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屋续渖

　　◎少年行动
　　忽于枕上思得一事，为清光绪三十一年秋，浙江高等学堂初立，陆勉斋丈懋勋为监督。开学之日，巡抚聂缉ァ布政使翁曾淮以下皆至，勉丈宿戒教职员皆衣冠（清时礼服），余与汤尔和临时贳于人，服不称身，无异戏台上所谓跑龙套者。及时，集礼堂，谒先师孔子，皆三跪九叩首，毕则行官师弟子相见礼，勉丈亦宿约弟子顿首，官师则答以揖。余与尔和及两三审者，皆不遵约，皆以顿首答之。众见余辈然，则相而皆然，勉丈及巡抚以下亦不得不然。礼既成，勉丈诚致愤愤。此事无关大体。特余辈少年不爱羁勒，且于大官尤藐视之，具有必折其角之气概，然尔和竟无以自立，可慨也。
　　清时用胡俗，相见作奇拜，屈一膝为礼，谓之打跬，僚属以衙参谒长官，长官受拜不答，若平素则答拜，然僚属必复拜谢之，其捷必使长官无复答拜之时间，故只见左右膝一时齐屈，而实有先后，一致敬，一致谢也。不相属者，若盐务官员在各省者，惟巡抚兼管盐政及盐运使为直属长官，他即非直属，相见以客礼矣；然卑秩亦往往越礼焉，为异日或转为直属长官也。
　　清时官场以敬茶为送客之表示，此习沿自宋代，盖僚曰事既毕，虑长官有指示，不敢遽退，而长官无复相语，则举茶示客可退矣。既举茶后，侍者即在室外高呼送客，客亦不能不退，此法初盖为拒绝闲谈妨事之法。　

　　◎习跪
　　帝制时君臣间犹如主奴，然宋前以《周礼》“坐而论道”之训，宰执犹得与皇帝坐论朝政。至宋太祖以王质柴氏旧臣，欲抑之，阴令寺人撤其席，遂以为故事，虽宰臣亦不得坐矣。文彦博年逾八十犹侍立，转为人称，可谓甘居下流者也。清制：大臣面对，皆跪，非叫起不敢起。吾乡王文韶已大拜且年逾七十矣，每日犹习跪于家，其法束厚绵于膝，使能忍久耳。　

　　◎红学
　　杭州学官巷有巨室，是为吴氏，清初治小学兼明唯识之西林先生颖芳实是族也。雍、乾间则有以骈体文名之谷人先生锡祺，道、咸间则有以诗名之□□先生振或。锡祺官至于监祭酒，振或则至四川总督，姻丈子修先生庆坻，及其子士鉴又皆翰林，纲斋（鉴字）且以榜眼及第。父皆放试差（主考，提督学政），故吴氏为杭之望族。故事，一甲即授职编修，翌年差试。纟同斋以疾，至光绪十九年始提学江西。纟同斋承家学，著书甚多，其《晋史注》，刘翰怡为之刊行，因并署翰怡名耳。陈叔通师丈言：“纟同斋为顺德李若农侍郎文田得意弟子，其得一甲，实侍郎泄题予之。侍郎精西北地理，纟同斋因预为对策得隽。”修丈恂恂君子，博学多闻，虽居荐绅，不与官事。然少耽《红楼梦》，至废寝食，登溷犹手之，因患泄精，至骨立。其姑母戒之，始事学。丈于《红楼梦》不徒举事若数家珍，且能一字不遗焉，可谓红学。　

　　◎钱塘汪氏《西征随笔》独翁
　　钱塘望族，学官巷吴氏外，当推汪氏焉。余之嫡外祖妣竹斐夫人即出是族。余读外祖父邹蓉阁先生《记事诗注》则奕世簪缨，已冠郡望，而姻联亦多玉堂人物，最可称者自虚白老人以下姑妇、妯娌、姊妹无非女学士也。竹斐夫人有遗墨，著录《杭州府志?艺文志》，然余未见全豹，仅读诗余一首耳。汪氏后世遽式微，余祖父之金兰友子绶先生官江西知县，其子□□丈余及见焉。其女则一为沈蔼如姻丈室，一为漂阳狄平子先生室。孙怡广则以创速记学，与余同教于北京大学。竹斐夫人之先族名宪者，尝刊《说文解字系传》行世，清代《说文》之学极盛，而《系传》初刊实始于汪。又有星堂先生者，尝从年羹尧至西陲，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羹尧因以致死而先生亦遭辟。《西征随笔》不完本今在故宫博物院，中有《记红娘子》者文甚佳。今称钱塘汪氏者，皆指目振绮堂。往年，余乞伯棠丈大燮题蓉阁先生友声册子，棠丈谓与竹斐夫人异族。然振绮堂以进书得称，小米始传著述，棠丈乃致位卿贰焉。振绮堂族有子用先生曾唯者，余祖执也，少时曾拜之。清季谋开铁路，将绕城西以行，须迁墓以为路基。杭人先世率葬于城西南，先生倡议：“有主张是者，必舆榇致其家。”遂无敢发难，后卒由城东以行。先生有独性，人号为“汪独头”，先生因自号“独翁”，章太炎尝称及焉。　

　　◎谭廷献　戴望　潘鸿
　　杭州于太平天国军退后，人文之恢复，实知杭州府潘凤洲先生鸿辞慰农时雨之功。一时名士如谭复堂太世丈廷献，陈兰洲太世丈师豪，皆其门下生也。二丈与德清戴望阳湖庄或友善，皆喜今文家言。望字子高，著书满家，而《管子注》尤在人口。曾国藩总督两江，致之书局，国藩内召，饮僚左问：“诸君有以赠吾行乎？”众未有言，子高年最少，对曰：“公功成名就，‘急流勇退’，是其时矣。”众为愕然，国藩善之。子高少孤而体弱，早卒。复丈以拣选知县（举人例可得知县，故得署衔曰“拣选知县”）发安徽，任□□县，老而告归。余以通家后生礼一谒之，时丈寓兴忠巷黄氏故厦（黄□□先生琳，官翰林，早卒；余母之义父也。汪独翁亦尝赁此以居）。其子子刘则曾于北京见之，复丈有《春秋繁露》纂订本，余始得兰丈师所录副，凡十六篇，乃语子刘宜谋刊行。子刘遽出复丈门下生胡某刊本相贻，则与兰丈录副不同，盖定本。今此书不多见，而余藏已让于北平辅仁大学，当尚存也。复丈精诗余，经史之业亦专焉，尤喜《史通》及《文史通义》。教子弟学者，率先以此为入门之径，然诸子不能继也。子刘幼时甚顽劣，复丈尝寓西湖（杭州）之滨，以其不率教，竟持之植于水。凤洲先生亦友子高，擅为词，以举人起家，官内阁侍读。光绪末，出为日本留学生监督，解任归，为杭州府中学堂监督。先生瞽一目，以假眼饰之。杭州先辈衣皆博襟大袖，先生始窄襟袖，事少年装束。与许抑斋增善，共嗜赌，因损士誉焉。　

　　◎幸草道人
　　幸草道人，余师杨雪渔太世丈文莹自号也。师钱塘人，以翰林出为贵州学政，秩满，遂请告，竟不复出。清制：学政为“钦差”，一任三年，所至有供役，不亲民事，而有“陋规”可受；故虽不通贿赂，亦足衣食终身矣。贵州故瘠地，地多植罂粟，师请禁植，而并革若干陋规。然师竟染嗜罂粟膏之习，终身不能去，人谓师春秋鼎盛而遽请告，即以是故。其总理杭州养正书塾时，谓余辈曰：“余官至侍从，又积银二万元，有妾二，我知足矣。”然则其任学政所得亦盖不菲，以为基金，遂得资生无虑。某年，余自广州归，因师有地在余下羊市街旧宅之左，人有欲侵之者，因修起居而并陈其事。师因谓余曰：“余已不审有是地矣，然余犹忆洪杨时（太平天国），兵至，余匿入君家之后屋，屋多陈尸，皆自尽者，余卧于其间，伪为死人。俄而兵去，有妇人者呼余起，令速去，余略识其面目，犹不敢遽起，及起而四顾，无妇人也。陈余侧者一妇人尸，似所见，骇而逃，遂得免焉。”因指神龛曰：“此中所祀，即其人也。余感之，故祀之。”按：师自无谬言。顾余以为妇人必自尽而未殊者，师是时“大恐漫漫”不能辨耳，妇人或即死，或未死而恐兵之复至不敢遽逃，遂复卧如陈尸，固无鬼也。　

　　◎徐鸿宝说
　　徐森玉鸿宝，吾浙吴兴人，博览多识，尤擅目录板本之学，殆为国中魁硕。走国中，所不至者鲜矣。尝游贵州，访红崖石刻。往年告余，以世传石刻拓本皆非真迹，盖石刻高山，非攀援而登不可读。拓亦不易，必施架阁，才可毡墨；往者显贵购求，有司乃以石灰堆积于所刻上布纸打之，复刻于版，故今传本皆异。余按：昔邹叔绩始为是刻释解，乃附会为殷伐鬼方之词，近有许石楠尤戮力于此，尝为余译其词意，然余反复研绎，竟不易知。如属殷伐鬼方之刻，不应与卜辞文字异形，此可断其非中土文字矣。盖如确是石刻，则为苗文，然苗族文字，今亦可考，惜余未尝从事耳。森玉又谓：“数观苗人祭祖，礼极隆重庄严，惟终不得其先世由来，苗人多秘不使外人知也。苗服皆上衣下裳，裳之中间施黻，与吾古制同。”余疑苗族之图腾盖猫也，惜不得其证。卜辞有一字，颇似猫蹲伏而从对面正视之形，顾亦未易定也。　

　　◎《落花春雨巢日记》
　　阳湖赵惠甫先生烈文，余外祖邹蓉阁先生之友也。其《春雨巢日记》，蔚为大观，惜不得尽读，徐益藩摘录一卷，宓逸群以示余。其记曾国藩言：“郭芸仙自负不凡，奏摺无有清晰得要者。”余按：督抚章奏，多出幕府之手，固不能即以为郭笔本然。然芸仙有文名，即出幕府，岂不过目？李莼客《越缦堂日记》中亦讥芸仙“事理不清”，乃至谓湘人率然，则未免以一概万，近于诬矣。然以余验之，如易寅村亦芸仙之伦，则越缦故自有据而云，第偏率耳。《日记》又记涤生言：“芸仙在粤，声名之劣，罗椒孙至与骆吁门书云：故乡大吏皆如虎豹，民间有‘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享；地皮括尽，但于涧溪沼之毛。’”按：此与《春冰室野乘》记“乌达峰尚书与恽次远学士同典浙试，乌文字疏浅，而学士有烟癖，或以二人姓为联词，曰：‘乌不如人，胸中只少半点墨；军无斗志，身边常倚一条枪。’”皆善谑而虐者也。然后联“常”字似宜易以“空”字，更稳切。　

　　◎画可复定乎
　　吴湖帆之弟子各展其所画以饱人目，余亦往观焉，极佳者寥寥，而出售者已多。详察之，盖所谓捧场者也。最奇者有数幅黏小纸，书“某某先生复定”。并有黏上两纸者，此示有好者须“依样画葫芦”也。余谓言艺术无论作者手段如何高妙，决不能二三纸如出一辙，否则必影写耳。若赏者求复写，其非赏鉴者可知。昔之画影堂者，自面以外皆影写也，此可与论艺术耶？昔金拱北负画名，尤擅摹临，然其摹临也，乃制一桌，以两层玻璃为面，而夹古画于其中，玻璃面下安电灯焉，以此毫厘毕肖，而拱北于五色又求精选，故见者以为真。然拱北自出手者遂无一可观，盖皆影堂之类也。　

　　◎吴待秋画
　　旧书画家每欺常人不识，便率尔与之，此恶习也。此习于以鬻书画为业者更甚，上海之以鬻书画为业者尤甚，然则实自承其弊耳。盖欺人率尔，久之即己之技能不复得进矣。余父执吴伯滔先生擅绘事，顷从徐益藩见其于聚首扇上所绘，似任伯年、胡公寿而较雅。其子待秋澄鬻画上海，三十年致巨富。盖小康之家以上，壁无待秋画若有不足者。故待秋蜷居一室，妻孥满前，寝食于是而挥笔不辍，几于废交游矣。然其画日劣。余六十初度，姑之孙唐莱安庆安兄弟以二万元求待秋写《石屋图》为寿（三十三年），待秋故知余，自不致故为草率，然此幅上下有些些云水，余悉为山木填塞矣，皴法亦无可取。盖由沪地商贾实不知画，以满幅皆笔墨痕为贵，习久遂不能自改。然余曾于西藏路联华银行见待秋所绘梅花及蝉柳两幅，殊有父风，是非无本领也，习蔽之耳。　

　　◎骂人为畜生
　　《太平御览》四百六十六引《东观汉记》：“刘宽当坐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詈曰：‘畜生！，宽遣人视奴，疑必自杀。”按：今绍兴杭县骂人亦然，苏州、上海则曰“众生”，皆最辱之词。故宽疑奴必自杀，盖虽奴犹不能受也。然今日相詈者，不以为至辱矣。　

　　◎日本之畸人
　　夏丐尊家壁上悬有日本人天香者所画一，而题东坡“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两句。丐尊为述此人今已七十余，其生当在其国明治之初，未尝卒业中学。时有大贾共向北海道为实业之创举，召人往襄其事，此人即应募而往，为厂中司事，颇能周旋劳资之间。府知事某奖其为人，书以勉之，并赠以前辈所著，中有述及处世宜以谦让为本务者，读而深思，若有所得。及循资晋位，竟任经理。然此人烦恼顿炽，以资方志在多财，劳方旨在分利，其志不欲助资而抑劳，而其境须抚资而敝劳，于是无以两全，忧心忡忡。适其家中落，日本旧制，宗子掌其财产权，庶子不得而与。乃其家宗子不谨，将败其产。庶子乃集而议维护之方，此人但曰：“我欠人者还人，人欠我者讨而还之，不得亦无法也。”庶子共嗤诟之。此人拂袖而退，歇于街亭，暮夜不归，无所得食。翌晨闻儿啼甚亟，而有一妇自工厂拥其双峰疾趋而入儿啼之舍，儿声顿绝。私意来者定是儿母，儿已得乳，故不复啼。遂蹑迹而往，作窥墙之举，乃果如所意，因大感动，以为此是人生真理，儿饥则需妇乳，妇乳不泄，亦行苦痛，两相需求，各得安全。于是立志取人之所弃，不分人之利以自私。然饿愈二六之时，腹作轳辘鸣矣，亦不求食，忽见有载米而过者，器坏，米零落于道中，车人亦不顾也，乃出佩巾就地拾而纳之。行数十步，适一药肆，主妇方启门而出，此人固誉驰于乡里，人尽识之者也，乃询何故晨行，并邀之食，此人告以故而辞食，妇苦致之，则曰：“诺，但愿以吾巾米借一炊耳。”妇亦曰：“诺。”顾将地所得，才足一餐，及食既毕，仍还亭次，思之再三，亦无善计，而日又西驰，肆妇复来邀食，辞复＜臣又＞｛兹瓦｝，妇亦输诚不已。此人乃曰：“诺。但须我省可食者而食，不以强我也。”遂往周其庖厨，敦所余，不置一顾，及见釜中有涤釜沉淀之余食，乃乞曰：“此若所弃，我食之可也。”妇亦无如之何。留之宿，亦辞；留之坚，则曰：“容我省可居者而居。”又择其陋且弃者而寝其中。明日则起而代其家掺彗洁庭除，将以偿其宿食之惠也。时肆妇新寡，肆友欺之，药材狼藉，损益不入其心。此人既为收拾，友亦不敢复慢。无何，妇治蔬设屋，必欲此人迁宿而致膳，其词曰：“自先生寓我家，我家业得不堕也，敢不报先生耶？”此人复谦让焉。既而自谓得术矣，初则清各家门外之垢，人以此皆招而食之。既而凡人须其助者，虽秽而劳皆不辞，于是食宿皆得给而从之者众矣。此人乃条理其所思，为词以晓其从者，浸立教条以相守，而从之者益众矣。乃有所谓一灯园之组织，渐成宗教性之团体。各方施与，则立簿籍，谨出纳，不以为园产，而别置所司，曰：“此代为管理而已。”其行实兼佛老耶稣而一之，自言则曰：“吾得益于老聃也。”往年来上海，丐尊犹遇之，谓之曰：“闻君颇为资本家所重，往往藉君一言以解纷，将毋使人疑为利用耶？”此人曰：“然。吾止知为人当如是而已，果利用我耶？谓我被人利用耶？我不以为介介也。”余谓此人殆诸夏宋鲽之流也与，其不满于其国现代之社会，而其术卑卑，盖未闻大道；使早得马克斯之说而读之，必将有以自处而处世矣。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两汉魏晋南北朝笔记　唐五代笔记　宋元笔记　明人笔记　清人笔记　民国笔记
　　上一页　目录页
　　◎为政当从根本上办
　　《落花春雨巢日记》云：“周缦云来候，并谒相国，涤师与久谈，因蒋益沣被劾有交吴棠查办之说，遂及吏治。言：‘蒋做官，做一衙门，将一衙门经费裁尽。到粤抚任，裁去韶关陋规，形诸奏牍，而别提藩库每月千五百金、运库每月千金，作抚署办公用，反较所裁之费为增。其各属出息，亦一并严禁断绝，不准收受。在浙，民间虚声颇好，然其人太不正当。’周问：‘丁日昌闻亦精励为治。’师答曰：‘微有其风，而视蒋则中庸多矣，伊如要去尽属吏饭碗，我亦不依。须知天下人饭碗万不能无，汝去他一饭碗，他别寻一饭碗，于公事无益，不过百姓吃亏而已。’”余按：国藩言固未尝尽非，然蒋益沣裁陋规而办公费支用库帑，不可谓非正当办法。清代行政经费本无详细规定，而下级官者糜于承应上级官署之供给者，多不能正式报销，即正当之办公经费，亦有不能尽邀核销者，故多恃陋规为挹注，而官因得以自肥。自此名一立，贪婪之秆，无所不至，直可括尽地皮。且官以之括于吏（吏谓当时衙役，官之爪牙），吏以之括于民，层层剥削，其弊甚大。然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而徒言撤陋规，则甲方裁而乙又兴矣。若谓因“人万不能无饭碗，去他一饭碗，他别寻一饭碗”，遂置而不问，则岂为治之道哉？大氐彼时官俸过薄，行政经费无适当之规定，不从根本上改革，而枝节从事裁禁，则所谓“于公事无益，不过百姓吃亏”者确为至论。然言治真难，余备员浙省民政厅长时，主增县长、警长及其僚属之俸，并增其行政经费，然实于公反损而无益，于民仍未能轻其负担也。盖文官制度不立而恶习已成，视做官乃其解决生活之无上法门，故虽增俸增费，仍不能满其欲壑，而所增者彼既视为不足轻重，徒增其合法之收入，是真所谓不过百姓吃亏而已。如各县警察所长一等之俸，不过百余元，而其陋规收入可得数倍，自何贪于区区哉？故欲去弊，必究其弊之由来。而良法之行，尚有藉于教化之行，法令之严，长官之能以身作则，不然，属吏阳奉而阴违，既为所蔽，其弊益甚。然即长官以身作则矣，而无明察之才，公平之度，恳挚之情，严峻之刑，不制之权，皆不足以矫枉而反正。且如堂高廉远，不与百姓相接触则亦不能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