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乐考原

　　方氏又讥今之度曲家杀声不用本律，不知在宋已然，沈存中所谓“诸调杀声不能尽归本律”是也。
　　（否!沈括的“不能尽归本律“指谱字的对应律，与杀声无涉）
　　杀声虽不归本律，而调之为调，不因杀声而改，则宫调之辨，不在起调毕曲，其理益明矣！
　　（否!调之为调，皆因杀声而改，杀声若不同，音阶即各异也!宫调之辨在此! 宫调之辨，既在杀声，而不在起调/毕曲，则起调/毕曲，不必合于杀声，有何不可？）
　　萧山毛(奇龄)氏曰，“设有神瞽于此，欲审宫调，不幸首声已过，必俟歌者自诉而后知之？”诚快论也。
　　（此结论不错!但真正原因是杀声本非曲调的起调/毕曲，而是音阶的起调/毕曲么!）
　　征调说第九
　　
　　丝声以一弦为一均(旦)，犹之竹声以一管为一均，金石以一虡(ㄐㄩ\架)为一均也。
　　(一虡钟磬若十二律具备，又何止一均？作者以为的「均」，与乐界之认知，绝不相同!)
　　琵琶四弦，故燕乐四均，无征调也。
　　(凌廷堪所谓的均，似相当于苏只婆的旦，即何昌林之所称为纵均者，所以一旦是可以有四声调的，以西乐譬之，C旦就可有C大音阶与c小音阶两音阶，合称C旦。
　　同理林钟弦就有林钟(为)宫，林钟(为)商，林钟(为)羽，林钟(为)角四音阶，此四音阶皆以林钟为宫，合称为林钟旦，但凌廷堪却称为征旦!矛盾)
　　然唐人乐器中有五弦弹者，能备五调，[杜氏《通典》谓之五弦琵琶]。
　　盖五弦则宫、商、角、征、羽五(声)调皆全矣！
　　
　　元稹<五弦弹>诗云：
　　“赵璧(人名)五弦弹征调，征声巉绝何清峭。”
　　[《乐府杂录》：五弦，贞元中有赵璧者妙于此技也。白傅讽谏有<五弦弹>，近有冯季皋。]
　　
　　又张祜<五弦>诗云：
　　“征调侵弦乙，商声过指笼。”
　　皆云此器有征调也。
　　
　　《新唐书乐志》：
　　“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拨弹，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
　　(故乐史谓手搊琵琶者，初为五弦琶)
　　
　　又，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高昌乐皆用五弦，亦此器也。
　　此器至宋初尚存，徽宗时，置大晟府，命补征调，其时在事如柳(永)耆卿、周(邦彦)美成辈，不过习于燕乐之抗坠，余则佐之以俗工，虽唐人五弦之器，亦不之知，元稹、张祜诗亦未之考，但借琵琶之黄钟宫弦妄为之，而住声(毕曲于)林钟，谓之征调，故丁仙现闻之，即讥其落韵也(因住声于林钟本无毕曲于林钟之意)。
　　又不能备七征，但有黄钟征而已。
　　
　　案，(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云：
　　“(宋徽宗)政和间作燕乐，求征、角二均韵，亦不可得，有独以黄钟调均韵中为曲，而但以林钟律卒之，是黄钟视林钟为征，虽号征调，然自是黄钟宫之均韵，非犹有黄钟、以林钟为征之均韵也。”(因为征调是指下征音阶，与毕曲本无关。)
　　《姜白石集》<征招序>云：
　　“黄钟以林钟为征，住声于林钟，若不用黄钟声，便自成林钟宫矣。故大晟府征调兼母声，一句似黄钟均，一句似林钟均，所以当时有落韵之语。“
　　又云：
　　“此一曲乃予昔所制，因旧曲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是征调，故足成之。虽兼用母声，较大晟曲为无病矣”。
　　[余皆论琴，与燕乐无涉、故不录。]
　　合二说观之，岂非宋人借黄钟宫弦以为征调之明证哉？
　　
　　姜氏又谓征调无清声，只可施之琴瑟，
　　[琴之无射均即征调也]，
　　(以此也可见征调与均有关，而与毕曲无关!)，
　　难入燕乐。则亦不知唐人五弦之器有征调矣，甚矣解之难人索也！
　　夫借黄钟宫弦以为征调，虽住声(毕曲)于林钟，而其为黄钟宫声自若也。
　　(住声本无毕曲之意，世人都误)
　　即此，足见蔡元定起调/毕曲为某调之不足凭矣！
　　乃或者谓燕乐无征调，犹之<周官>三大乐无商声，则又与于穿凿
　　(将无关之事硬扯在一起牵强地解释)诬诞之甚者。
　　朱文公云：
　　“不知有何欠缺，做征调不成？”
　　朱氏不知乐，固自言之，(如清吴梅亦言：”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似后人强不知以为知也！
　　燕乐以夹钟为律本说第十
　　或曰，蔡氏元定《燕乐书》[见《宋史.乐志》云：]“燕乐独用夹钟为律本。”此何说也？曰：此燕乐之关键！
　　初读之亦不能解，积疑至二十余年，渐有所悟入，始知蔡氏虽言之，亦不自知之也。
　　案，《唐书乐志》云：
　　“俗乐二十有八调，其宫调应夹钟(为宫之七均)之律，燕设用之，其器以琵琶为首。”
　　
　　《宋史乐志》云：
　　“燕乐声高，实以夹钟为黄钟”
　　凡乐器，皆以声之最浊者为黄钟之宫声，即所谓「律本」是也。
　　
　　《辽史乐志》云：
　　“燕乐不用黍律，以琵琶弦谐之”，
　　
　　自是唐人相传之旧法。
　　琵琶第一弦声最浊，即燕乐之「律本」也，其弦之巨细，如琴之第七弦。
　　[以器考之，琵琶大弦即用琴之第七弦也。]
　　
　　考赵孟俯《琴原》：
　　“以二弦为宫，谓之夹钟之均。”
　　二弦者夹钟也，七弦比二弦，是夹钟清声也。
　　
　　以琴之夹钟清声(七弦？)，为琵琶之黄钟宫声(何意？)，故曰燕乐以夹钟为「律本」也。(否!「燕乐独用夹钟为律本」者，唐燕乐七均──夹/无/仲/黄/林/太/南，形同夹钟一均之谓也。宋燕乐改用形同大吕均的，大/夷/夹/无/仲/黄/林等七均后，已改为用大吕为「律本」了!)
　　或曰：何以知蔡氏虽言之亦不自知之也？
　　曰：蔡氏《燕乐书》又云：
　　“紧五者夹钟清声，俗乐以此为宫。”
　　此说则误甚。
　　俗乐以夹钟为宫者，谓琴之夹钟清声。非谓燕乐紧五之夹钟清声也，故曰燕乐高于雅乐。
　　若用紧五为宫，则燕乐中再无高于紧五之声者，何以相旋而成曲。此理极易明，不谓蔡氏竟昧之也，是以知其不知也。
　　(否! 俗乐以紧五(夹钟清声)为宫，则低八度之下乙亦为宫矣!就算燕乐中再无高于紧五之声者，仍有许多低于紧五之声者，如何就不能「相旋成曲」呢？)
　　或又曰：近方氏成培《词尘》云：
　　“今人度曲，必先吹笛以定其工、尺，以夹钟为律本者，以紧五为夹钟之清声，而曲之腔，乐器之字眼，皆从五字调(G调？)而生也。”
　　此说何如？
　　曰：此又因蔡氏之误而误者也。
　　夫宋人所谓下五、高五、紧五者，琵琶弦乃有之。若今笛中，但有五字而已，安所得高五、紧五哉？
　　且字眼(调？)皆从五字调而生者，
　　盖谓五字调(G调)之
　　工字(mi)为五字(la)即工字调，
　　尺字(Re)为五字(La)即尺字调。
　　此亦俗工相沿之肤(浅也)语，
　　不知六字调(f调)之
　　工字(mi)为六字(so)亦工字调(D调)，
　　尺字(Re)为六字(so)亦尺字调(C调)，
　　七调旋相为宫皆如此，不独五字调也。
　　(卓论!
　　以上字调之工字为上字者，即工字调，
　　
　　故以工字调之上字为工字者，即上字调、
　　以工字调之尺字为工字者，即尺字调、
　　
　　以五字调之工字为五字者，即工字调、
　　以五字调之尺字为五字者，即尺字调、
　　
　　以六字调之工字为六字者，即工字调、
　　以六字调之尺字为六字者，即尺字调、……………..
　　
　　不独上字调、工字调、五字调、六字调也。)
　　今笛之七调，以琵琶弦谐之，实应唐、宋人燕乐之七商(太簇均？何据？)。
　　盖今之俗乐，又高于古燕乐二律矣！方氏于古今器数，全未考究，仅能吹笛唱昆山调，不知夹钟为何物，夹钟在何处，漫欲于今值中求燕乐之律本，岂非强作解事者耶？
　　又或曰：子论二十八调，则以琵琶宫弦为太簇，论律本，又以为夹钟，何说之歧也？(可不是么？)
　　曰：《梦溪笔谈》以高四字近夹钟，《补笔谈》又以高四字配太簇，盖燕乐声高，本无正黄钟声，故可以为夹钟者，亦可以为太簇，非歧也。
　　(否!《梦溪笔谈》以高四字近古乐之夹钟姑洗之间(与太簇无涉)，唐乐之姑洗为宋乐之太簇，《补笔谈》才说宋乐以高四字配太簇(与夹钟无涉)，非谓高四在夹钟/太簇之间，所以可以为夹钟，亦可以为太簇!
　　即如凌廷堪所论在夹钟/太簇之间者，亦高四字而已，亦非合字(黄钟)，则与律本何干？可知非是!
　　所谓律本，乃”声之最浊者”，即生律之本也，所以都是以五度环来论的，所谓最浊之音是指五度环最左方的音。以律言黄钟为生律之本，以声言则宫声为生律之本。
　　俗乐二十八调，以夹钟为律本者，28调之七律调，为以夹钟为律本之七均──夹钟、无射、仲吕、黄钟、林钟、太簇、南吕也!此七律可以构成以夹钟为宫的正声音阶如下：
　　夹无仲黄林太南
　　钟射吕钟钟簇吕
　　变变
　　宫征商羽角宫征
　　如此而已!与”高四可以为夹钟者，亦可以为太簇无涉”!
　　
　　至于燕乐七均为什么是以夹钟为律本的七均，而非以黄钟为律本的七均呢？
　　我们以西乐为譬，西乐虽以C调为基本调，但常用调则是bEbBＦＣＧＤＡ七调，也就是以bE为律本的七调，如下：
　　
　　bEbBＦＣＧＤＡ
　　变变
　　宫征商羽角宫征
　　
　　这是以正声音阶为基本调的说法
　　若是以大调音阶为基本调，则是以bB为律本的七调，如下：
　　
　　bEbBＦＣＧＤＡ
　　清　　　　　变
　　角宫征商羽角宫
　　
　　但无论如何，都并非以Ｃ为律本的七调么。
　　
　　同此，则燕乐虽以黄钟调为基本调，其常用的七调并非以黄钟为律本的(黄林太南姑应蕤)七调，而是以夹钟为律本的(夹无仲黄林太南)七调，则又有何不可呢？)
　　
　　明人九宫十三调说第十一
　　
　　明(江苏)吴江沈伯英(沈璟1553-1610)本毘(ㄆㄧ/)陵(明)蒋(孝)氏之旧，着《增定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其中有仙吕、仙吕调、羽调、正宫、正宫调、大石调、中吕、中吕调、般涉调、南吕、南吕调、黄钟、越调、商调、小石调、双调、仙吕入双调十七宫调而已。
　　[非《宋史》十七宫调也]
　　不知所谓九宫十三调者，何所指也？后之作者读者，徒沿袭其名，而不暇求其说。
　　沈(璟)氏复以名同而音律不同者列于后，云某调在九宫，某调在十三调，竟似凿然(明确)有九宫十三调者。学者益增其惑，不知皆沿明代之俗称，非事实也。
　　考元人杂剧及(陶宗仪着)《(南村)辍耕录》，但有(缺高宫、)仙吕(宫)、中吕(宫)、黄钟(宫)、(缺道调宫、)正宫、南吕(宫)五宫，(缺高大石、林钟商、) 商调、双调、越调、(缺小石调、)大石调(缺歇指调)四调，合九宫调，此九宫之所由来也。
　　(元周清德着)《中原音韵》九宫调之外，又有小石、般涉、商角三调，谓之十二调。元末南曲无商角，有羽调，又增一仙吕入双调，合十三宫调。此十三调之所由来也。
　　沈(璟)氏胸中亦不知九宫十三调为何物，但沿时俗之称，而贸然(贸昧地)著书，题于卷首，即起沈氏而问之，恐亦茫无所对也。
　　何以知之？沈氏既有仙吕、又有仙吕调，既有中吕、又有中吕调，既有南吕，又有南吕调(即高平调)。此犹可曰：宋人燕乐仙吕、中吕、南吕三律，本有宫(调)、(羽)调之分也。
　　至于既有正宫、又有正宫调，此何说也？
　　而燕乐黄钟亦有宫、调之分，何以有黄钟(宫调)而无黄钟(羽)调？
　　可见沈氏于宫调全无所解，则其所谓某调在九宫、某调在十三调者，皆自欺之谰(ㄌㄢ/诬陷)言也。
　　盖古人著书，于乐书多空言无实，后人读书，于乐书多不求甚解(深入理解)，即其浅者而观之，已如是矣！
　　夫燕乐但有七宫，去高宫不用，仅有六宫；合七商、七角、七羽，当有二十一调，去七角不用，当有十四调；又去二高调及正平调不用，仅有十一调；合六宫计之，则有十七宫调，乌睹所谓九宫十三调哉？
　　后世曲谱，皆沿沈氏而为九宫之名(如<九宫大成>)，复有引<景佑乐髓新经>“六甲九宫”之语，为<九宫名谱解>者，又桐城方(苞)氏<物理小识>，因见沈氏有十三调之称，遂杂凑黄钟调、正宫调、大石调、小石调、仙吕调、中吕调、南吕调、双调、越调、商角调、角调、般涉调、子母调(？)十三调之名，以足其数，皆不可为据。
　　至于七宫之道宫、七羽之高平调，自元以来皆不用，旧曲具存，班班(明着)可验。
　　近长洲徐(大椿1693-1771)灵昭乃以沈(璟)氏附录，不知宫调之<鹅鸭满渡船>，定为<应时明近>，属之道宫，又以所犯诸曲属之高平，皆师心(自用)凭臆，益不足论矣！
　　南北曲说第十二
　　今之南、北曲，皆唐人俗乐之遗也。德清胡(彦升)氏《乐律表微》谓：”今之南曲，不用一、凡(Si、Fa)，为雅乐之遗声”，其说非也。
　　字谱之一、凡，即古之二变也。
　　盖古乐有不用二变者，有用二变者：
　　经典相承，但云五声者，此不用二变者也；
　　兼云七音者，此用二变者也。
　　
　　《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子曰，五声六律七音。”
　　又二十五年：
　　“子太叔曰：七音六律，以奏五声。”
　　七音者，(东汉)服氏(虔《春秋左氏传解》)注云：
　　“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