。古音居，不音尸遮反。后仿此。本韵。○兴而比也。下同。
何彼襛矣？华、如、桃、李。[评]倒字句。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本韵。
其、钓、维、何、？[评]奇喻。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本韵。
　　此篇或谓「平王」指文王，或谓即春秋时平王。凡主一说者，必坚其辞，是此而非彼。然愚按主春秋时平王说者居多，亦可见人心之同然也。其主平王之说，固合于春秋；其主文王之说，不通者有三。说者曰「平王」犹书言「宁王」；「平正之王」，「齐一之侯」，益不通，不辨。按周书辞多诘曲，故其称名亦时别；诗则凡称人名皆显然明白：不可以书例诗。一也。武王娶太公望之女，谓之邑姜；则武王之女与太公之子为甥舅，恐不宜昏姻。二也。武王元女降陈胡公；若依媵礼，则其娣宜媵陈，不当又嫁齐。三也。若是则为东周之诗，何以在二南乎？章俊卿曰：「为诗之时，则东周也；采诗之地，则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诗而列于东周，此不可也。」亦为有见。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驺虞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本韵。于嗟乎，句。驺虞！末句无韵，下同。○赋也。下同。
彼茁者蓬，壹发五豵。本韵。于嗟乎，驺虞！集传以上「虞」音牙，下「虞」音于红反；一字两音，谬甚。
　　小序谓「鹊巢之应」。毛传以「驺虞」为义兽，谬并同。欧阳氏曰：「下句直叹驺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驺「驺」，原作「邹」，今改。虞之不若也。」愚以为不必推论及此。即以兽比君上，可乎！集传曰：「是即真所谓驺虞矣。」实泥兽比君上为言，一何可笑！欧阳氏以「驺」为「驺囿」，「虞」为「虞官」，其说至正。盖本之贾谊礼篇，曰：「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又尔雅释兽无驺虞，尤是确证。而射义云「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备也」，亦足证之。但驺之为囿，此为一说。严氏据说文，以「驺」为「厩」，引月令「七驺咸驾」，及左传「使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则别以驺为驺御之官。此又一说，未知孰是。鲁诗传云「古有梁驺，天子之田也」；说者直以驺虞为天子掌鸟兽官，又不知然否。若夫淮南子谓「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驺虞、鸡斯之乘，以献于纣」，以驺虞为马名。东方朔呼异兽为「驺牙」，山海经有「驺吾」，皆不必援引以证，徒滋纷纷之论也。驺，邹，古字通。伪传以为姓邹，尤谬。
　　此为诗人美驺虞之官克称其职也。若为美文王仁心之至，一发五豝，何以见其仁心之至耶！总之，以二南皆为文王之诗，其始终窒碍难通如此。且既不用驺虞为兽之说，即上为美文王，下呼驺虞之官而叹美之，义亦两截；不若谓美驺虞之官为一串矣。
　　「豝」，释兽：「牝豕。」集传谓「牡豕」，必误。「一发五豝」，毛传谓「翼五豝以待公之发」；此亦同贾谊文，谓「驱五豝以待君之一发，不尽物命」也。集传谓「中必迭双，是为四矢；其三矢中三，一矢迭双，为五」。无论一发非乘矢之谓，乘矢为四。若然，则允巧射侈取物命，何以见其仁矣！
　　丰道生引郊特牲「迎虎，谓其食田豕也」，以、豝、豵为田豕，害稼之兽。若是，则杀之虽多亦可矣。此别一说，存之。
　　【驺虞二章，章三句。】

第一册
本册校印说明　　　　　　　　　　　　　
林庆彰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十八卷，是他的九经通论之一，也是九部书中唯一能保持全部面貌的著作。
　　根据姚际恒诗经通论自序所署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冬十月，可知是姚氏比较晚期的著作。此书完成后，也未有刊本。清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秋天，韩城人王笃于其家藏书楼发现此书之抄本。此时距该书脱稿时间已有一○八年。其间，除姚氏侄儿姚炳诗识名解称自变量条外，其它学者绝少称述。王笃于道光十七年将此书刊刻于四川督学署，此为此书第一次刊刻。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成都书局又据韩城王氏刊本重刊过一次。
　　王笃的刊本，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注意。同治年间，云南方玉润因游四川而书，将其中的部分观点引入所著诗经原始中。民国初年，疑古风气高涨，胡适先生从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得知有诗经通论一书。动员甚多人力在北平书肆搜寻，竟未找到。后来新繁吴虞到北京，携有道光十七年王氏的刊本。胡适与钱玄同雀跃万分。顾颉刚乃得以借阅，手钞一本，并加以标校。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顾氏编辑古史辨时，曾将他与胡适讨论姚氏生平与道论的文字汇集收入古史辨中。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双流郑璧成又根据王氏刊本覆刊于四川成都。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郑氏将印板赠送给北泉图书馆，馆长杨家骆辑印北泉图书馆丛书时，将姚氏书列入第一集第一种。一九五八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的点校本。此后，根据顾氏本翻印者甚多。兹将诗经通论的各种板本胪列如下：
　　　1.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韩城王笃铁琴山馆刊本。
　　　2.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成都书局据韩城王氏本重刊。
　　　3.民国十六年，双流郑璧成覆刻韩城王氏刊本。
　　　4.民国三十六年，私立北泉图书馆丛书本。
　　　5.民国四十七年，北平中华书局排印顾颉刚校点本。
　　　6.民国五十年，台北广文书局据顾氏校点本影印。
　　　7.民国五十二年，香港中华书局据顾氏校点本影印。
　　　8.民国六十七年，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据顾氏校点本影印。
　　　9.民国六十八年，台北育民出版社据顾氏校点本影印。
　　本次整理，为节省人力，乃根据顾颉刚点校本重新编排，唯顾氏本各诗篇前皆未有篇名，检阅相当不便。兹为方便检索，于各诗篇前皆加印篇名。又顾氏书之文字有明显误植者，则根据王笃刊本加以更正，不另作校记。书前原有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所写的「出版者说明」一篇，台湾各翻印本，皆加以删除，兹为保持原貌，将其恢复。原顾颉刚为北泉图书馆丛书本所作的序，仍有一定之意义，兹将其置于卷首，以见顾氏搜集和整理姚氏著作之经过。
　　本次校印，校对工作由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侯美珍、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童小铃两位女弟担任。侯美珍更将校稿有阙疑者与道光十七年王笃刊本核对过一次，以减少错误。他们两位的辛劳，最应感谢。
诗经通论
序
出版者说明
中华书局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的诗歌总集，但是自从它既经编定并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广泛地应用，封建统治者就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用合乎他们的阶级利益和道德标准的观点，来曲解这三百另五篇诗的精神。春秋、战国时列国使节在外交宴会上的「赋诗陈志」，以及孟子的所谓「以意逆志」，都已经显露出这种附会的端倪；而从汉朝开始，儒家定于一尊，诗经奉为经典，于是在「经师」们凿空推索和迂腐传注之下，人民的诗歌就被蒙上重重迭迭的瓦砾灰尘。毛郑的传笺和卫宏的诗序，在从汉到唐一千多年的时期中，一直成为说诗的权威。在这期间，虽然有王肃、孙毓等人对于毛郑的传笺表示个别不同的意见，但他们仅仅只争执于毛郑之间的得失，不能跳出诗序的圈子，一致承认诗的大旨在「止乎礼义」，即合于封建统治的政教明训和伦理准则。
宋代的学者开始对传、笺、诗序的本身发生怀疑。最初是欧阳修的毛诗本义和苏辙的诗集传，后来又有郑樵的诗辨妄和王质的诗总闻，而集大成的是朱熹的诗集传。郑樵大胆地提出诗序出于「村野妄人」所作。朱熹更进而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两宋时代，汉儒解经的迂腐和固凿，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地支配人心，在学术思想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情况下，封建时代某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学者，对诗经采取了较为切合实际的解释。但是，诗经中的一些民间恋歌，仍然被朱熹目为「淫奔之诗」，稍后于朱熹的王柏在其诗疑一书中，更主张把它们从诗经中删除出去，这表明了他们只不过企图用新的伦理观念来代替两汉经师们陈腐了的批注，以期适合于当时的封建统治利益的要求。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在诗经研究中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宋代以后，也有一些祖述毛、郑的人据诗序来攻击朱熹，如马端临明白地提出「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在清朝汉学大盛的时候，像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都是以攻朱尊序著名的。尊序与宗朱，是几百年诗经学研究中激烈争论的中心。在这时期，能够不牵涉到这个聚讼纷争中去，而能从诗的本义说诗的，只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几个人。崔述写读风偶识时有否见到过诗经通论；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却是明显地受到姚氏的影响。
姚际恒，字立方(四库提要谓字善夫)，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长期居住在浙江的仁和，康熙时诸生，与毛奇龄同时，也是毛的学问上的诤友。武林道古录中谓：「少折节读书，泛滥百家，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事于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余婚嫁毕而注九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浙江通志经籍门载，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此外并有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庸言录等著作，足见其治学范围之广。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与张穆阎潜邱先生年谱所载，阎若璩对于伪古文尚书的考证，多引证姚际恒尚书通论的见解，礼记通论也多散入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各篇。毛奇龄西河诗话中盛称其经学根柢的深厚。可见在清初，姚际恒即以博淹通敏与大胆疑古为学术界所见重。其所著除九经通论中的诗经、仪礼两种，以及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等几种外，大多已亡佚。
诗经通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依傍诗序，不附和集传，能从诗的本文中探求诗的意旨，从而对诗经的内容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解释。作者在自序中谓「惟是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摆脱汉、宋人的门户之见，大胆地怀疑古人的说法，置诗经于平易近人之境，这种自由立论，不拘于朴学家繁琐饾饤的考据，开辟了说诗的新风气。譬如卫风硕人一诗，毛诗序以为是「闵庄姜」，集传因仍序说，各家的注疏也都无异辞；至姚际恒才力辟其说的无稽，指出诗序明明依据左传的「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几句附会而成。又如召南小星，齐、鲁二家之说固已不可详知，韩诗以为是劳人行役之作(见韩诗外传卷一)，这是较近于诗意的，毛诗序却认为是「惠及下也」，集传也说是「南国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这些都遭到诗经通论作者的有力驳斥。姚氏指出集传虽然表示力反序说，但因袭旧说之处仍然不少，甚至于「时复阳违之而阴从之」。元、明以后，朱熹的诗集传被封建朝廷定为科举取士的准则，同样成为拘囿知识分子头脑的工具，姚际恒的这种抨击，客观上起了一种启懵破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