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迹丛谈

　　◎武阶本朝官制，文职以大学士为第一官，以光禄大夫为第一阶，此士大夫所熟知，而询以武职，率多茫然。前明郎仁宝《七修类稿》首卷备载当时文官品级阶资，而不及武官，非必重文而轻武，亦由闻见所习然耳。谨按，我朝八旗武职，以领侍卫内大臣为第一品，内大臣、步军统领、各旗都统、各省驻防将军、都统为从一品。绿营武职无正一品，以各省提督为从一品。其武职封阶，旧例正、从一品俱封荣禄大夫，正二品至从五品俱封将军，后移荣禄大夫为文职从一品之封，改封武职正一品为建威大夫，从一品为振威大夫。乾隆五十一年复改定正一品封建威将军，从一品封振威将军，正二品封武显将军，从二品封武功将军，三、四品俱封都尉，五、六品俱封骑尉，八、九品俱封校尉，又定公、侯、伯并封建威将军。余官江南时，总督为任城孙寄圃先生，将军为普恭，普盛气凌人，每与总督争仪注，常以将军职分较大为言，孙亦怡然听之。谨按，乾隆二十七年定例，总督未加衔者，将军衔大，班次在总督前，若加衔者，其班次即当照衔序定，此例尚在将军未改从一品之前，此普所不知也。但旧例各省驻防将军本列正二品，乾隆三十二年因总督系从一品，将军亦当为从一品，使外任文、武统率大员品制相当，奏准改将军为从一品，则将军并不能大于总督，此则普所宜知也。无何，寄圃先生晋揆席，笑谓普曰：“大学士班次想不在将军之后乎？”普为爽然。

　　◎绿营武阶国初绿营提督、总兵带有左都督、右都督衔者，正一品，带都督同知衔者，从一品，带都督佥事、署都督事衔者，正三品。至乾隆十八年省去都督等衔，始定提督为从一品，总兵为正二品，游击初制正三品，后改从三品，都司初亦正三品，后改从三品，今改正四品，守备初列正四品，后改正五品，河营守备初照千总品级，后定为从五品，守御所千总初列正五品，后升为从四品，今改从五品，卫千总初列从五品，今改从六品。其七品以下，旧制未设官阶，其经制外委千总，经制外委把总，及额外外委，亦向无品级，于乾隆五十一年，定以经制外委千总为正八品，经制外委把总为正九品，额外外委为从九品，合计绿营武职一品无正，七、八品无从，实共十四阶，与文职稍殊。

　　◎武职回避武职有与文职异者二事。文职皆回避本省，武职则于乾隆十二年议定：副将、参将无论水师、陆路，均回避本省，游击、都司、守备准于五百里外及隔府别营题补，至千总末属微员发往他省，不免俯仰拮据之虑，仍留本省题补，不必回避。

　　又河营参将员缺，如果无籍隶他省，熟谙河务之人，亦准于本省人员内保题补用。

　　又议准水师与陆路不同，若必尽用他省之人，恐一时不能熟练情形，转于水师无益，嗣后水师副将毋庸回避本省。又文职遇丁忧，毋论大小，皆令离任，而武职初制，则凡遇亲丧者，皆令在任守制二十七月，照常供职，不准回籍。康熙间定副将以上皆准回籍终丧，参将以下皆在任守制，其遇军机调遣者，不在此例。凡有亲丧各官，二十七月之内，遇朝贺祭祀一应庆典，免其行礼，未满服制之前，停其升转。

　　◎伞盖《大清律例》载：“职官伞盖，一品、二品，银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三品、四品，红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以上皆三檐。五品，红葫芦，蓝罗表，红里；六品以下、八品以上，惟用蓝绢，皆重檐。庶民不得用罗绢凉伞，许用油纸雨伞。”又《礼部则例载》：“总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黄伞；府佐贰以下至县丞、教官，用蓝伞；其杂职以下，无伞。又武官自提督以下至都司，用杏黄伞；守备不用‘肃静’、‘回避’牌，余视都司。”今文官府佐贰皆用红伞，武官千总亦然，不自知其僭矣。

　　◎世职向来八旗世职，于袭次应完之后，有赏给恩骑尉承袭罔替之例，而绿营世职则无之。乾隆三十二年，因吾乡海澄公黄芳度合门殉节，曾准袭公爵十二次，念其忠荩，准照八旗之例，于袭次完后，仍赏给恩骑尉，世袭罔替。同时如将军张勇、赵良栋、王进宝，提督孙思克、陈福、豆斌，总兵高大喜等，皆照此推恩。

　　嗣又覆查，得殉节阵亡之张国彦等十七员，军功较著之惠应诏等十四员，亦一体加恩，此后绿营武职，始有承袭罔替之例。

　　◎鼓噪道光三年冬，南河中军副将裘安邦操练兵丁过于严刻，不服而哗，其声彻于帅署，裘因以鼓噪禀请究办，将成大狱，大拂河帅之意，龃龉者旬余日。值制府孙公莅浦，询裘曰：“是日演武场中只人语喧哗乎？抑有击鼓者乎？”裘曰：“只一片人声，并无鼓声。”公笑曰：“鼓者，伐鼓渊渊，噪者，人声嘈杂，必兼之者乃为鼓噪，此殆非也。”其狱顿息，河帅甚喜，河上同官皆啧啧称孙公之明决。余以淮海道承问此狱，时河帅已病入膏肓，不忍再激其怒，遂亦将就了之。

　　按《会典》中载，康熙十年题准官弁给饷稽迟，侵扣暴虐，以致营兵哗噪者，革职，该管上司及提镇皆降二级调用；又河营兵哗噪，提督徇情不参及参劾不实者，降二级调用；又若该管官唆使哗噪者，革职提问。是功令中只有哗噪之目，并无鼓声、人声之分，孙公亦因例议綦严，又河帅适病困，肝火易炎，权辞以解此狱，非遂可为典要也。

　　◎武生武举文秀才称生员，武秀才则只称武生，文科中式者称举人，武科则只称武举。

　　文称鹿鸣宴，武称鹰扬宴，人皆知之；文进士称恩荣宴，而武进士称会武宴，则罕有知者。又世俗称武职一级管一级，谓都司可棍责守备，守备可棍责千总，此无稽之谈也。康熙三十八年，奏准武职上司将所属末弁，如有事故，并不揭参，任意笞辱者，罚俸一年，笞辱守备以上者，降二级调用，此亦武职所应知也。

　　◎虚衔国家引年之典，有赏给虚衔者，即古人所谓赐板也。《魏书。肃宗纪》：“熙平二年，诏京尹所统百年以上赐大郡板，九十以上赐小郡板。”亦有称给板者，“神龟元年，诏京畿百年以上给大郡板，九十以上给小郡板，八十以上给大县板，七十以上给小县板；诸州百姓百岁以上给小郡板，九十以上给上县板，八十以上给中县板”。亦有称板假者，《孝静纪》：“天平三年，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岁以下各有差。”亦有称板赠者，《吴悉达传》：“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间，板赠悉达父勃海太守。”又有作扳授者。武定八年，太公庙碑阴所列板授钜钅鹿太守、扳授顿邱太守以下二十馀人皆是，扳与板字盖通用。

　　◎仰缪莲仙曰：仰者，下瞻上、卑望尊之词，如仰观、仰赖之类是也。今官文自上行下多用仰字者，或谓前明往往以台辅重臣谪居末秩，上官不敢轻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曰仰，不知君于臣亦有用此者。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药等物与希夷，仰所属守令以安车软轮迎先生，则仰字之为下行由来旧矣。

　　◎改元宋代改元最多，其说最不一。《铁围山丛谈》云：“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国者，盖垂帘之际，患熙、丰、元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实兄弟为继，故踵太平兴国之故事也。明年亲政，则改元崇宁，崇宁者，崇熙宁也。崇宁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为大观，大观者，取《易》‘大观在上’，但美名也。大观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义也。政和尽八年时，方士援汉武故事，谓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为得天之纪，而汉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岁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纪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时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当二十年，举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为重和元年，重和者，谓和之又和也。改号未几，会左丞范致虚言犯北朝年号，盖北先有重熙年号，时后主名禧，其国中因避重熙，凡称重熙则为重和，朝廷不乐。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为宣和元年，宣和者，上自以常所处殿名其年，然实欲掩前误也；自号宣和人，又谓一家有二日为不祥，及方腊起，连陷二浙数郡，上意弥欲易之，独难得美名，会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内禅云。”大抵名年既不应袭用前代，又当是时多忌讳，以是为难合，而古人已多穿凿征兆，有自来矣。至仁庙初始垂帘，儒臣迎合时事，年号天圣为二人圣，明道为日月，故后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谓神宗、哲宗以元符、元丰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谓英庙治平不克久，凡十数义，或出于宦官女子之常谈，皆不足据也。又王得臣《尘史》云：“中书许冲元尝对客言，熙宁末年、神宗欲改元，近臣拟‘美成’、‘丰亨’二名以进，上指‘美成’曰：”羊大带戈，不可用。‘又指’亨‘字曰：“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丰纪年云。”

　　◎永嘉钱竹汀先生《养新录》载：“史绳祖《学斋占毕》记淳熙二年，邛州蒲江县上乘院僧筑殿辟地，得古，其封石作两阙状，有文云：”永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临邛汉安县安定里公乘、校官椽王幽，字珍儒。‘凡二十九字。绳祖之大父勤斋先生子坚跋云：“永之号，不见于史。’按冲帝即位改元，史传相承以为永嘉，之与嘉，文字易混乱，一年而改，见于他文者几希，非此刻出于今日，孰知汉冲帝永嘉之应为永乎？”按此竹汀先生所录如此，然又安知非上乘院古石之偶讹其字乎？存此以广异闻可矣。

　　◎保大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反江东时年号。太祖受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岂非威灵（一作棱），将及而符谶先著邪？又刘贡父《诗话》云：“太祖欲改元，须古来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为请，且言前代所无。三年正月平蜀，有宫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其镜奁，背有‘乾德四年’，大惊曰：”安得四年所制乎？‘宰相不能对，陶谷、窦仪奏对曰：“蜀少主曾有此号。’太祖叹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然二公又不知辅公已有此号矣。

　　◎日本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更号日本，以近日出而名也。其国有官名关白者，犹云宰辅之职，代相更替，专国政。国习中华文字而读以倭音，俗尊佛，尚中国僧，敬祖先，得名花佳果非敬僧即上祖墓，立法严，人无争斗，有犯法者，事觉即自杀。气候与江、浙齐、产金磁器、漆器、金文纸、马，出萨峒马者良。萨峒马即萨摩州也，其地山高水寒，刀最利，故倭人好以为佩。所统属国，北为对马岛，与朝鲜接，南为萨峒马，与琉球接。对马岛与登州直，萨峒马与温、台直，长崎与普陀东、西对峙，水程四十更。厦门至长崎，北风由五岛入，南风由天堂入，水程七十二更。海道以更计里，一昼夜为十更云。其与中国贸易者，长崎岛为百货所聚，商旅通焉。国尤饶铜，我朝经制，鼓铸所资，滇铜而外，兼市日本铜，谓之洋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岁额市四百四十三万余斤。商办铜斤，有倭照以为凭信，携带绸缎、丝斤、糖、药等物往日本，市铜分解各省。

　　乾隆二十四年禁止丝斤出洋，又两广总督请将绸缎、绵、绢一并禁止，嗣据江苏巡抚奏请，仍许洋商酌量携带，每船皆有定额，非办铜商船，不得援以为例，从之。前明关白兴帅蹂躏朝鲜，八道几没，后朝鲜内附本朝，而侵凌始息。崇德四年日本岛主及对马州太平守平义成致书朝鲜，胁取土产，朝鲜国王惧，以二书来告，然日本究不敢兴兵，则震天威之所致也。前明日本使者害哩嘛哈上表入贡，明太祖因询其国风俗，奏答五言诗一首云：“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刍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成春。”

　　帝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考日本疆域分八道、六十六州、一百二十三郡、八十八浦，宜其不知汉大而云“国比中原国”也。然其人多寿，就国王论，如神武天皇一百二十七岁，孝灵天皇一百十五岁，孝元天皇一百十七岁，昭孝天皇一百十八岁，孝昭天皇一百三十七岁，开化天皇一百十五岁，崇神天皇一百二十岁，垂仁天皇一百四十岁，景行天皇一百有六岁，成务天皇一百有七岁，神功天皇百岁，应神天皇、仁德天皇俱百有十岁，雄略天皇百有四岁，降年之永，中土所希，所云“人同上古人”，盖言虽大而非夸矣。

　　●卷五◎请铸大钱近日银贵钱贱，官民交困，群思补救之方计，惟有请铸大钱，尚是通变宜民之一法。余前在广西抚任，即经切实上陈，为户部议格不行。复缘江苏抚任引疾得请，附谢恩摺内上陈，则留中未发。近闻京中台谏亦有请铸大钱之摺，上曾向枢廷索取余原摺呈览，又闻此事已交各直省督抚悉心妥议，而迄未见有切实敷陈者。昨安徽王晓林中丞植，向吴红生太守索余两次疏稿，余以第二疏即系申明前疏未尽之意，且系留中之件，未便宣布，而第一疏已经部议，各省周知，因即录副与之，而索阅者愈多，遂钞付手民如左以应之。其词云：窃谓今日银价之贵，固由银少，亦由钱多，钱非能真多也，由于私铸之钱充斥，遂至银、钱两不得其平。臣窃以为今日变通之计，莫如筹钱之有余，以补银之不足，银之产有限，铜之产无穷，考《禹贡》“惟金三品”，铜实与金、银并重，当王者贵，其贵贱之权亦操之自上耳，上之权可以顷刻变人之贵贱，独不可以顷刻变物之贵贱乎？古者泉刀之设，皆取资于铜，周时圜法，轻重铢两虽不可考，然观其遗制，有径尺者，有数寸者，可知当千当百，自有等差，而历代值钱法之穷，因之有大钱之制，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也。现在江、浙、闽、广东南数省，习用洋钱，即外国之大钱也，不过取其轻利便于交易耳。今若铸为大钱，其利用即与洋钱无异，与其用外国之大钱，何如用中国之大钱！惟利之所在，私铸在所必防，然防大钱之私铸，较之防小钱为易，但须轮廓分明，刻画工致，磨洗淳净，多用清、汉文以经纬其间，品愈贵者，其制愈精，则伪造者不难立辨，即如今日洋钱有洋铸、土铸之分，民间一目了然，则大钱之官铸、私铸，又何难了如指掌？且钱质精好，工本不轻，私铸者无从获利，即可不禁而自止。然后将民间旧有私铸之小钱，随地设局收买，以备改铸大钱之用。其大钱之等差，或酌用当十、当五十，及当百、当五百、当千，分为五品，仍令与制钱相辅而行。查现在一钱之重，不过一钱二分，惟当十大钱不必用十钱之铜，当百大钱不必用百钱之铜，制造虽精而工本不致过费，铜亦日见有余。此法一行，将民间旧积之私钱并外国所来之洋钱，皆当自废。查新疆钱法，旧以五十普儿为一腾格，今定以百普儿为一腾格，每腾格直银一两，即合于古者当十之大钱，当日定制，似即因银少之故，迄今行之，并无格碍难通，则内地又何妨仿照办理。臣愚昧之见，所论似骇听闻，然于古有据，于今为宜，诚使大钱之法一行，则天下之铜皆将与银同贵，可使旬日一月之间财源骤裕，何虑而不出此？或谓大钱之行，后必有弊，此则全视乎行法之人，即如捐例之开，亦孰敢保其无弊？应请饬下亲信重臣，会同部臣，博考旧章，从长计议。凡立法不能无弊，而理财全在用人，得其人则弊自轻而利自重，否，则如广东之六百万银，徒以资寇而毫不见功，岂不重可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