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伪书仲虺之诰》之谬
　　《伪古文尚书》有《仲虺之诰》，乃掇拾经传之文而参以己意联属成篇者；浅弱排比，绝不类夏、商间语，不但与诰体不相似也。尤可笑者：随季所引止“取乱侮亡”四字，子皮所引止“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八字，即前文而有详略耳；其“兼弱攻昧”乃随季自述武经之语，“推亡固存”乃子皮自告大夫之言；今乃悉取以入篇中，而云“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重复堆砌，不成文理，亦足以见其窘於词而穷於凑矣！故今不采其文。其篇首所称“惟有惭德”者，亦非是。说见後篇《吴公子札条》下。
　　【存参】“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从诸侯之位，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後汤即天子之位。”（《尚书大传》）
　　△辨卞随、务光自沈之说
　　《吕氏春秋》云：“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汤遂与伊尹谋夏，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乃自投於颍水而死。又让於务光，务光乃负石而沉於募水。”余按：汤之伐夏，谋於国之卿大夫则有之，必不谋之隐士。天下者，天之天下，非汤所得私也，岂容私让之一二人！故《史记》云：“诸侯心服，汤乃践天子位。”正与朝觐讼狱之归舜、禹者同。《大传》亦称“汤会三千诸侯，三让，莫敢即位”，其言虽浅近，要其大概当如是。若《吕氏春秋》所云，乃杨氏为黄、老说者之所伪撰以非汤武者，其二人姓名亦假设言之。而後世之人称隐士者遂以随、光为首，谬矣！故今载《史记》语，并取《大传》之文删而存之，而《吕氏春秋》之言削之不录。
　　○成汤下（外丙、仲壬附）
　　【补】“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篇》）
　　△《尧曰篇》引汤言可信
　　按此文与《汤誓》、《立政》相表里，非圣人不能为此言也。盖圣人之伐国，非以辟土地，创大业也；圣人之用贤，非以示己恩，希厚报也。凡皆奉天以行事耳，圣人无所容心於其间也。且其人曰“帝臣”，明不敢私以为己臣也；举而用之，谓之“不蔽”，明此爵禄乃贤人所固有，己但不沮抑之，非分己所有以予之也。其於所举之人犹如是，况天下之民，天下之土地乎！然则圣人之心，一天也；圣人之心之光明，一日月也。汉高帝云：“贤士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其市恩之念固不足以相方。《伪尚书伊训》云：“敷求哲人，俾辅於尔後嗣。”其气量之大小，心体之广狭，亦岂可以同日语哉！呜呼，此汤之所以继尧、舜而得列於“闻知”者也！此章前载尧之命词颇失圣人之意，後载周之新政虽无可疑，然亦不若此文纯粹，盖由所采之书不一，斯其文亦不均。此必当日史臣实录，故今独取此文以补《诗》、《书》之缺。学者即是求之，庶圣人之心犹可见其万一云。
　　此文据孔注，以为伐桀告天之词。而《伪古文尚书》在《汤诰》中。玩其词意，似克夏後而告天者。故置之於此。
　　【补】“商汤有景亳之命。”（《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侯群後：“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後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史记殷本纪》）
　　△《史记》引《汤诰》
　　按：《史记》所载《尚书》诸篇，凡《今文》所有者，若《尧典》、《禹贡》、《皋陶谟》之属，皆全录其文；其余或仅载其略，或但记其由，虽小有异同而大意不失。若《今文》所无，独《孔壁古文》有者，惟此篇颇载其略，而语亦似欠醇古；其馀未有录者。窃疑科斗书废已久，时不能识，其二十八篇（《今文》所有），幸有《今文》书存，可以参证而得之；至二十四篇（《今文》所无），则安国但以己意揣度读之，不能无阙误；故《史记》、《汉书》并言“得多十馀篇”，而不言其文之可读。然则此十六卷（即二十四篇），不待王莽之乱，固已非全书矣，是以儒者多不传也。然与刘焯所传《古文尚书汤诰》之文无一语相同者，则彼为後人所伪撰而不出於安国，不待言矣。
　　“亦越成汤，陟丕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书立政》）
　　按：此文言“陟耿命”，又言“四方丕式见德”，盖统汤之始终言之。故次之於此。
　　“伊尹相汤以王於天下。”（《孟子》）
　　“仲虺（即中[B216]，古字通用）居薛，以为汤左相。”（《左传》定公元年）
　　按，伊尹之为相与汤相始终，仲虺之封薛亦当在汤有天下之後。故因“三宅三俊”之文，并次之於此。
　　【备览】“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史记殷本纪》）
　　【附论】“孟子曰，‘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
　　△“立贤无方”之故
　　按，三王皆以进贤为务，而孟子独以“无方”称汤者，其时势不同也。禹承二帝之治，百僚皆得其人，十年而崩，无大变革。周则世有哲王，贤多出於亲旧，且其得天下缓，则其举直错枉亦当以渐；即有一二遗佚骤起，如伯夷太公者，要之为数无多。若汤则崛起於七十里，承夏失政之後，贤人失职者多，骤灭诸大国而一天下，“後”之民非悉择人以安辑之不可，是以广搜岩穴惟日不足，而用人多不次：其时势然也。故汤告天之词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盖不伐暴则虽有贤而无所用，不举贤则伐暴亦徒然而已。然则宅俊之用与夏、昆吾之伐正相表里，不分轻重。故汤生平所汲汲者惟此二事为要，而孟子亦专以是归於汤也。故今於伐夏事毕之後，悉次以汤得人之事。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商颂》）
　　△引张┉、李廷机言辨以身为牺之说
　　世传“汤时大旱，太史占之曰：‘当以人祷。’汤遂斋戒，剪，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女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言未已，大雨乃数千里。”宋南轩张氏、明九我李氏皆辨其谬，今载於左。
　　【张南轩曰】：“史载成汤祷雨，乃有剪、断爪、身为牺牲之说。夫以汤之圣，当极旱之时，反躬自责，祷於林野，此其为民吁天之诚自能格天致雨，何必如史所云！且人祷之占，理所不通，圣人岂信其说而毁伤父母遗体哉！此野史谬谈，不可信者也。”
　　【李九我曰】：“大旱而以人祷，必无之理也；闻有杀不辜而致常之咎者矣，未有旱而可以人祷也！古者六畜不相为用。用人以祀，惟见於宋襄、楚灵二君。汤何如人哉？祝史设有是词，独不知以理裁；而乃以身为牺，开後世用人祭祀之原乎！天不信汤平日之诚，而信汤一日之祝；汤不能感天以自修之实，而徒感天以自责之文；使後世人主一遇水旱，徒纷纷於史巫，则斯言作俑矣！”
　　余按：《公羊》桓五年《传》云：“大雩者，旱祭也。”注云：“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曰：‘政不一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倡与？’（疏云：“皆《韩诗传》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然则是以六事自责乃古雩祭常礼，非以为汤事也。僖三十一年《传》云：“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注云：“《韩诗传》曰，‘汤时大旱，使人祷于山川’是也。”然则是汤但使人祷于山川，初未尝身祷而以六事自责也；况有以身为牺者哉！且雩，祭天祷雨也，三望，祭山川也，本判然为两事，──虽今《诗》、《传》已亡，然观注文所引亦似绝不相涉者，──不识传者何以误合为一，而复增以身为牺之事以附会之也？张、李二子之辨当矣。又按：诸子书或云：“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或云：“尧时十年九水，汤时八年七旱。”尧之水见於经传者多矣，汤之旱何以经传绝无言者？尧之水不始於尧，乃自古以来积渐泛滥之水，至尧而後平耳。汤之德至矣，何以大早至於七年？董子云：“汤之旱乃桀之馀虐也。”纣之馀虐当亦不减於桀：周克殷而年丰，何以汤克夏而反大旱哉？然则汤之大旱且未必其有无，况以身为牺乃不在情理之尤者乎！故今并不录。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韶》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言“惭德”不关伐夏
　　“惭德”，杜氏《注》云：“惭於始伐”。撰《伪尚书》者因之，遂云：“成汤放桀於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余按：《象Ω南龠》，文王乐也，而季札云：“美哉，犹有憾！”《大武》，武王乐也，而季札云：“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文王不伐商而反憾之，武王伐商而反不憾，然则惭德未必以伐夏故矣。所惭所憾，盖皆自乐论之，後世古乐亡而不可考耳，不得以揣度之词断之也。圣人举事，皆奉天而行者也，故必审度再四，无毫之疑，然後敢为之。伐夏果有未安，圣人必不轻举；果无未安，何容既伐之後复有惭德！故《论语》记汤之言曰：“有罪不敢赦。”赦之既不敢矣，伐之又何惭焉！若赦之不可，伐之又不可，是无一途可兔於罪戾也，天下有是理乎！盖凡为是说者，皆为杨氏邪说所误，以为汤尝立桀之朝故尔；而不知其未尝有是事也。然自异端言之，人有多疑之者；注经者采之，而人遂往往信之。至采其文以入《尚书》，而人遂无复敢议之。而乌知夫《伪经》之反本於《注》，《注》反本於异端之说哉！且即使季札果有此意，汤亦必不容有此言也。说已详前《伐夏条》下。
　　【存参】“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荀辞。荀偃、土モ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还。”（《左传》襄公十年）
　　△汤乐名之异
　　按：《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乐名。”则是汤之乐也。汤乐名《韶》，又名《大》，此何以称《桑林》？岂一乐而两其名与？抑有两乐与？姑存之以参考。
　　【附论】“孟子曰：‘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孟子》）
　　【补】“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当作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长孙也。”（《史记殷本纪》）
　　△辨太甲继汤之说
　　外丙、仲壬二王，自《孟子》、《史记》逮《帝王世纪》皆同，无异词者。至《伪孔传》及唐孔氏《正义》因《书序》有“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之文，遂谓汤没之岁即太甲之元年，并无外丙、仲壬两代。由是唐、宋诸儒皆叛孟子而信其说。《蔡传》驳之云：“儒者以序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与《本纪》所载，是可叹也。”其论是矣。然《伪孔传》所言亦初非《书序》意。何者？《序》言“成汤既没”，但为太甲失教，伊尹作书张本，非谓必没於作书之年也。《传》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孟子》云：“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神农没之年，黄帝固犹未作，何况尧、舜！尧、舜之尚有禹、启，何得遂云“暴君代作”也！古人於文，不过大概言之，乌得以词害其志乎！遂以此为太甲继汤之据，误矣。乃元、明以来编古史者因程、邵皆从《伪传》之故，遂以《蔡传》为谬，而削外丙、仲壬两代，因复论之如左。
　　程子云：“古人谓岁为年。汤崩时，外丙方二岁，仲壬方四岁；惟太甲稍长，故立之也。”东斋陈氏深以此说为然。余按：人君在位称几年，常事也；若其生之年，则必言“生”以别之。《春秋传》云：“逆周子於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又云：“盈生五年而武子卒。”而楚共王亦云：“不谷不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有徒言“年”而不言“生”者。且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则仲壬长於外丙矣，於文当先言仲壬，何以先弟而後兄乎？
　　邵尧夫《皇极经世书》谱帝王世次，汤起乙未，太甲起戊申，无外丙、仲壬。於是东斋陈氏，双湖（当考）胡氏并据此以立说，以为尧夫精於数学，必能推知帝王世数，无可疑者。余按：天下之事有可以思而得者，有必待学而後知者──理，可以思而得者也；事物名数，必待学而後知者也，──尧夫安能以数而知三千年以前帝王之名与世哉！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故其作《春秋》也，有不知则缺之。孔子不能以数知之，而尧夫能以数知之，将尧夫更圣於孔子乎！孟子生於战国之初，典籍犹存，其言必本之於古史。尧夫之书不过据前人传记以为说，既相传以为然，因亦以为然而未暇考耳，岂果以数知之；而乃据宋人之书疑孟子之言乎！且凡术数之学，可以得其仿佛而已，从未有能真知确见者也。汉眭孟知当有匹夫为天子者矣，而不知其应乃在宣帝。宋孔熙先知文帝以骨肉相残，非道晏驾，又知江州当出天子矣，而以为义康当之，不知其应乃在元凶劭与孝武。此其术皆不可谓不工，然卒不能得其实而反以杀身。是以术数之学，儒者之所不道；奈何欲以此折衷经传之是非乎！嗟夫，不求之经传而求之数，此东方朔“上天”之说也，恶乎其穷之！瞽者以生辰推人祸福，有不合，则曰：“必尔时误也，移以为某时则合矣。”二子之信《经世书》而疑《孟子》也，毋乃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