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

　　《北史》又云；“汉世郑氏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郑，《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案汉儒经注，当时存者，止此三家；河北大行，可谓知所宗尚。而据《北史》，河、洛主服氏《左传》外，不闻更有何氏《公羊》；且云：“《公羊》、《榖梁》，多不措意。”《儒林传》载习《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刘兰且排毁《公羊》。则此所云《公羊》大行，似非实录。《公羊传何氏解诂疏》二十八卷，《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而徐彦亦不知何代人。近人王鸣盛谓即《北史》之徐遵明；以其文气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为。洪颐煊引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六朝时有之，至唐以后则无此称矣；此疏为梁、齐间旧帙无疑。”姚范云：“隋、唐间不闻有三府掾，亦无三府之称，意者在北齐、萧梁之间乎？”据此二说，则以为徐遵明，不为无见。惟据《北史》，遵明传郑《易》、《尚书》、《三礼》，服氏《春秋》，不闻传何氏《公羊》，其弟子亦无传《公羊》学者；则谓彦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间。《公羊疏》设问答；梁有《公羊传问》九卷，荀爽问，魏安平太守徐钦答；又晋车骑将军庾翼问，王愆期答；其书在隋并亡，或即徐《疏》所引。王愆期注《公羊》，以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见《书泰誓疏》引；两汉人无此说，亦未可据。

　　《北史》又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盖唐初人重南轻北，故定从南学；而其实不然。说经贵约简，不贵深芜，自是定论；但所谓约简者，必如汉人之持大体，玩经文，口授微言，笃守师说，乃为至约而至精也。若唐人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不过名言霏屑，骋挥麈之清谈；属词尚腴，侈雕虫之馀技。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存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江藩以其得自日本，疑为足利赝鼎；不知此等文学，非六朝以后人所能为也。《礼记疏》本皇、熊二家；熊安生北学，皇侃南学。孔颖达以为熊违经多引外义，释经唯聚难义，此正所谓北学深芜者。又以皇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以熊比皇，皇氏胜矣；此则皇氏比熊为胜，正所谓南人约简者。而《郊特牲》疏云：“皇氏于此经之首，广解天地百神用乐委曲，及诸杂礼制，繁而不要，非此经所须；又随事曲解，无所凭据；今皆略而不载。”此又孔颖达之所谓繁广者。说礼本宜详实，不嫌稍繁；皇氏之解《礼记》，视《论语义疏》为远胜矣。《南史皇侃传》，“所撰《论语义》、《礼记义》见重于世，学者传焉。”今《论语义》佚而复存，《礼记义》略见孔疏。

　　《南史儒林传》《序》“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雲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雲门山，受业于庐江河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陈武创业，时经丧乱，……敦奖未遑，……稍置学官，成业盖寡。”案南朝以文学自矜，而不重经术；宋、齐及陈，皆无足观。惟梁武起自诸生，知崇经术；崔、严、何、伏之徒，前后并见升宠，四方学者靡然向风；斯盖崇儒之效。而晚惑释氏，寻遘乱亡，故南学仍未大昌。姚方兴得《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于大行头，梁武时为博士议駮，有汉宣、章二帝称制临决之风，而至今流传。伪中之伪，是又梁武所不料也。

　　《北史儒林传序》“魏道武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明元时，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学于城东。后徵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术。……天安初，诏立乡学。……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刘芳、李彪诸人以经术进。……宣武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周文受命，雅重经典；……明皇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徵沈重于南荆，……待熊安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案北朝诸君，惟魏孝文、周武帝能一变旧风，尊崇儒术。考其实效，亦未必优于萧梁。而北学反胜于南者，由于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故能专宗郑、服，不为伪孔、王、杜所惑。此北学所以纯正胜南也。焦循曰：“正始以后，人尚清谈。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齐，遂不能为儒林立传。梁天监中，渐尚儒风，于是梁书有《儒林传》。《陈书》嗣之，仍梁所遗也。魏儒学最隆，历北齐、周、隋，以至唐武德、贞观，流风不绝，故《魏书儒林传》为盛。”

　　“北方戎马，不能屏视月之儒；南国浮屠，不能改经天之义。”此孔广森以为经学万古不废，历南北朝之大乱，异端虽炽，圣教不绝也。而南北诸儒抱残守缺，其功亦未可没焉。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南如崔灵恩《三礼义宗》、《左氏经传义》，沈文阿《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疏》，皇侃《论语》、《礼记义》，戚衮《礼记义》，张讥《周易》、《尚书》、《毛诗》、《孝经》、《论语义》，顾越《丧服》、《毛诗》、《孝经》、《论语义》，王元规《春秋》、《孝经义记》；北如刘献之《三礼大义》，徐遵明《春秋义章》，李铉撰定《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沈重《周礼》、《仪礼》、《礼记》、《毛诗》、《丧服经义》，熊安生《周礼》、《礼记义疏》、《孝经义》；皆见《南北史儒林传》。今自皇、熊二家见采于《礼记疏》外，其余书皆亡佚。然渊源有自，唐人五经之疏未必无本于诸家者。论先河后海之义，亦岂可忘筚路蓝缕之功乎。

　　《北史》又云：“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玄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景裕传权会、郭茂，……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师训盖寡。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其《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传业于……熊安生，……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刘献之，……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兼更讲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案史言北学极明晰；而北学之折入于南者，亦间见焉。青、齐之间，多讲王辅嗣《易》、杜元凯《左传》；盖青、齐居南北之中，故魏、晋经师之书，先自南传于北。北学以徐遵明为最优，择术最正；郑注《周易》、《尚书》、《三礼》，服注《春秋》，皆遵明所传；惟《毛诗》出刘献之耳。其后则刘焯、刘炫为优，而崇信伪书，择术不若遵明之正。得费甝《义疏》，传伪孔古文，实始于二刘。二刘皆北人，乃传南人费甝之学，此北学折入于南之一证。盖至隋，而经学分立时代变为统一时代矣。

　　●七、经学统一时代

　　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北史儒林传序》“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纶，无所取正。隋文……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及帝暮年，……不悦儒术，……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徵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彫亡，惟信都刘士元、河间刘光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后世钻仰。所制诸经议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其风渐坠。……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凡有经籍，因此湮没于煨烬矣。”案史于隋一代经学盛衰及南北学统一，说皆明晰；而北学所以并入于南之故，尚未了然。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称羡之。高欢谓江南萧衍老公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是当时北人称羡南朝之证。经本朴学，非颛家莫能解，俗目见之，初无可悦。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正如王褒入关，贵游并学褒书，赵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知好尚难反，亦改习褒书。庾信归周，群公碑志多出其手。信有“韩陵一片石可共语，余皆驴鸣犬吠”之言。此皆北人重南、南人轻北之证。北方经学折入于南，亦犹是也。

　　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无北学。南学北学，以所学之宗主分之，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当南北朝时，南学亦有北人，北学亦有南人。如崔灵恩本北人，而归南；沈重本南人，而归北。及隋并陈，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皆以南人见重于炀帝。南方书籍，如费甝《义疏》之类，亦流入于北方。人情既厌故喜新，学术又以华胜朴。当时北人之于南学，有如“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矣。《隋书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于《书》云：“梁、陈所讲，有郑、孔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浸微。”是伪孔、王、杜之盛行，郑、服之浸微，皆在隋时。故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亦统一，而北学从此绝矣。隋之二刘，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诗》、《书》皆本二刘；而孔颖达《书疏》序云：“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义既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据孔氏说，是二刘以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之体，蹈华腴害骨之讥；盖为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也。

　　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颖达既卒，博士马嘉运駮其所定义疏之失，有诏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诏诸臣复考证之，就加增损。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经学之又一变也。其所定五经疏，《易》主王注，《书》主孔传，《左氏》主杜解；郑注《易》、《书》，服注《左氏》，皆置不取。论者责其朱紫无别，真赝莫分，唐初编定诸儒诚不得辞其咎。而据《隋经籍志》，郑注《易》、《书》，服注《左氏》，在隋已浸微将绝，则在唐初已成“广陵散”矣。北学既并于南，人情各安所习；诸儒之弃彼取此，盖亦因一时之好尚，定一代之规模。犹之唐行诗赋，本炀帝科举之遗；明用时文，沿元人经疑之式。名为新义，实袭旧文。《尚书舜典》疏云：“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废之。”《吕刑》疏云：“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以唐人而称大隋，此沿袭二刘之明证。是则作奏虽工，葛龚之名未去；建国有制，节度之榜犹存。疏失可嗤，不能为诸儒解矣。

　　议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案著书之例，注不駮经，疏不駮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曲徇注文，未足为病。谶纬多存古义，原本今文；杂引释经，亦非巨谬。惟彼此互异，学者莫知所从；既失刊定之规，殊乖统一之义。即如谶纬之说，经疏并引；而《诗》、《礼》从郑，则以为是；《书》不从郑，又以为非；究竟谶纬为是为非，矛盾不已甚欤！官修之书不满人意，以其杂出众手，未能自成一家。唐修《晋书》，大为子玄呵诋；梁撰《通史》，未见一字留遗。《正义》奉敕监修，正中此弊。颖达入唐，年已耄老；岂尽逐条亲阅，不过总揽大纲。诸儒分治一经；各取一书以为底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书成而颖达居其功，论定而颖达尸其过。究之功过非一人所独擅，义疏并非诸儒所能为也。其时同修《正义》者，《周易》则马嘉运、赵乾叶，《尚书》则王德韶、李子雲，《毛诗》则王德韶、齐威，《春秋》则谷那律、杨士勋，《礼记》则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标题孔颖达一人之名者，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