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偶谈

户婚田土之案，从前归于钱谷，今则曰民事诉讼，皆为钱而已。金钱万恶，争钱必争气，讼案所以易涉货贿也。钱谷幕友，操守每逊于刑名，官场轻视钱幕，亦即为此，然而贪吏喜之矣。吏虽不贪，而有藉之为傀儡，于中取利，而吏亦不免贪名。是则贪吏之所喜，亦即廉吏之所惧也。故《牧令全书》谓：“钱谷之案不能轻断，断则必翻，不如诿之公亲调处，而翻者却少。”此即《易》象所谓君子以明慎用刑，无敢折狱之说也。
潍侄既到彭泽任，恶民情之刁，讦告之不易防也，来书问补救之法。余告之曰：“汝自命法政家，能断案耳。殊不知词讼一判曲直，便有一德一怨。汝断百案，便有百个怨家，怨家哪肯说汝好话。吾此言非教汝不断案也。真正刑事之案，却宜迅速断结，如果处当其罪，而又出以哀矜，则民亦何怨！所最宜慎者，民事之案耳。户婚田土，头绪纷繁，情伪百出，人各绘一图，各持一据，目迷五色，从何处说起！是非使之调处不可。《牧令书》曰：‘公庭之曲直，不如乡党之是非。’此调人之职，所以为世重也。”《牧令书》虽多门面语，不必尽合事实，然此数语却可诵。调处不了者，官岂能不断？但少断案，总少怨家也。吾生平听讼颇不让人，今为此言，岂尽滑稽哉！
乱世官威易行，平世官威转损。官之威，亦恃力为之助耳。乱世官以武助力，虽甚贪暴，民纵智，不能与武抗也。平世官以法助力，民之智，正可缘法生奸。吾平日不喜谈禁令者，即是此意。语云：“下民易虐。”此亦指良懦者言耳。然民即良懦，而其旁有不良懦者，指而导之，亦何曾易虐哉！盖民之智多，不特廉吏难为，即贪吏亦何曾易为？不特循吏难为，即酷吏亦何曾易为？古之称廉吏、循吏者，临行卧辙留衣，旋而立祠立传，何曾非此多智之民操纵其间，而运用其智乎？
《书》曰：“民可近，不可下”，《诗》曰：“顾畏民{品石}”，从古民气固不可侮也。自政衰官横，士之黠者，挟民气之说与官抗，而官败矣。官不甘于败也，乃挟兵而与民抗，而民败矣。民又不甘于败也，挟匪而与兵抗，而兵又败矣。兵亦不甘于败也，通匪而与民抗，则民更大败而特败矣。其实官也、士也、兵也、匪也，其始皆民也。民之黠者究少数，不黠者究多数，相持日久而无以了局，黠者悔矣，不黠者亦悟矣。其始之抗也，势胜而理诎；其悔而悟也，理胜而势诎，理胜势诎，天下太平矣。此亦古今治乱之机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以政则不能无禁令，禁令愈严，而缘法作奸者，滋弊必愈甚，此以政不如以德之善也。余外任廿四年，除禁烟及禁假命案外，绝不悬一禁令。明知佐贰杂职，皆藉例以收陋规，余只考察僚属，不使滥索，绝不容缘法者得以售其奸。此意稍明治体者亦多知之，非谓余有特识也。即以余所禁二端而论，禁假命案只在官能廉明，权自不至旁落；禁烟则以国际关系，不得不锐意行之。然不料继吾后者，破坏灭裂，一至于是也。
中外交涉，译署总其成，而教案则地方官之责也。教民播恶，鱼肉平民，余守赣九年，适丁其厄。百计镇压，终未得当，抱疚在心。嗣义和团起义，仇教号召，不无卤莽。外人以杀使辱国，藉保教为名，联军入京，索赔巨款，协定苛约，而始退兵。因是而教<舀炎>愈张，民怨愈甚，不数年，遂有南昌之变。南昌之案，外人实无戕官之事，兵舰一到，自满所欲而去。然外人从此亦大有觉悟，知教民之不可袒也，乃隐将教权裁削，禁教士不得干预讼事，而数十年之教祸息，而民脱水火矣。然外人初无明文宣布也，余到苏州时，见教士之不入公门，后始讠ぁ知其故，此诚中国教祸起灭之大转机也。
中国外患内忧相迫而至。然环顾海邦，仍各有岌岌自危之势，甚矣纷乱之已造其极也。此何故哉？天祸中国，天不止祸中国也，环球生计均感穷蹙，相逼而成也。试问今日何国之民得安居乐业者，恐未易言。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有国者所当上下觉悟，而谋所以转祸为福也。一国一党之争，皆局部之事，无关于大本也。
邵尧夫闻杜鹃，有南人作相之惧；宋高宗有“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何所归”之愤言。中国人本有南北之意见也，当国者持同轨同文之旨，极力维持，苦心消弭，不得谓毫无政策。明清两朝，各得延祚二三百年者，以割据偏安之祸根斩除殆尽也。清季议立宪，又有联邦自治之说；旋以南北争持，又有南北分治之语。不知联邦自治，是须邦邦备兵也；南北分治，是须南北各备兵也。近世殚一岁之所入以养兵，犹且不给，况又分之乎？北方地广民贫，南方地狭产富，以南济北，相安已久。且川之济滇黔，粤之济桂，浙之济闽，所谓受协省份者，南之中又相济焉，此理财之关系也。袒护同乡，悬为厉禁，本地人作本地官，亦悬为厉禁，故人才相资，四海皆为兄弟，无相猜忌。今曰自治，是此省之人，不能治彼省，甚至此郡此县，不能治彼郡彼县，是一郡一县之外，不相来往也。中国一千九百县，是分为一千九百国矣。外人不来瓜分，自己先瓜分矣！且一县为一国，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国，皆敌国也。敌国相侵，乱岂有定乎？此又用人之关系也。然则中国不统一，其可能乎！今国难急矣，慎勿再搬演名词，徒乱人意也。
《诗》曰：“既克有定，靡人弗胜。”言天终有定时，终有胜人之时，且环球并无二天，天管中国，即环球各国无不管也。譬如天道恶盈，今日各国机器发达极矣，而天以工商恐慌警之，即天之恶盈也。天道福善祸淫，中国军阀当日狂嫖烂赌，而天以屡次覆败警之，京官当日亦狂嫖烂赌，而天以变作灾官警之，即天之祸淫也。天之阴骘下民，其舒惨迟速之数，固有示人不测者。莫谓天网不漏之说之不足信也。
党派纷争，政局不定，无他，政不在养民而已。然昔之养民也易，今之养民也难；昔之养民也省，今之养民也费。何以谓之费？今日之势，非裁兵不可。未裁之兵当养，已裁之兵亦当养，且未为兵之人，尤不能不养，则养之费岂能堪哉！舍之不养，则战祸复起，广取民财以养之，则流寇亦必起。为今之计，非大借外国之财，大举建设不可。大举建设，则无论旧人新人，皆有所安置，而小民亦得以沾其利，岂不皆大欢喜乎！且痛减赋税，以旧日正供为度，专办旧日之政。如此，则政不繁，赋不重，物价大贱，而民不胜其乐矣，岂非一举而数善备哉。然欲借外人之款，必先量外人之力，欲量外人之力，必由大局之定而生。然则大局岂能长不定乎？外国亦不能不同负此责也。
华侨散处各地甚多，而能拥赀成业者，究以南洋为盛，而发达亦最先。从前寄款回国，络绎不绝，今则外国工商恐慌，同受影响。能举华侨之产，而救祖国之贫，杯水车薪，亦属无济。然人数究众且多，不忘祖国；其致力于实业，经验亦富，国家如果善为招徕，则源源归国，于国力亦不无小补也。
入其疆，土地辟，田地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庆，赏也。让，责也。此古者天子巡狩诸侯之制也。今观列国，其田野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者无论矣。乃有地无旷土，野无游民，而且市肆繁盛，日用优美，其国事则谋之元老，庶政则合之群策，不失养老尊贤之意，乃观其国中，人心不定，仍岌然若不可终日者。此何故哉？盖霸者欢虞之民，日久不能相安无事也。然不能相安，又何能终于不安哉？识者有以知其不然矣。
列强备战，战机逼矣。子独言不能战，何也？曰：“各国皆穷也。”“穷何以犹备战？”曰：“半以备国防，半以空言威胁，而欲以柔道制胜也。”曰：“此策不行奈何？”曰：“逼而再一战，亦暂时事耳。且战之胜负，亦无把握。”“绿气炮极猛烈，不恤人言，非不可以借一乎？”曰：“如用绿气炮，则人类必绝，乾坤毁矣，天固不许也。”“然则专用飞艇乎？飞艇价省而效速，横空飞翔，多多益善，不可以一逞乎？”“然一利器之出，科学家必另制一器以破之。闻近来甲年所造之艇，乙年即不能用。前途危险，正未可知。当日奇肱国作飞车矣，飞车与飞艇同，飞车果可利用，可以至今不传耶？战胜本侥幸之事，况胜一无所利，败则必至亡国，恐列强必不为也。”
韩非子说十过，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道也。”不量力而徒恃外国之助，国必至于削，此固然也。而按之近日时势，却不尽然。欧洲多小国，而间于大国，却赖各国联盟，得以均势，而免于削。惟国小必弱，即有礼于大国，如非均势联盟，岂能免于侵侮！则谏臣之审时度势，固不宜轻发议论，而使臣之御侮折冲，又岂可不慎重其选哉！
●卷四
余生于咸丰五年，正值大乱。至十二岁而各省肃清，廿三岁到京时，完全一升乎景象。《传》云“十年生聚”，其期固不爽也。今日各省民生涂炭，不亚于咸同之时，特不知何日可生聚耳？
《孟子》言：一治一乱。易卦于剥之后，继之以复。今固乱时也，乱必有治；此固剥时也，剥必有复。古人有见于此，著经世之书，以待将来，不以世乱妄自菲薄，徒忧伤憔悴以终。语云：“天下自乱，吾心自太平。”诚非无所见而云然也。
局外说闲话，天下无难事；事后说闲话，古今无完人。此四语，吾幼时闻之父执杨陶径学博森藩所言也。其人皓首庞眉，丰采焕发，议论风生。常到我家，所谈皆足以动听，惟此四语余牢记在心，至今不能忘。后生小子动辄开口骂人，亦自成其夭相而已。
孙夏峰云：“勿系恋既往，勿悠忽现在，勿希冀将来。”此三语吾屡屡举以告人。看似甚浅，然苟能力行此语，则不知心地要何等干净。吾老矣，从前所做之官，与所用之钱，绝不介介，即所谓勿系恋既往也。目前只守勤俭二字，应做事必做，应读书必读，即所谓勿悠忽现在也。至于后来之功名富贵四字，绝不一著梦想，即所谓勿希冀将来也。人以我之顽健，谓为善于养生，其实皆得力于此三语也。
名不可以太盛，盛则易惹是非；权不可以太重，重则易丛恩怨。周孔之圣尚且不免，况其下者乎？今而知巢、许之清高，老、庄之冲逸，亦自有千古也。
孔子之美柳下惠也，只述其三黜不去之言，此外不著一字。所谓欲求其遗议，则亦无形，诸叹赏，则已赘也。若论孔文子之不耻下问，许之为文，称其一节也。论臧文仲之居蔡，明其非，知不宥其一眚也。圣人臧否人物，且有权衡。今之论古来人物者，震其功名，便极意揄扬，不留遗议；而于其薄眚微瑕，不惮曲笔而为之讳。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如谓建功立业之人，无一非循规蹈矩，是曲避吹毛之嫌，转失纪事之实，何以昭示后人哉？夫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律己之严，隐恶扬善，执两用中，察言之知也。而于论世知人之旨，固有间也。
香山诗曰：“胸中无细故。”放翁诗曰：“不思明日事。”此语看似平易，细按之，即主静之学也。人到老而闲退，则目前之事，何一非细故？即非闲退，而浮生若梦，一生之功名富贵，又何一非细故哉？明日之事，今日岂能预定，思之何益？苟知此意，即此是学也。
王亻禹翁曰：“上山则惫，下山则快，以下山之快，偿上山之惫，不如平地之安也；曝日则热，浴水则凉，以浴水之凉，解曝日之热，不如就阴之爽也。”此平易之言，亦即以静镇躁之意也。
吕新吾曰：“嗟夫，吾辈日多而世益苦，吾辈日贵而民日穷，世何贵而有吾辈哉？”此才算是有责任之言。今人动曰：“天下安危，匹夫有责。”试问比年以来，百姓日苦一日，日穷一日，果谁使之，孰令致之，试问何以自解？
语云：“虽万不可却之情，求屡亦厌；虽万不可抗之势，逼极亦争。”又曰：“有情不可讨尽，有势不可用尽。”此等阅历有得之言，求之近今之人，似未有见得到说得出者，殊不慨也。
朱柏庐曰：“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盖人有祸患，本是自作之孽，然安知无冤抑之时，若幸灾乐祸，岂不有伤忠厚乎？况生当乱世，人之苟全性命者，殊非易事，其身遭不幸者，何可偻指？此孔子所以不尤人而悯人之穷也。
《大学》曰：“为国者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是利须辅义而行也。今人亦云：“有权利，须有义务。”亦未尝惟利是图也。然利而曰权，是利所在，即权所在也。史迁曰：“贪夫殉财，夸者死权。”曰殉曰死，同一死路也，是权利直可作权害解也。人之争权夺利者，抑何知害而不知避也。
吕新吾曰：“且莫论身体力行，只听随在聚谈，曾几个说天下国家、身心性命、正经道理？终日哓哓剌剌，满口都是闲谈。吾辈试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间，可否如此度日？”此言诚是也。但今人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为藉口，逞臆而谈，祸人家国，卒之党派纷歧，闹成内乱不已。噫！人心世道之忧，是岂新吾所及料哉！
西人谓孔子为大政治家。吾自外任后读《论语》，便与幼时意境大不相同。新吾《呻吟语》，非徒讲学也，其论治处尤为真切有味。陈文恭所著《从政遗规》，亦语语著实。吕、陈相距百数十年，其体悉民情，多若合符节，然即证诸《论语》所云，亦何尝不一一吻合。无他，同是中国人，古今固同此性质也。今日欧风东渐，国体更变，渭将来人心世道，必异于古之所云，则亦一种疑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