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诗话

　　杜确云：“自古文体变易多矣。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荡绮靡之词，名曰‘宫体’。厥後沿袭，务于妖艳，谓之‘ゼ锦布绣’。其有欲尚风格颇有规正者，不复为当时所重，讽谏由此废阙。”
　　《诗法源流》云：“诗者，原于德性，发于才情，心声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学而神意不可学。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诗，子美自有子美之诗，昌黎自有昌黎之诗。其他如陈子昂、王摩诘、高、岑、贾、许、姚、郑、张、许之徒，亦皆各自为体，不可强而同出。”
　　又云：“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诗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远。古诗于《三百篇》近，唐诗于《三百篇》远。”
　　太白云：“梁、陈以来，艳薄殊极，沈休文又尚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梁、陈，谓宫体以下，非谓陶、谢诸公也。休文声律，谓平仄也。
　　五言古诗，须去其有偶句者而论之，以自西汉至中唐为全局，犹七言律诗以自初唐至晚唐为全局也。汉、魏五古之变而为唐人五古，欲去陈言而趋清新，不得不然，亦犹七律初、盛之变而为中、晚唐，不得不然也。
　　弘、嘉人惟见古人皮毛，元美仿《史》、《汉》字句以为古文，于鳞仿《十九首》字句以为诗，皆全体陈言而不自知觉，故仲默敢曰“古文亡于昌黎”，于鳞敢曰“唐无古诗”也。此与七律之瞎盛唐而讥大历以下者一辙。去有偶句者，以其为唐体之履霜也。去晚唐者，晚唐已绝也。
　　诗之关系名教风化者，非五古不可。其贵重可见。
　　柳子厚《芍药》诗曰：“欹红醉浓露，窈窕留馀春。”近体中好句皆不及。可见体物之妙，古体胜唐体。
　　古体宁如张曲江、韦苏州之有边幅。子美之古诗只可一人为之。子瞻古诗如搓黄麻绳百千尺。子瞻极重韦、柳，而自作殊不然，何也？
　　唐体诗有涯，後之作者，患在薄弱，不患泛滥。古体诗无涯，後人泛滥之弊，遂同于五七字为句之文。“简贵”二字，时刻须以自警。
　　诗法须自《十九首》，方烂然天真。唐诗已是声色边事，况宋、元、明耶！
　　六朝尚有本非诗人偶然出语绝佳者。如刘俣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风霜早。”十三字说身境心事如见，以六朝诗法宽故也。唐诗韵狭，有平仄，黏须对偶，故非老手不佳。
　　冯定远曰：“五言虽始于汉武之代，而盛于建安，故古来论者，止言建安风格。至黄初之年，则诸子凋谢，止有子桓、子建，不须赘言黄初体也。永明之代，王元长、沈休文、谢一时有盛名，始创声病之论，以为前人所未发。文体骤变，皆避八病，一简之内，音韵不同；二韵之间，轻重悉异。其文两句一联，四名一绝，声韵相避，文字不可增减。自永明至唐初，皆齐、梁体也。沈、宋新体，声律益严，谓之律诗。陈子昂始法阮公为古体诗，唐因有古、律二体，始变齐、梁之格矣。齐时江文通诗不用声病，梁武帝不知四声，其诗仍是太康、元嘉旧体，严沧浪何以混言‘齐、梁诸公’，元长、玄晖没于齐朝，沈休文、何仲言、吴叔庠、刘孝绰并入梁朝，故声病之格通言齐、梁，而其体直至唐初也。白太傅尚有格诗，李义山、温飞卿皆有齐、梁格诗。律诗既盛，齐、梁体遂微，後人不知，咸以为古诗。”
　　又云：“古诗之视律体，非直声律相诡也，其筋骨气格，文字作用，亦迥然不同。然亦人人自有法，无定体也。陈子昂上郊阮公，为千古绝唱，不用沈、宋格调，谓之古诗，唐人自此有古、律二体。云古者，对近体而言也。《古诗十九首》，或云枚叔，或云傅毅。词有东都、宛、洛，锺参军以为陈王，刘彦和以为汉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其是古人之作，题曰古诗耳，非以此定古诗之式，必当如是也。李于鳞云：‘唐无古诗，陈子昂以其诗为古诗。’全不通理。如律诗始于沈、宋，开元、天宝已变，可云盛唐无律诗，杜子美以其律诗为律诗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许是古诗，则于鳞之古诗，当以何时为断？若云未能似阮，则于鳞之五古，视古人定何如？”
　　又云：“《古诗十九首》机杼甚密，文外重旨，隐跃不可反捉。李都尉诗皆直叙无作用，尤为古朴。江淹所拟，《从军》一篇最合。严沧浪都不解此。”
　　又云：“潘、张、左、陆以後，清言既盛，诗人所作，皆老、庄之赞颂，颜、谢、鲍出，始革其制。元嘉之诗，千古文章于此一大变。请具论之：汉人作赋，颇有模山范水之文，五言则未有。後代诗人之言山水，始于康乐。士衡对偶已繁；用事之密，始于颜延之，後世对偶之祖也。《三百篇》言饮酒，虽曰‘不醉无归’，然亦合欢成礼而已；‘彼醉不臧’，则有沉湎之刺。诗人言饮酒不以为讳，自陶公始之也。《国风》好色而不淫，朱子始以郑、卫为男女相悦之词，古实不然。《楚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兴，义同《诗》、《骚》，虽男女欢娱幽怨之作，未极淫放，《玉台新咏》所载可见。至于沈、鲍，文体倾侧，宫体滔滔，作俑于此。永明、天监之际，鲍体独行，延之、康乐微矣。严沧浪于康乐之後不言延之，又不言沈、谢，则齐、梁声病之体，不知所始矣；不言鲍明远，则宫体红紫之文，不知其所法矣。虽言徐、庾，亦忘祖也。于时诗人，灼然自名一体者，如吴叔庠，边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吴兴、刘孝绰、何仲言，皆唐人所法，何以都不及？子美‘颇学阴、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则子坚之体，亦不可缺。齐、梁以来，南北文章颇为不同。北多骨气，而文不及南。邺下才人，卢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誉。自隋炀有非倾侧之论，徐、庾之文少变，于时文多雅正。薛道衡气格清拔，与杨素酬唱之作，义山极道之。唐初文字，兼学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
　　又云：“严沧浪云：‘《玉台》，徐陵所集，汉、魏、六朝诗皆有之。人谓纤丽者为《玉台》体，其实不然。’班按：梁简文在东宫，命徐孝穆撰《玉台集》，其序云：‘撰录艳歌，凡为十卷。’则专取艳词明矣。其文止于梁朝，非六朝也。”
　　又云：“陆士衡《拟古诗》，江文通《拟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龙，急与之较力，不暇气格悉敌。今人拟诗，床上安床，惟见怯处，种种不逮耳。然前人拟诗，往往只取大意，不尽如陆、江也。”
　　又云：“南北朝人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亦通谓之文。唐自中叶以後，多以诗与文对言。愚按：有韵无韵皆可谓之文，缘情之作则曰诗。诗者，思也。情动乎中而形乎言，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有刺，所谓诗也。不如是则非诗，而为有韵之文耳。《礼记》有汤之盘铭、孔子之诔，《左传》有卜筮繇词，皆有韵，而《三百篇》中无此等文字，可知古人自有阡陌，不以为诗也。”
　　又云：“汉人碑铭多谓之诗，体相涉耳，非诗也。”
　　又云：“赋出于诗，故曰‘古诗之流’也。《汉书》云‘《屈原赋》二十五篇’，《史记》云‘作《怀沙之赋》’，则《骚》亦赋也。宋玉、荀卿皆有赋，荀赋便是体物之祖。赋颂，本诗也，後人始分。屈原有《橘颂》。陆士衡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赋不同也。”
　　又云：“《雅》、《颂》多艰深，《国风》则通易。《风》或出于里俗，《雅》、《颂》必朝廷作者为之。虽有寺人孟子辈，然皆列于《雅》，亦必是当时能文者。《尚书》是朝廷文字，语多难解，非特古今言语不同。盖古人之文人煅炼文字，其体如此，不以平易者为善也。《孔丛子》中已有明说。”
　　又云：“古诗法汉、魏，近体学开元、天宝，如儒者之学周、孔也。近世恶主、李者，并此言而排之，过矣！顾学之何如耳。学王、李者乃自许汉、魏、盛唐，轮扁必笑之。”
　　又云：“看齐、梁诗，看他学问源流，气力精神，有远过唐人处。或问：如何是谢惊人句？’答之曰：‘叔源失步，明远变色。’”
　　又云：“钱牧斋教人作诗，惟要识变。余得此论，自是读古人诗，更无所疑，读破万卷，则知变矣。”乔曰：“皎然《诗式》言作诗须知变复，盖以返古为复，以不滞为变也。金正希举业之于王济之，最得此意。变而不复，成、弘至启、祯矣。定远见处实胜牧斋，见者每惑于名位。”
　　冯定远又云：“多读书，则胸次自高，出语皆与古人相应，一也；博识多知，文章有根据，二也；所见既多，自知得失，下笔知取舍，三也。”
　　严沧浪云：“‘行行重行行’，自‘越鸟巢南枝’以下，《玉台》别作一首。”定远云：“北宋《玉台》正本止作一首，永嘉陈玉甫本误耳。”
　　严沧浪云：“‘仙人骑白鹿’篇，余疑‘山上亭’以下，其义不同，当别为一篇，郭茂倩不能辨也。”定远云：“此本二诗，乐工合之耳。《乐府》或于一篇止取半首，或合二篇以为一，或一篇之中增损其字句。盖当时歌谣，出于一时之作，乐工取以为曲，增损之以协律。故陈思王、陆机之诗，时人谓之乖调，未命乐工也。具在诸史乐志。沧浪不省而讥茂倩。”文人讥诃前人处，须细细点勘，不可随人步趋。
　　五绝即五古之短篇，如婴儿笑，小小中原有无穷之意，解言语者定不能为。
　　诗至于五绝，而古今之能事毕矣。窃谓六朝、三唐之善者，苏、李犹当退舍，况宋以後之人乎！以此体中才与学俱无用故也。
　　五绝，仙鬼胜于儿童女子，儿童女子胜于文人学士，梦境所作胜于醒时。
　　崔国辅《魏宫词》，妙在意深。而崔颢《长千曲》云：“君家住何处？妾佳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绝无深意，而神采郁然，後人学之，即为儿童语矣。
　　丁仙芝《采莲曲》，五绝句也。《品汇》联为一篇，收之五古中，误也。此诗落想最为飘忽，如云：“因从京口渡，使报邵陵王。”何处得来？
　　五古五绝亦可相收放。高《哭梁少府》诗，只取前四句，即成一绝，下文皆铺叙也。
　　解大绅应制《题画虎》曰：“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迥顾”。时文皇以高煦谮，意不快于东宫，见诗释然。诗如此，善矣。
　　妇人诗，如崔莺莺：“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刘采春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借问东园柳，枯来有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上望，错认几人船。”侯夫人云：“妆成多自惜，梦好却成悲。不及杨花意，春来到处飞。”宫女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殷勤红叶，好去到人间。”鲍令晖云：“桂吐两三枝，兰开四五叶。是时君不归，春风徒笑妾。”沈倩云：“独自凭楼望，霏霏细雨来。桃花如有意，恰对小窗开。”
　　仙鬼及梦中之诗，如云：“卜得上峡日，秋江风浪多。巴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落花》云：“流水难穷目，斜阳易断肠。谁同砑光帽，一曲《舞山香》？”又有云：“午睡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又云：“点点愁侵骨，绵绵病欲成。须知潘岳鬓，强半为多情。”又云：“不信心相忆，丝从鬓里生。来倚楼立，相望几含情？”又云：“命笑无人笑，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虚度可怜宵。”又云：“楚水平如练，周回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知归。”又云：“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抱，终天从此诀。”又云：“海门连洞庭，一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又云：“红叶醉秋色，碧溪弹夜弦。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
　　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太平广记》载刘讽宿山驿，月明，有数女子自屋後出，命酌庭中，歌曰：“明月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尊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山谷、子瞻谓为鬼中子建。又有一篇云：“玉户金，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郑女卫姬，左右成行。纨绮缤纷，翠眉红妆。王欢瞻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长无灾苦。”子瞻谓“邯郸宫中，金石丝簧”二句，不惟人不能作，知之者亦极难得。诚然诚然。孟德英雄，此女贵姬，各言其实境，不受束缚耳。
　　问曰：“七言古诗如何？”答曰：“盛唐人山奔海立，掩前绝後。此体忌圆美平衍，又不可槎牙狰狞。初唐圆美，白傅加以平衍，昌黎稍槎牙，刘叉狰狞，卢仝牛头阿旁，杜默地狱饿鬼。”
　　诗忌出正面，七古尤甚。
　　初唐七古多排句，不如盛唐无排句而矫健。中唐此品遂绝，何况宋、明！
　　长篇结紧，方收得往。结前若紧，结却宜宽。
　　长诗宜于趋承贵要，故世事之用非五排即七古，诗那得佳！
　　七古须于风樯阵马中不失左规右矩之意。
　　五古易于冗，七古易于滥。
　　长篇于意转处换韵则气畅，平仄谐和是元、白体。高《燕歌行》云：“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後。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问首。边庭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杀气三时作阵，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诗之繁于词者，七古五排也。五排有间架意易见，七古之顺叙者亦然。达夫此篇，纵横出没如中龙，不以古文四宾主法制之，意难见也。四宾主法者，一主中主，如一家惟一主翁也；二主中宾，如主翁之妻妾儿孙奴婢，即主翁之分身以主内事者也；三宾中主，如主翁之朋友亲戚，任主翁之外事者也；四宾中宾，如朋友之朋友，与主翁无涉者也。於四者中除却宾中宾，而主中主亦只一见，惟以宾中主勾动主中宾而成文章，八大家无不然也。《燕歌行》之主中主，在忆将军李牧善养士而能破敌。于达夫时，必有不恤士卒之边将，故作此诗。而主中宾，则“壮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四语是也。“岂顾勋”，即“死是战士死，功是将军功”之意。其馀皆是宾中主。自“汉家烟尘”至“未解围”，言出师遇敌也。此下理当接以“边庭”云云，但迳直无味，故横间以“少妇”、征人”四语。“君不见”云云，乃出正意以结之也。文章出正面，若以此意行文，须叙李牧善养士能破敌之功烈，以激励此边将。诗用兴比出侧面，故止举“李将军”，使人深求而得，故曰“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王右丞之《燕支行》，正意只在“终知上将先伐谋”，法与此同。右丞之《陇头吟》，却又不然，起手四句是宾，“关西老将不胜愁”六句是主，主多于宾，乃是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