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菲录

　　湖北，襄阳农家皆天足，多从其夫耕田。
　　湖南，天足颇多，不仅与粤接壤之各县也。沅陵、辰溪、溆浦、芷江、黔阳、麻阳各县，在科举时代，生员出应乡试，其妇辄担行李以从。四川，仅冕宁、邛崃、大邑、西充、南部五县有之。然观清人笔记所载，则蜀中固天足夥多之地也。刘銮《五石瓠》云：“四川妇人多殊色，稼妆而跣其胫，无膝衣，无行缠，无跣，如霜素足，曾见于大市中，不以为异。”邱炜菱《菽园赘谈》云：“蜀江古号佳丽地，故多瑰姿殊色。独至裙下双钩，恒不措意，居恒辄跣其足，无膝衣，无行缠，行广市中。闻之初颇尚弓弯，自流贼之乱，惨遭荼毒，故至今群以为戒。”（注：张献忠屠四川，刖妇人纤足聚成山尖以为笑乐，破襄阳时亦尽斫城中妇女之纤趾也。）以上不标县名之省，以各县皆有天足也。

　　【附录】

　　缠足之始，世人率引“金莲”、“新月”故事为证，则以齐东昏侯之潘妃、南唐李后主之宫嫔娘，由是人多效之。又有谓始于唐太宗时者，则见于宋车若水《脚气集》。又谓始于五代者，则见于陶宗仪《辍耕录》、张邦基《墨庄漫录》也。实则周、秦始有一二，自汉、晋以至唐、宋，日渐增益，至元、明而大盛，乃遂相沿成俗，以天足为贫贱人之专有物矣。抑又闻之，唐有官妓，教坊乐部，粉黛成列，凡遇宴会，辄令歌舞自效。继以舞时足巨非美观也，乃绕帛使纤，便于回旋行进，则窈纠容与而益增仪态矣，于是士大夫悦之。良家妇女乃以为取媚男子之道在是，而富贵之家为尤甚，则以逸居无事，务为修饰，但求得充男子之玩物已也。久之群相仿效，浸成风尚，以至于今（今上海妇女服装无不取法于[A106][A107]，亦其例也）。盖缠足之事，起源于唐，滋蔓于宋，而大盛于元、明。若由唐以上溯前代，仅有一二为特殊之妆饰，不能以少数而概全体也。《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缠纵。”又云：“今赵女、郑姬，揄修袖，蹑利屐。”曰“缠”、曰“利”，可知其非天足矣。

　　史游《急就章》云“ヒ角”，注：“ヒ谓革履，头深而兑（兑与锐同），底平而薄者，今俗谓之跣子。，薄革履也。角，当其角，举足乃行。”革履有角，其足之小可知。

　　《汉书·地理志》“赵女弹弦ㄢε”，师古注：ε与屣同，小履之无跟者也，贴谓轻蹑之也。”是渐有以足小为贵之义也。《汉隶释》云：“汉武梁祠画老莱之母、曾子之妻，履头皆锐。”则缠足滥觞于周之证也。陶宗仪《辍耕录》云：“晋永嘉元年，ヒ鞋用黄草，宫内妃御皆著，始有伏鸠头履子。”“伏鸠头”状其纤也，足纤故履纤也。《南史》云：“羊侃有弹筝人陆大喜，着鹿角爪，长七寸，时人谓能掌中舞。”能舞于掌中，足之小可知矣。《南部烟花记》云：“有陈宫卧履。”伊世珍《郎记》云：“徐玉英卧履皆以薄玉花为饰，内散以龙脑诸香屑，谓之：玉香独见鞋’。”卧时犹履，缠足可知。《诚斋杂志》云：“天宝间，桃源女子吴寸趾。”以足小得名，此则明言缠足矣。《姚鹫尺牍》云：“马嵬老妪得太真锦袜以致富。其女名玉飞，得雀头履一只，真珠饰口，薄檀为苴，长仅三寸。”足若不缠，能缩至三寸耶？《宋史》：“汉平元年，韩维为颍王记室。侍王坐，有以弓鞋进者，维曰：‘王安用舞靴？’”足不缠，鞋何能作弓样耶？陆游《老学庵笔记》云：“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若非缠足，鞋底焉能尖耶？
　　沈德符《敝帚斋余谈》云：“元杨铁崖好以妓鞋纤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镇以为秽，每见之辄大怒避席去。明隆庆间，何元朗觅得南院王赛玉红鞋，每出以觞客，座中多因之酩酊，王州至作长歌以纪之。”妓鞋行酒，自宋以迄元、明皆有之，缠足之风久矣。至见于古之歌咏者，《汉焦仲卿诗》云：“足下蹑丝履，纤纤作细步。”唐玄宗《咏锦袜》诗云：“琼钩窄窄，手中弄明月。”白居易诗云：“小头鞋履窄衣裳。”杜牧诗云：“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韩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唐尺亦小，六寸略如今之四寸耳。夏侯审《咏被中绣鞋》诗云：“云里蟾钩落凤窝。”宋徐积诗云：“但知勒四支，不知裹两足。”读此可知自汉以至唐、宋已有缠足者，浸久浸多，特未如元、明以来之盛耳。灵犀按：以上所录照，《天足考略》原文加以删简。《天足考略》为“天苏阁丛刊”中之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

　　◎谈莲

　　爱莲居士

　　缠足盛行之日，学者竟无人鸣不平，反多提倡者。袁随园、李松石、俞正燮等虽托小说笔记以讽，替无辜弱女呼吁，但从未闻堂堂正正著论立说以矫恶俗者。习俗之深，足见一斑。天足运动萌秀之际，妇女因放足而致夫妻反目、翁姑虐待者，时有所闻。沭阳女士胡仿兰因提倡放足，竟遭翁姑虐毙，小说改良社有《女铜像》小说一种，详叙其事，又载女士《戒缠足歌》乙首，文不大佳，亦不失雅。为天足牺牲，女士诚第一人也。
　　天足运动之最先提倡者，为耶稣会之教士李德夫人，其后康广仁、梁启超继之，遂蒸蒸日上。中国劝放足之最早刊物，为《采菲》所记之《劝放脚图说》，此外尚有昌明公司出版之《不缠足画报》、上海天足会出版之《天足会报》，其文图皆可作一种参考，惜此刻竟绝版矣。冯焕章先生之治西北也，以放足列为要政之一。令豫、陕、甘三省皆设放足处，文牍往来，职员济济。并以杨慕时兼甘肃放足处长、邓长耀兼陕西放足处长、薛笃弼兼河南放足处长，考成解脚布之多寡，定职员县长之勤惰，县长因遗误放足而被撤职者，时有所闻。其认真精神，令人钦佩之至。

　　◎葑菲闲谈邹英物极必复。时至今日，又一易而为“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矣。读者将疑为束足之风又重炽乎？曰决非决非，吾之言兹乃程说之相对论耳。自高跟抬头以后，凡妇女为人藐视，为人不齿，为人遗弃，为人离异，其症结咸系此一双小脚之上。厥例綦众，前已一再记之，而事实又随时随地可以目击。总之，小脚妇女见不得人而已。

　　高飞记《见不得人之今昔》云：“小足时代妇女的脚，是越缠得小越好，其缠得不大不小的莲船，是见不得人的。无论如何，在人面前总得遮遮掩掩，以盖藏她脚的丑（按，麻大胖肥、莲船盈尺是昔美人的缺陷）。假使她们坐在炕上的话，有两种现象：一是小脚妇女，故意将脚露在盘了腿的膝盖上以自炫；一是脚不小的妇女，亻局促的将一只压在臀下的脚往底下压了又压，又将一只膝下的脚用袄襟盖了又盖。现在却不然了，大翻个儿，大脚称为天足，不但可以摆在稠人广众中毫无愧色，还可以夏天赤着足，穿上高跟鞋，在马路上踱来踱去，有时还要光着脚鸭子，在海滨去印鸿爪。而遮遮掩掩见不得人的，反是小小金莲了。”今日小脚之痛苦，又不仅见不得人而已也。小则遭侮辱，大则丧生命，宇宙之广，竟无三寸立锥之地。此皆有事实可以佐证，绝非故以危言耸人之听闻也。

　　数年前，西安严禁缠足妇出入公共场所，烟台则限制缠足妇在街市行走，开封有警察当街剥卸足缠之举。其最惨酷者，则为漳州之鞭足，《新夜报》有记云：“闽省近派员赴漳州劝放足，而妇女依然不改，有谩骂者。乃思得一法：令劝告人各持一鞭，凡小脚妇女上街，即以鞭鞭其脚，惊逃则逐之。小脚点地带跳带跌，至家已不胜其娇喘，而追逐者复在后嘲之曰：‘汝以小足为美，今欲逃不得，盍早放却。’”焚琴煮鹤，可谓极尽侮辱之能事。又此辈劝告人（“劝告”二字不知作何解）当为大脚男子，设亦受人鞭逐，其窘迫之状，亦能有胜于小脚女子者否？借此而恶作剧，“恕”之一字，已非若辈之所知矣。

　　因放足委员之蛮干而逼死缠足女子者，如光普所记之《洛阳金莲劫》云：“洛阳放足委员会派周委员赴乡下检查放足，至焦寨地方，少妇长女缠足者颇多。周委员见李姓院内一少女双足尖尖，见周避去，周追入强令脱袜检验，露出缠足白布。周委员以为有犯禁令，科以十五元之罚金，后经女父辩别，卒不允。女被罚后，视为奇耻大辱，遂生自杀之念，乘人不备，投入井中而毙。其父又为乡下愚氓，不敢出头违抗。好好的一个如花之女，就这样香消玉殒了。现在我们拿以上的事实来论，禁止妇女们缠足，应当得先加以劝告，后继以科罚，慢慢的用劝导的法子来对付乡下的妇女，那才是一种法子。倘若是贴出布告去，然后就不管民人们如何表示，就出去检查，不遵的就罚，这样未免有点太残忍。这事情若是移到女的父亲是生在城里，他女儿要是因为检查致死，那大可以告周委员一状，不能就任他这样的逍遥法外。不过他们是生在乡间，乡下人向来是怕事的，所以就平白的送了一条命，敢怒而不敢盲的就这样了事了。”此仅举一以例百耳，他若因遭检查员强奸羞愤自尽，及父母因不胜缠足罚款之负担而逼令自尽者，亦数见报载。

　　司民牧者于莅任之始，往往欲改革一二庶政以沽名，然又往往为土劣所反抗而捍格难行。惟妇女为无抵抗者，于是禁缠足照例为新官上任之开台戏，至奉令承教者又以此为戏弄妇女之工具，欣然执行。动机已不甚善，办法又不合理，流弊百出，岂无因而至耶？试举一二为证。如春水《记元氏县放足官司》云：“县长委天足会调查员二人，月各支薪廿元。因此廿元薪金引人注意，争相谋充，结果县教育局长挟党部指导委员之威，介绍其媳为监察员。于是支出陡增，遂加罚款收入为补救之策。民怨沸腾，指为虐政。按放足本属善政，而善政竟为生财聚敛之道，是岂提倡放足者所能料？”又《农报》载：“河津县长训令所属各村，凡妇女缠足罚款，应由被罚人自出，不得摊派。如村长以村款垫交，则责令赔补。”寥寥数语，重重黑幕。村长而贪横者，摊派及于不缠足者，以渔利自肥；村长而谨愿者，不忍为此无名之征，乃将公款垫交，暂图塞责。最受切肤之痛者，哀哀无告之村民也。又耀原《评征缠足捐》云：“不从根本着想，使缠足的女子自己觉悟到缠足是有碍卫生，把社会的观点逐渐反方向转移过来，而单寓禁于征，酌捐若干，其结果能否不如理想的美满，不必饶舌，事实会证明。”抨击缠足捐体无完肤。然习非为是，今之借禁缠为名而聚敛是实者，固不可胜计也。

　　在此种种压迫之下，因妇女本属弱者，惟有逆来顺受而已，仅旁观偶有为之鸣不平者，如《大公报》社论有云：“官吏办事动成强迫，其尤不愿其私生活之受人干涉。夫如鸦片赌博，事关法禁，自可干涉。若一般衣食住行上习惯之改良，只有因势利导，不可陷于高压。从前有因强迫放足，而使妇女含羞自尽者矣。”

　　秋漪之《缓急轻重论》云：“一切地方行政，如整顿财政，以利民生；严修军备，以防盗匪，皆刻不容缓者也。他如振兴教育、努力建设，皆吾人所切盼者也。今舍此而不为，徒事于次要之放足会，其用意何在？实非吾人之所能解者矣。当此国基初定之秋，应否以此等放足会为先务，愿国人有以教我。”又邹淑珍女士《为已缠足的妇女请命》云：“大辫垂垂，小脚尖尖，确属有碍观瞻。但是剪辫很简便的，不妨从严办理，当街逼剪也算不了一回事，并且一剪便了，毫无挂碍。放足比较的没有这样简单。我想应当注意于未缠者，绝对不许缠，若已缠者的放，可以稍从宽大。好在只要没有新的小脚增加起来，老的总可以死一个少一个的了。

　　谨为我辈罪孽深重，已缠足而无法变成天足的妇女请命。望主张严禁缠足的先生们，依忠恕之道，平心静气地读一遍，功德无量。”余以邹之主张最合情理。“禁缠”（即禁止未缠者缠）与“劝放”（即劝导已缠者放），确应分别处理，除幼女未缠者严禁缠裹外，已缠者应不问年龄，概以转移心理之方法，劝导其自动解放。如是新缠者不再发生，已缠者亦日就减少，其收效之宏，必胜于蛮干万万也。

　　放足条例每不问足之大小及缠之程度，而以年为断，此不合情理之办法也。

　　盖尽有幼女而足已缠断，不堪再放者；亦尽有中老妇人而粗缠略裹、解除极易者，正不可同日而语。寻常以三十岁为缠放鸿沟之判，迩读《烬余录》云：“金兀术略苏，……妇女三十以上及三十以下向未裹足与已生产者，尽戮无遗。”一则因三十以下裹足而无容身之地，一则以三十以下裹足而性命苟全，何三十岁之与妇女缠足，常成不解之缘也？《汉皋归客谈》云：“党务训练班自下令妇女一律放足后，即逐户入查，见有缠足者立令解去足缠，不听则执足去履强取。武汉妇女犹多缠足，六七十岁老媪更无一天足，此俗尚使然，非其罪也。兹乃不问老幼，皆不得免，妇女受辱者，无不愤恨痛哭。又武汉《民报》馆有女职员七八人，而以女仆四五人侍之，仆皆缠足，班员巡行至馆，亦逼女仆取去足缠。明日《民报》评论，谓放足固为善政，惟老妪自当豁免。班员怒拥至馆交涉，几酿事端。”此因强迫而启纠纷者也。更有酿成民变者，如《申报》（十八年三月十九日）所载滕县红枪会事变，即以“放任妇女缠足”为口号。总之，缠足制度固万无任其存在之理，特亦不容操切从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