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

　　朱子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为下。《困学纪闻》云：“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国《书》，齐、梁始列国学；故诸儒之说，不若《诗》、《礼》之详实。”其说亦未尽然。《正义》者，就传注而为之疏解者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亦异。《易》主王弼，本属清言。王注，河北不行。“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正义序》已明言其失。而疏文仍失于虚浮，以王注本不摭实也。《书》主伪孔，亦多空诠，孔《传》，河北不行。《正义》专取二刘，序又各言其失，由伪传本无足征也。《诗》、《礼》、《周礼》，皆主郑氏，义本详实；名物度数，疏解亦明；故于诸经《正义》为最优。朱子分别次序极当。窃谓《周礼》是一代之制，犹不如《礼记》可以通行，学术治术无所不包。《王制》一篇，体大物博，与《孟子》、《公羊》多合。用其书，可以治天下。比之《周礼》，尤为简明。治注疏者，当从此始。《左氏传》，朱子所未言者。案《左氏正义》，虽详亦略，尽弃贾、服旧解，专宗杜氏一家。刘炫规杜，多中杜失；乃駮刘申杜，强为饰说。尝读《正义》，怪其首尾横决，以为必有讹脱。考各本皆如是，疑莫能释。后见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乃知刘炫规杜，先申杜而后加规；《正义》乃翦截其文，以刘之申杜者列于后，而反以駮刘；又不审其文义，以致不相承接。首尾横决，职此之由。《易》、《书》之疏，间亦类此，特未若《左传疏》之甚耳。（刘文淇谓“唐人删定者仅駮刘炫说百余条，余皆光伯述议也。”刘毓崧又作《周易尚书旧疏考正》。）

　　唐人义疏，其可议者诚不少矣；而学者当古籍沦亡之后，欲存汉学于万一，窥郑君之藩篱，舍是书无徵焉。是又功过互见，未可概论者也。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宝贵者，有陆德明《经典释文》。《经典释文》，亦是南学。其书创始于陈后主元年，成书在未入隋以前。而《易》主王氏，《书》主伪孔，《左》主杜氏，为唐人义疏之先声。中引北音，止一再见。《序录》于王晓《周礼音》，注云：“江南无此书，不详何人。”于《论语》云：“北学有杜弼注，世颇行之。”北方大儒，如徐遵明，未尝一引。陆本南人，未通北学，固无怪也。与义疏同时并出者，唐初又有《定本》，出颜师古，五经疏尝引之。师古为颜之推后人。之推本南人，晚归北，其作《家训》，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为是。师古《定本》从南，盖本《家训》之说；而《家训》有不尽是者。如《诗》“兴雲祁祁”，《家训》以为当作“兴雨”，《诗正义》即据《定本》作“兴雨”，以或作“兴雲”为误。不知古本作“兴雲”，汉《无极山碑》可证。《毛诗》亦当与三家同。古无虚实两读之分，下云“雨我公田”，若上句又作“兴雨”，则文义重复。《家训》据班固《灵台诗》“祁祁甘雨”，不知班氏是合“兴雲祁祁，雨我公田”为一句。班作《汉书食货志》，引《诗》正作“兴雲”，尤可证也。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

　　唐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合为九经，取士。《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榖梁》为小经。以经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榖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开元十六年，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公羊》、《榖梁》殆将绝废，……请量加优奖。”据此二说，则唐之盛时，诸经已多束阁。盖大经，《左氏》文多于《礼记》，故多习《礼记》，不习《左氏》。中、小经，《周礼》、《仪礼》、《公羊》、《榖梁》难于《易》、《书》、《诗》，故多习《易》、《书》、《诗》，不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此所以四经殆绝也。唐帖经课试之法，以其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专考记诵，而不求其义，故明经不为世重，而偏重进士。宋初因唐明经之法，王安石改用墨义，是为空衍义理之始，元、明经义时文之滥觞。

　　汉熹平刊《石经》之后，越五百余年，而有唐开成《石经》。此一代之盛举，群经之遗则也。惟唐不重经术，故以文宗右文之主，郑覃以经术位宰相，而所刊《石经》，不满人意，史臣以为名儒不窥。当时并无名儒，窥不窥无足论；而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虽校刊不尽善，岂无佳处足证今本之讹脱者。顾炎武考监本《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胥授绥”一节十四字，赖有长安《石经》可据以补。此开成《石经》有功经学之一证也。顾又考出唐《石经》误字甚夥，实不尽属开成原刻。一经乾符之修造，再经后梁之补刊，三经北宋之添注，四经尧惠之谬作。其中误字，未可尽咎唐人。精审而详究之，亦治经之一助也。

　　唐人经说传今世者，惟陆淳本啖助、赵匡之说，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谓：左氏，六国时人，非《论语》之丘明；杂采诸书，多不可信。《公》、《榖》口授，子夏所传；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此等议论，颇能发前人所未发。惟《三传》自古各自为说，无兼采《三传》以成一书者；是开通学之途，背颛门之法矣。史徵《周易口诀》，成伯玙《毛诗指说》，韩、李《论语笔解》，皆寥寥短篇，无关闳旨。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义；后人得以窥汉《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赖有此书。

　　唐人经学有未可抹杀者，《说郛》令狐澄《大中遗事》云：“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识；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徵。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以《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孙光宪《北梦琐言》，亦载此说。案自汉后，《公羊》废搁，《左氏》孤行，人皆以《左氏》为圣经，甚且执杜解为传义。不但《春秋》一经，汨乱已久；而《左氏》之传，受诬亦多。孔疏于经传不合者，不云传误，反云经误。刘知几《史通》，诋毁圣人，尤多狂悖。皆由不知《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经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体例判然不合，而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陈商在唐时无经学之名，乃能分别夫子是经、丘明是史，谓杜元凯参贯二义非是，可谓千古卓识。谓《左传》非扶助圣言，即博士云“左氏不传《春秋》”之意也；非缘饰经旨，即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之说也。治《春秋》者，诚能推广陈商之言，分别经是经，《左氏》是史，离之双美，毋使合之两伤，则不至误以史视《春秋》，而《春秋》大义微言可复明于世矣。

　　●八、经学变古时代

　　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宋王旦作试官，题为“当仁不让于师”，不取贾边解师为众之新说，可见宋初笃实之风。乃不久而风气遂变。《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据王应麟说，是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七经小传》，刘敞作，《三经新义》，王安石作，或谓《新义》多剿敞说。元祐诸公，排斥王学；而伊川《易传》专明义理，东坡《书传》横生议论，虽皆传世，亦各标新。司马光《论风俗劄子》曰：“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陆游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案宋儒拨弃传注，遂不难于议经。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

　　孔子以《易》授商瞿，五传而至田何，又三传为施雠、孟喜、梁丘贺，此《易》之正传也。京房受《易》于焦延寿，讬之孟氏，不相与同，多言卦气占验，此《易》之别传也。郑注言爻辰，虞注言纳甲，不过各明一义，本旨不尽在此。郑与荀爽皆费氏《易》；惟虞翻言家传孟氏，而注引《参同契》，又言梦道士使吞三爻，则间本于道家。王弼亦费氏《易》，而旨近老氏，则亦涉道家矣。然诸儒虽近道家，或用术数，犹未尝驾其说于孔子之上也。宋道士陈搏乃本太乙下行九宫之法，作先天后天之图，讬伏羲、文王之说而加之孔子之上。三传得邵子，百其说益昌。邵子精数学，亦《易》之别传，非必得于《河》、《洛》。程子不信邵子之数，其识甚卓。《易传》言理，比王弼之近老氏者，为最纯正。朱子以程子不言数，乃取《河》、《洛》九图冠于所作《本义》之首。于是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说先天后天。不知图是点画，书是文字；故汉人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宋人所传《河图》、《洛书》，皆黑白点子，是止可称图，不可称书。而乾南坤北之位，是乾为君，而北面朝其臣。此皆百喙不能解者。是以先天后天说《易》者，皆无足观。

　　《尚书》传自伏生，今存《大传》；而《洪范五行传》专言祥异，则《书》之别传也。太史公当武帝立欧阳《尚书》之时，所引《尚书》，必欧阳说，与伏传多吻合。大小夏侯出，始小异。古文说出，乃大不同。今考《五经异义》引《古尚书说》，《五经疏》引马、郑遗说，如六卿、六宗、广地万里、服十二章之类，多援《周礼》以解唐、虞。夫《周礼》即属周公手定之书，亦不可强尧、舜下从成周之制，是古文说已不可信矣。伪孔《传》出，王肃杂采今古，与马、郑互有得失。诸儒去古未远，虽间易其制度，未尝变乱其事实也。至宋儒乃以义理悬断数千年以前之事实，谓文王不称王；戡黎是武王；武王但伐纣，不观兵；周公惟摄政，未代王；无解于“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子封”之文，乃以为武王封康叔；《君奭》是周公留召公；王命周公后是留后治洛；并与古说不合。考之《诗》、《书》，皆言文王受命。伏《传》、《史记》皆言文王称王，以戡黎为文王事，非武王事。武王既可伐纣，何以必不可观兵。伏《传》言周公居摄；《史记》言周公践位。又言武王时，康叔幼，未得封；《左氏传》祝鮀明言周公封康叔，鮀以卫人说卫事，岂犹有误！《史记》言《君奭》作于周公居摄时，非留召公。又言周公老于丰，薨于丰，未尝留后治洛。唐置节度留后，古无此官名。皆变乱事实之甚者，孔《传》尚无此说，故孔《传》虽伪，犹愈于蔡《传》也。疑孔《传》始于宋吴棫。朱子继之，谓“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序》是魏、晋间人作。《书》凡易读者皆古文，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朱子所疑，真千古卓识。蔡《传》不从师说，殆因其序以传心为说；传心出虞廷十六字，不敢明著其伪乎！阎若璩作《古文疏证》，攻伪《书》、伪《传》；毛奇龄为古文作《冤词》。人多是阎非毛，实亦未可概论。阎攻伪《书》、伪《传》极精，而据蔡《传》则误。毛不信宋儒所造事实，而一从孔传，此则毛是而阎非者，学者当分别观之。

　　《诗》，鲁、齐、韩三家，《艺文志》以为鲁最近之。《齐诗》五际六情，独传异义，则《诗》之别传也。《韩诗》，唐时尚存，惜无传人而亡。《毛传》孤行，郑《笺》间采鲁、韩。自汉以后，说《诗》皆宗毛、郑。宋欧阳修《本义》始辨毛、郑之失，而断以己意。苏辙《诗传》始以毛《序》不可尽信，止存其首句，而删去其余。南宋郑樵《诗传辨妄》始专攻毛、郑，而极诋《小序》。当时周孚已反攻郑樵。朱子早年说《诗》，亦主毛、郑；吕祖谦《读诗记》引朱氏曰，即朱子早年之说也。后见郑樵之书，乃将《大小序》别为一编而辨之，名《诗序辨说》。其《集传》亦不主毛、郑，以《郑》、《卫》为淫诗，且为淫人自言。同时陈傅良已疑之，谓：以城阙为偷期之所，彤管为淫奔之具，窃所未安。马端临《文献通考》辨之尤详，谓：夫子尝删《诗》，取《关雎》乐而不淫；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为男女淫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犹存之不删！又引郑六卿饯韩宣子所赋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而不闻被讥。乃知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是朱子《诗集传》，宋人已疑之。而朱子作《白鹿洞赋》，引《青衿》伤学校语，门人疑之而问，朱子答以序亦不可废。是朱子作《集传》，不过自成一家之言，非欲后人尽废古说而从之也。王柏乃用其说而删《诗》，岂朱子之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