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偶谈

人之言曰：“天下不患无才。”噫，此言缪矣。《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此言三公之任事至重大，非用当其才不可，安得不以无才为患。若百僚庶尹府史胥徒，以无关轻重之事，择无足轻重之人为之，何至有乏才之虑。而不知无足轻重之中，亦必有所谓稍足轻重者，此其人亦非头脑稍清晰，事理稍明白者，不足以当之。所以临事用人，每有人待事、事待人之叹，殆非更事较久者不能知此苦也。
人生世上，闲忙两字而已。吕新吾云：“耐苦易，耐闲难。”吾今日觉闲中大有佳趣，无须耐矣。可见人只知有忙，不惯有闲也，不知忙字害事殊大。语曰：“无事忙。”曰：“忙中有错。”又前人诗句：“举世尽从忙里老。”又：“诸公衮衮登台省。”衮衮二字，写热官之忙尤为深刻，皆极言忙之无益有损也。吾作闲人久矣，每笑世人之忙，然不知不觉，仍有无事而忙者。稍忍须臾，往往事有变化，便觉忙之无用。老来随事体验，每有所得。程明道云：“闲来无事不从容。”吾今日亦觉从容之有佳趣也。或曰：“民生在勤。”不忙岂非不勤乎？不知勤与忙大有区别，有当为者不得不忙，忙适以得闲也；若司为可不为之事，无所不用其忙，事后思之，未有不悔其赘者也。
吕新吾言：“古人有五省之法。一曰省作书，免人厌于酬答。”余固以此说为然。而平日则又以“案无留牍，家无长物”八字自课。所谓牍者，非指官文书言也。在官之时，凡亲朋之问候，及有求于我者，无论贵贱贫富，皆无所不答。尝谓：人之问候我者，与我有情也，若不答，岂不绝情乎？人之有求于我者，必其情之迫，冀我有以慰其情也，我不能尽副所求，或安慰之，或婉谢之，均无不可。若不答之，岂不拂人情乎？退居之后，朋笺亦寥寥矣，凡有一纸之书，必量其人之平素、与其来意之诚否，如量应付。如其素心可托，谈老态，数往事，亦足以慰寂寞。且穷乏求我者，勉强应之，惠而不费，亦偶有无心插柳柳成阴之妙。若概以老嫩自诿，是适成一炎凉中人矣。
语云：“不妄花一文钱，便不必妄取一文。”意本以戒贪也，其实亦以救贫，且可以敦品也。语云：“饥寒生盗心。”官有廉俸，何至饥寒，若非随意挥霍，何至非所取而取哉？非所取而取，岂非盗乎？即非为官，凡强占人便宜，及借债不还，皆谓之非所有而取，皆盗也，皆妄用所致也。且“一文”二字，亦正不容忽过，一文可妄用，即千百万文亦可妄用。且更有一说，凡人今日所用之钱，明日试思之，有必要否，有悔否。若其必要，能勿悔乎？吾平日最恶守财虏，且极韪龚蔼人方伯财主财奴之言为漂亮，谓能用财则为主，徒守财直奴而已。今忽为此言，亦以国人太奢，势将溃决而成大乱，不能无惧也。
吕新吾曰：“余参政东藩，日与年友张督粮临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笔浓字大，临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笔举手曰：“年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笔一字，所费丝毫朱耳，积口积岁，省费不知几万倍。”充用朱之心，万事皆然，天下各衙门，积日积岁，省费又不知几万倍耳。心不侈然自放，足以养德；财不侈然浪费，足以养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弃而已。夫事有重于费者，过费不为奢；省有不废事者，过省不为吝。余在抚院日，不俭于纸，而戒示吏书，片纸皆使有用。比见富贵家子弟，用货财如泥沙，长余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弃于地，胸中无不忍一念，口中无可惜两字。或劝之，则曰：“所值几何？”余尝号之为沟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为大手段，不小家势。痛哉！余作课孙草，平日惜纸之事，取法于林文忠。其实幼读《呻吟语》，印在脑筋，故终身由之，初不觉其所以然也。
语云：“莠言乱政。”莠言非必邪说，即光明正大之言，不合国情，不应时势，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皆足以乱政也。泥《周礼》而酿祸变，岂非明鉴哉！
余当官时，每欲提拔一人，临时辄无机会，不得已，而谢却之。易一时，恰有机会，而其人又他去，不得已，而以不甚当意之人充之。又尝极力荐一人，十分注意而总不得当。他日，于不甚著意之人，随便荐之，而转如响斯应。屡试不止一事为然。曾文正晚年笃信运气，吾亦不敢谓人力之可胜天也。俗谚云：“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其殆天地无心成化之妙欤。
桑维翰言：“为宰相如著新鞋袜，外观甚好，自家甚不快活。”看似有责任之言。然宰相任大责重，身撄盘错，兢兢业业，自无快活可言。若太平宰相，忧盛危明，亦不能有侈然自放之一日。若说到外面排场，则浅之又浅也。
汉翟公，文帝时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可设雀罗。后复用，门庭又如市。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牛，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世态炎凉本属常事，乃积忿于心，而又宣之于口，稍有学问者必不出此。乃史录其言，几欲脍炙人口，非誉其美也，只足表暴其褊耳。
放翁《野兴》诗曰：“旧俗不还谁复念，古书虽在渐难凭。”此二语自系伤时而发。然旧俗有好者，亦有坏者，譬如中国往时婚嫁之繁耗妇女、应酬之无谓，殊可不必追念。至若古书纪载事实，时代变迁，本属无凭，譬如《朔方备乘》及《瀛寰志略》等书，当时海禁未开，谈经济学者均奉为至宝，及今观之，则殊多漏耳。至于说理讲学之书，则天不变道亦不变，虽一时难凭，终久必有可凭之一日也。
陈仲举“大丈夫当廓清天下，一室安事扫除”之言，谈气节者多韪之。不知“廓清天下”，平治之事，“扫除一室”，不得谓之非修齐之事。略修齐而侈平治，宜其不善厥终也。宋儒曾议之。大抵汉儒尚气节，不免涉于躁；宋儒说义理，渐近于醇也。
人之寿数有定，而人之精神不能尽副其寿数。左文襄、李文忠晚年时，下半日竟异样糊涂，公事皆任幕僚为之，特藉其威望，支撑门面耳。盖其盘根错节，敝精劳神，过于常度，故颓败至此。而世之享大年，登大位，自诩龙马精神者，殆亦善于啬养，否则终日无所用心，故得此福欤。
俗谚“升官发财”四字，误人不浅。盖讲究做官，必不会发财，即不讲究做官，亦何曾会发财？使人人明此理，则天下太平矣。忆少时吾师林勿屯阝山长，由状元放知府，升至南巡抚。罢官而归，余囊仅有三千金。其时年事已高，谓年用三百金，分作十年之用，可以就木矣。谁知老而未即死，乃赖正谊书院掌教束修以度日。官至巡抚，不为小矣，其宦囊竟不足以送死。沈文肃自江西巡抚丁忧归，鬻字为生计，每书一联，仅取润资四百文。及起服后升两江督，始致书友人，谓今日皮衣方稍全备。官至总督，其衣服亦未能绰有余裕也。其实贪官污吏，丰衣美食，ピ赫一时，竟有不待子孙败落，及身而穷窭者，亦比比皆是也。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者，将就之意；合者，聚也。玩“苟合”二字，可见未始有之时，分应流离转徙也。今之游食四方，流离转徙者，不可胜数，欲求苟合而不可得，而偏一一求完求美焉，则真不可解矣。
孔子曰：“周急不继富。”人到饥饿，不能出门户，死无以为殓，可谓急矣，则周之宜也。今之人，每以日用不充，挥霍不快，随意借贷，意以为取之外府也。及于至再至三，手癖惯而供应者亦厌矣。因是而流入穷饿者，不一而足。吾尝谓孔子不曰“周贫”，而曰“周急”，盖急固当周，若不急以为急，是周之适以害之也。
闽人多种兰花，每以兰花之荣悴卜家运之盛衰。而郭远堂中丞作言，独其说，意谓人家将兴，其家主勤，理家务细，至花木亦必不忘灌溉，所种兰花，自然茂盛。若败落人家，百务懒惰，荒嬉过日，何能顾及兰花，是兰花之荣悴，关乎人事，不关家运也。人生在勤，随事皆要体验，推此类言之，即修齐之义也。
语云：“役物而不役于物。”役者，奴隶也，役于物，是为物之奴隶也。今之讲究衣服，广购器具，甚至玩古董，买字画，是为物之所役也。孟子曰：“人役而耻为役。”夫为人之奴隶尚可耻，奈何为物之奴隶，而不知耻耶？近年景德镇瓷器盛行，大花瓶、大鱼缸尤为人所争购，无理可喻，只告之曰：“汝买许多大瓷器，要想到革命时如何搬运？”亦巽与之言，非恶谑也。吾刻一小印，曰“无长物斋”，不特他物无长，即前后在赣十八年，家中瓷器，何曾彀用，此固不能瞒人者也，此亦吾性之所近，非矫然为之也。
今人有旧家庭、新家庭之说。新者自诩开通，旧者自重礼教，以旧鄙新，以新厌旧，弄出无数是非。氓之蚩蚩，竟有不知适从之意。吾则别有一说以解之。《礼》曰：“七十曰老而传。”当未传之先，家事老者主之，子孙不得自专，谓之旧家庭可也。及既传之后，老者不能自理，传之子孙，子孙竭其心力，支持门户，自谋温饱，谓之新家庭可也。然此非调停之言也。门户既须支持，则图新不宜遽舍旧也。其实天道循环，新而旋故，故而复新，犹地球东行，不知不觉而变为西也。新故两字，本无界说可言也。
近人言：“有饭大家吃。”此亦愤一党一系垄断权利，故激而为是言也。其实吃饭二字，要大有分别，有家常之饭，有特别之饭。家常之饭，人人自食其力，且导其妻子，使各养其老，此无待多言也。若特别之饭，则钟鸣鼎食，非富贵之家不能享有，所谓得之不得为有命，分定故也。今不各安分而争，欲破格吃饭，是人人皆要玉食万方也，岂不率天下而路耶？科举时代，儒官以食苜蓿为生涯，俗语谓之食豆腐白菜；秀才训蒙学，资馆谷以终身，卒未闻大家有闹饭者。知吃饭之人必须安分，否则未闻有不乱者也。
曾文正当乱平之后，提倡家法，注意“书蔬鱼猪”。然当文正之时，欧风尚未盛行，提倡较易。若今日之奢俗靡靡，语人以“书、蔬、鱼、猪”四字，未有不斥其迂谬者。然当此欧风衰落之秋，各国失业者动千万人，虽欲求“书、蔬、鱼、猪”而不可得，而犹心醉欧化，强饰门面，将何以善其后哉？
余在江西时，江西人每与余言张勋家产三千万。余曰：“此事君未目见，自系耳闻，切不可随声附和。”我与张勋无一面之交，何必为之剖白？但此言一出，师长、旅长闻之，皆想做督军；营、排长闻之，皆想做师、旅长，大乱不可收拾，大家共受其祸果也。张勋抄家，余躬亲其事，南昌仅得二十二万（合他处所抄，却有百万），果也。军阀时代，师、旅长皆督军矣，营、排长亦半为师、旅长矣，其乱视张勋时将如何哉？江西人来沪，谓之曰吾在江西所言，今日验矣。试问：当时之言张勋者，于己利耶，抑害耶？项城之初登台也，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限六十元。后有人倡重禄之说，一唱百和，哄然而起，于是一部之中，向用十人者，渐充至十倍焉，月俸十金者，渐加至数十倍焉。且有一人而兼十一差焉。肥马轻裘，般乐怠敖，而犹以为窘于挥霍焉。余尝代为之忧，谓盛极必衰，后难为继。果也，张作霖出京，郎曹荡然，而灾官之声洋洋盈耳矣。子贡曰：“赐不幸多言而中。”今观此两事，是使余多言也。
淫祠例所必禁。汤文正时，五通神惑民太甚，毁之，去其太甚耳。后此即无有继之者，非谓淫祠不应废也，亦以神道设教，究可以禁吓冥顽。且迎神赛会，究系以驱疫为名，即许愿求福，亦具忏悔之意。而依此为生者，资以饣胡口；连日迎赛，小贩亦得以资挹注。所谓弊未太甚，姑示宽大可也。非不知法令为何物也。推之僧道，及星卜巫祝之类，其不能不听其自生自养，何一不同此意。今者地广人众，国家又无大兴作以收养许多闲民，乃忽令九流三教之人，均须各归正执，别谋生计。生计何在？又无可确示，是徒托空言，立而迫之为匪也。文正亮节清风，死之日仅御一破葛帐，其事之可传者甚多。若禁毁淫祠，系当官应办之事，不必震而惊之也。
汉明帝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衰，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儋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仗腊悭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终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余尝见北京出大殡，上海大出丧，其虚耗之费，诚有糜破积世之业，如汉诏所言者。汉诏亦古矣，今何以不异古所云耶？
王偶翁曰：“俗人佞佛者曰‘吾无他觊，愿来生不断人身耳。’此语最可味，全生全归，此谓不断人身，岂修斋诵佛所能到耶？惜其习而不察也。盖随年盛衰，血气也衰极而死，则渐尽矣。惟志气不与年盛衰，志气则义理之性为之也，年日迈而志气精坚，义理昭著，其人死为明神，生为贤杰。夫子云：‘夕死之可’，孟云：‘立命’，老云：‘不亡’，皆是也，此不断人身者也。若恣情作奸者，未死而人身先断矣，虽佞佛何益？”余近作《灯注油》诗，推论浩然之气，有句云：“仙家证长生，老彭可窃比。佛传长明灯，其说亦近似。”与此意不侔而合。
余生平不看小说，十一岁时，疹后避风，不出房门，取《三国演义》读之，看其说神话处，却比正史有趣，旋即弃置，不复记忆矣。京中茶馆唱大鼓书，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北人好听戏，尤好武戏，武戏多演三国也。然凡属军人，无论南北，则谈吐间皆演义也，甚矣演义魔力之大也。但三国人才多矣，而独注重于关壮缪，或称关公，或称关老爷，南人则又称曰关帝。北人不敢唱关公之戏，谓一唱即撄奇疾。南人则不忌，然唱者亦必十分严重，一不慎亦即立遘灾害。出台时，观者为之一肃。北人崇拜者，视南人为甚，而关外为尤甚。忆出关时，自沈阳行至吉林，八百里间，山岭多以老爷为名。一日过一老爷岭，树木千章，参天蔽日。岭约里许，车行其中，四面阴森，赫赫然若有英灵之质旁临上也，心目为之震悚。归语涛园曰：“我过老爷岭不止一处，惟此处为最奇，俨若四壁皆关帝也。”涛园素豪放，亦作色曰：“此语摹写入神，关帝信有灵也。”北人言其显应处，无奇不有，前门边有一小庙，香火之盛，无以复加。传言崇祯时，宫中塑二像，令日者卜之，曰：“一命长，一命短。”帝怒，偏令命短者供之宫中，命长者屏诸前门外。果也，不逾年，明亡宫毁，即像亦与焉。前门外之像，至今香火不绝，官员出差，必往拈香。又有一次，诸名士设一乩坛，忽乩书汉寿亭侯临坛。有一狂生，乃书“吕蒙”二字于掌，曰：“乩如有灵，当知我掌中何字？”乩书二语曰：“汉家天下今如此，关羽何须畏吕蒙？”众益惊服。其余似此者，不可殚述。祀典则以前清为盛。有清入关，战时，每显灵助战，以后遇有战役显应，则必加封号，祀典渐隆。他处庙像皆坐像，京城官祭之庙则用立像，因其庙皇上或亲诣祭也。或疑曰：“壮缪显灵助战，如果有其事，然不助明而助清，则又何说？”应之曰：“壮缪助清，亦助明也；明不能制闯贼，借助于清，以拯民水火，谓之助明，亦何不可？”此说亦言之成理。总之，正直之谓神。壮缪一生，殆不失“正直”二字，当其始从昭烈，旋为魏武所罗致，嗣觉魏武不轨于正，以昭烈为彼善于此，复从而为之戮力。伐吴之役，亦以其时大局尚纷，民生涂炭，不得不冀得一当，以致太平。秭归蹉跌，则关于天数，死有余恨也。而其浩然之气，下为河岳，上为日星，亘千古而不灭，其显灵助战也，亦以千万人壮气所锺，遂偶触之以为用，而其如在其上，在如其左右，则亦以人心为之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上干天怒，为人心之所不容，亦即正气所不容也。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者，亦谓正气千变万化，无方体，无定向，固难刻舟求剑，亦非惝恍无凭也。壮缪之事，当以此理断之，不然，则数百年之馨香，亿万人之意向，岂能毫无依据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