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乐考原

　　[七商起太簇，则无夷则(之)商]
　　(若以夹钟为律本，方无大吕、夷则两均之所有声调。
　　七商起太簇，则何以见得，就无有夷则(之)商呢？)
　　七羽本起南吕也，南渡方起黄钟。
　　(七羽起盘涉调
　　「为调名制」属南吕羽，
　　宋「之调名制」为黄钟之羽，
　　六度之差乃「之/为调名制」不同的关系!)。
　　
　　故王（灼）晦叔云：
　　“黄钟(之)羽俗呼般涉调”，
　　“夹钟(之)羽俗呼中吕调”，
　　“林钟(之)羽俗呼高平调”，
　　“夷则(之)羽俗呼仙吕调”。
　　周(密)公谨亦云：
　　"中吕(调)、夹钟(之)羽也”，
　　“高平(调)、林钟(之)羽也”，
　　“仙吕(调)、夷则(之)羽也”。
　　案，《梦溪笔谈》(采「为调名制」)，燕乐字谱分配十二律及四清声：
　　七宫一均，(杀声)用黄钟、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等大吕均)七律，故杀声用
　　六[配黄钟清]、
　　(下)四[配大吕]、
　　(下)一[配夹钟]、
　　上[配仲吕]、
　　尺[配林钟]、
　　(下)工[配夷则]、
　　(下)凡[配无射]七字也。
　　
　　七商一均，(杀声)用太簇、夹钟、仲吕、林钟、南吕、无射、黄钟(等夹钟均)七律，故杀声用
　　(高)四(配太簇)、
　　(下)一(配夹钟)、
　　上(配仲吕)、
　　尺(配林钟)、
　　(高)工(配南吕)、
　　(下)凡(配无射)、
　　六(配黄钟清)七字也。
　　
　　七羽一均，(杀声)用南吕、无射、黄钟、太簇、姑洗、仲吕、林钟(等无射均)七律，故杀声用
　　(高)工、(配南吕，旧作”四”误!)、
　　(下)凡(配无射)、
　　六(配黄钟清)、
　　(高)四(配太簇)、
　　(高)一(配姑洗)、
　　上(配仲吕)、
　　尺(配林钟)七字也。
　　
　　[七角不用，故不数]。
　　
　　南渡之律吕，虽与此异，而杀声则未闻有异，是名异而实不异也。
　　(所谓名异者，之/为调名制不同也。南宋采「之调名制」、北宋采「为调名制」。)
　　于是：
　　大石调本太簇(为)商，更为黄钟(之)商矣；(之/为两制间，商调差大二度)
　　双调本仲吕(为)商，更为夹钟(之)商矣；
　　小石调本林钟(为)商，更为仲吕(之)商矣；
　　歇指调本南吕(为)商，更为林钟(之)商矣；
　　商调本无射(为)商，更为夷则(之)商矣；
　　越调本黄钟(为)商，更为无射(之)商矣。
　　此七商互异之故也。
　　
　　般涉调本南吕(为)羽，更为黄钟(之)羽矣；(之/为两制间，商调差大六度)
　　中吕调本黄钟(为)羽，更为夹钟(之)羽矣，
　　正平调本太簇(为)羽，更为仲吕(之)羽矣；
　　高平调本姑洗(为)羽，更为林钟(之)羽矣；
　　仙吕调本仲吕(为)羽，更为夷则(之)羽矣；
　　黄钟调本林钟(为)羽，更为无射(之)羽矣：
　　此七羽互异之故也。
　　(两理，角调之两制间，会差大七度。但作者是完全不知道，之/调名制间之区别的。)
　　
　　姜尧章《大乐议》曰：[见《宋史乐志》]
　　“郑译八十四调，出于苏只婆之琵琶，且其名八十四调者，其实则有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黄钟、林钟七律（律调）之宫、商、羽（三声调）而已（宋后阙角调），于其中又阙大吕之商、羽（即高大石与高般涉）焉。
　　[(阙三高调，今云商羽，)
　　盖当时高宫尚存，(故只云阙大吕之商、羽)]
　　亦其证也。
　　二十八调阙七角声及三高调，尚有六宫十二调。
　　干兴(公元1022)以来，教坊新奏又阙一正平调，金、元人因之，遂余六宫十一调”云。
　　[(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云：
　　”自轩辕制律，一十七宫调，今之所传者一十有二。”
　　元人之不考如此。]
　　
　　燕乐二十八调说下第三
　　元周德清《中原音韵》、陶宗仪《辍耕录》论曲，皆云有六宫十一调。六宫者：仙吕宫、中吕宫、黄钟宫、道宫、正宫、南吕宫是也。[旧皆以正宫(原文为仙吕宫)为首之次序，今以均次表之，十一调仿此。]
　　十一调者：商调、双调、越调、小石调、大石调、歇指调、般涉调、高平调、宫调、角调、商角调是也。（此三调皆无曲也! 当是中吕调、仙吕调、黄钟调。）
　　案，燕乐既有七宫、七角矣，何由又有宫调、角调也？
　　七角调宋教坊及队舞大曲已不用矣，何由元人尚有商角调也？
　　皆可疑之甚者！
　　考《宋史乐志》，太宗所制曲，干兴(公元1022)以来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调，总四十八曲。所谓十七调者，仙吕宫、中吕宫、黄钟宫、道宫、正宫、南吕宫六宫; 商调（《宋史》误脱“商调”，今补）、双调[《宋史》误脱“调”字，今补]、越调、小石调、大石调、歇指调、仙吕调、中吕调、黄钟羽[即黄钟调]般涉调、高平调、十一调。
　　燕乐二十八调，不用七角调及宫、商、羽三高调，七羽中又阙一正平调，故止十七调也。此则正史所传，凿然可信者矣！
　　盖元人不深于燕乐。见中吕、仙吕、黄钟三调与六宫相复，故去之，妄易以宫调、角调、商角调耳，所以此三调皆无曲也。[《中原音韵》有商角调＜黄莺儿＞六章， <缀耕录>并入商调，则商角即商调之误也。]
　　六宫之道宫，元人杂剧不用，金人院本有之，是金时六宫尚全也。
　　十一调之小石调（附于大石调）、歇指调（附于双调）（等两商调）、仙吕调（附于双调）、中吕调（附于中吕宫）、黄钟调（附于黄钟宫或仙吕宫）、般涉调（附于中吕宫）、高平调（附于双调）（等五羽调），元人杂剧皆不用，金人院本亦有之，唯无歇指调，是金时十一调仅阙一调也。
　　
　　以金、元之曲证之，《中原音韵》小石调<青杏儿>注云，“亦入大石调”，则小石调附于大石调矣。(两调同音阶)
　　元北曲双调有<离亭宴带歇指杀>，则歇指调附于双调矣。(两调同音阶)
　　般涉调诸曲，《缀耕录》皆并入中吕宫，则般涉调附于中吕宫矣。
　　中吕调金院本与<石榴花>同用，则中吕调亦附于中吕宫矣。(两调同均)
　　元北曲商调有<高平随调杀>，则高平调（即南吕调）附于商调矣。
　　元南曲有“仙吕入双调”之名，则仙吕调附于双调矣。(两调同杀声)
　　黄钟调金院本与<喜迁莺>同用，则黄钟调附于黄钟宫矣。(两调同均)
　　
　　又，金院本有羽调<混江龙>、元南曲有羽调<排歌>，此羽调不知于七羽中何属？当是黄钟羽也。<混江龙>本仙吕宫曲，<排歌>亦在仙吕宫<八声甘州>之后，然则黄钟羽又可附于仙吕宫也。
　　故元人杂剧及(元陶九成) 《辍耕录》有曲者，只仙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南吕宫五宫，商调、双调、越调[其锦案，<缀耕录>越调无曲，疑传写脱误]、大石调四调；较《中原音韵》少小石、商角、般涉三调，明人不学，合其数而计之，乃误以为九宫，至于近世，著书度曲，以臆妄增者，皆不可为典要也。
　　字谱即五声二变说上第四
　　燕乐之字谱，即雅乐之五声二变也(否!燕乐字谱是固定调，而五声二变是首调!)。论乐者自明郑世子（朱载堉）而后，如胡氏彦升《乐律表微》(1730)、沈氏管(ㄍㄨㄢv)《琴学正声》(1715)、王氏坦《琴旨》(1745)，皆知以
　　合字配下征声，
　　四字配下羽声，以
　　上字配宫声、
　　尺字配商声、
　　工字配角声、
　　(高)凡字配变征声，
　　六字配征声，
　　五字配羽声，
　　乙字配变宫声，
　　而世终以其与宋人所配者不同，遂不敢深信，不知其所配与宋人无异也。
　　(否!宋人但云合字配黄钟，不云配宫声(或征声)也!)
　　[(清)吴氏颖芳《吹豳录》(1762)又谓合字当配林钟，而以宋人配黄钟为误，则亦不知声与律不同之故。
　　(否!唐以下征音阶为基本调，宋以正声音阶为基本调，故唐以合字配林钟，宋以合字配黄钟，两皆不误!与声律之有别无关!)
　　盖十二律长短有定者也，五声二变，递居之无定者也。
　　黄钟为宫，亦可以为商、为角，为征、羽，为二变也(不错!)，
　　黄钟为合，亦可以为四，为上，为尺、工，为乙、凡也
　　(否!燕乐字谱为固定调!唐以合字配林锺，宋以合字配黄钟!)。
　　宋人但云以合字配黄钟，不云以合字配宫声也
　　(可不是么!但同样的论据，作者却有相反的结论!
　　因为他以为燕乐字谱也是首调!故与五声二变合，而与律名不合!
　　实则燕乐字谱当是首调!故与五声二变不合，而与律名合!)。
　　[考《隋志》，郑译似以合字当宫声。然译之言曰：“应用林钟为宫”，则亦知以征声为合字(用林钟为宫与以征声为合字何干？)，故唐、宋人但以合字配黄钟，不云宫声也]。(不云宫声，不是因为黄钟不为宫声，而是合字本不为宫声，只是黄钟!)
　　
　　(元)赵(孟俯)子昂(1254-1322)《琴原》以
　　一弦为宫，曰黄钟之均；
　　二弦为宫，曰夹钟之均；
　　三弦为宫，曰仲吕之均；
　　四弦为宫，曰夷则之均；
　　五弦为宫，曰无射之均。
　　仲吕均者，琴之正(宫)调也，各调皆以此为主。
　　
　　三弦为仲吕，[琴弦一为黄钟，二为夹钟，三为仲吕，四为夷则，五为无射，六、七即一、二之清声。五声虽递交，而五律之各不变，故燕乐亦用此五律，加大吕、林钟，则为燕乐之七律矣。]
　　(否!正调定弦为黄/太/仲/林/南，属仲吕均。定弦若为夷/夹/无/仲/黄五音，则如上所述，系一弦为角之夷则均。不知作者何以数度认为，这是股琴之定弦法。)
　　燕乐以仲吕配上字，则是宋人亦以上字为宫无疑也(仲吕既并不永远是宫，则仲吕配上字，与上字为宫何干？)。
　　[(明)宋濂《论琴》谓南宋以仲吕为宫无疑，不知此正唐/宋上字为宫之遗法。]
　　仲吕配上字为宫声，则
　　林钟配尺字为商声，
　　南吕配工字为角声，
　　
　　应钟配(高)凡字为变征声，
　　[燕乐所谓变征于十二律中阴阳易位，即此意，盖应钟本变宫(？)，今配变征故也。](此说无理!不堪一驳。)
　　黄钟配合字为下征声，
　　太簇配四字为下羽声，
　　姑洗配乙字为变宫声，
　　黄钟清配六字为征声，
　　太簇清配五字为羽声，
　　(以上律名所配字谱无误!但并言为某声者，无据!)
　　而蕤宾之配勾，
　　[燕乐因蕤宾为变征，故立勾字之名，其实即下尺也。]
　　夷则之配下工，
　　无夷之配下凡，
　　大吕之配下四，
　　夹钟之配下乙，皆所以辅五声二变者也。
　　又各声皆分高下，惟上字无高下，亦可见宫声之独尊矣！
　　(有高下之分者，惟四/工/乙/凡四字，余字皆无高下之分。由此何可见宫声之独尊？)
　　然则宋人之所配，与后人宁有异邪？乃不得其解者，泥定合字为宫声，遂起扞(ㄏㄢ\)格(抵触)，不知宋人未尝以合字为宫声也。
　　(作者认为宋人未尝以合字为宫声，而是以上字为宫声，合字为征声也!但事实上，声名是首调，字谱与律名则是固定调，无论唐宋都只以字谱配固定的律名，未尝言及配首调声名)。
　　[宋房庶谓太常乐黄钟适当仲吕，司马温公以为开元之仲吕。此又唐人以上字为宫之一证。]
　　(宋之黄钟适当唐之仲吕，就只能证明唐以宋之林钟为黄钟么!也就是说唐朝是以下征音阶为基本调啦!又怎能证明唐人以上字为宫呢？)
　　夫雅乐去二变可以成乐，俗乐去乙、凡亦可以成乐，若合字为宫，则乙、凡不当二变之位，而俗乐不能去二变声，转可以去五正声矣！有是理乎？
　　(事实上日本唐传雅乐音阶，就是这样!)
　　今乐器中，惟琴尚有五声二变之名，而古人精义，多为陈言瞽(瞎)说所晦(隐也!)，学者未遑(暇也)深思力索，故不能通之于俗乐也。
　　至于萧山毛(奇龄1623-1713)氏以四字为宫，而乙、凡不当二变，乃移二变于宫、征之后以就之，益武断，不必辨矣！
　　[萧山(毛奇龄)说经，廓(ㄎㄨㄛ\扫)除宋儒蒙晦，于圣门颇为有功，然间有矫枉过正，近于武断者，不独论乐也，学者辨之。]
　　
　　字谱即五声二变说下第五
　　
　　《辽史？乐志》大乐各调。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
　　《宋史？乐志》虽有高、下(如四，五，工，一，凡)、紧(如五)之分，亦止此十声，盖唐人之遗制也。
　　[朱子《琴律辨》自注：“契丹乐声，比教坊乐下二均，疑唐之遗声。”]
　　自明以来，俗乐字谱，但有九声，无勾字。
　　(明)韩邦奇(1479-1555)曰：“勾即低尺也。”
　　韩氏之言虽以意断，而实与古人暗合，何以证之？于燕乐杀声征之也。
　　按，五声二变只有七声，今字谱有九声者，以四即低(八度之)五，合即低(八度之)六也。故燕乐二十八调杀声，有六无合，有四无五，有尺无勾，沈氏《笔谈》可考也。
　　(否!勾是蕤宾，也就是低半音的尺(林钟)，而非低八度的尺!勾字与四合两字，两不相侔，不可并论!)
　　燕乐以勾字配蕤宾律，而四均所用之律吕，皆无蕤宾。唯七角一均，名为起姑洗，实生于应钟，则歇指角即蕤宾角，杀声当用勾字。而沈氏乃云“歇指角用尺字”，岂非勾即低(半音)尺之明证邪？
　　宋人以字谱分配律吕，某宫某调，则杀声用某字。“杀声”者，即姜尧章所谓“住声”。蔡季通所谓“起调/毕曲”也。
　　[蔡氏毕曲，即窃燕乐之杀声以为说，而增一“起调”以惑人。]
　　(沈括之杀声乃调首宫音，姜夔之住声，亦是宫音，王延龄认为起调就是音阶的首音，而非曲调的首音，若然，则三者本皆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