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伪书考

　　　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着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他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这是很明显的证据。此外，钱玄同先生又告我两件窜乱的实事：其一，宋楼钥攻媿集，徐森玉先生(鸿宝)曾用宋本校对一过，发见四库本改窜甚多，而尤以他替妇人所作的墓志铭为甚。因为宋代女子夫死改嫁是平常的事，故原本攻媿集中常记女子改嫁的事实，及其前夫、后夫的官衔。但四库馆中人则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便一一替它改易，必使她从一而终。至于把她归于哪一个丈夫，则以官阶之大小而定：前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前夫，后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后夫。其二，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其书中土久佚，修四库书时根据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夷狄之有君」一章，疏意为夷狄虽有君，犹不如诸夏之无君；而四库本的疏意，则是诸夏无君，犹不如夷狄之有君。意义极端相反，而乃发现于同一书中，其字数又相同。知不足斋本亦据日本刻本，但此章的疏文，初印本与日本本合，后印本则与四库本合。盖四库馆臣因清帝出身女真，故每逢书中说到夷狄的，或文字上，或意义上，必改得它不伤皇帝的面子而后已。知不足斋本既已刊成，始知馆中改笔，不敢不依钦定文字，只得挖改了。(近年上海石印知不足斋丛书即用初印本，犹未挖改，而古经解汇函中的论语义疏则用四库本，两书均易见，大家不妨把它们对勘一下。)从这些地方看，清高宗时开四库馆是有主义的，有作用的。他们对于古籍，不是客观的整理。他们用了自己的主张和凭藉了自己的地位，把古今学术审查一番：哪种应提倡，哪种应遏绝，哪种应依因，哪种应改变，借编纂之业以行其去取予夺之权。倘使那时还没有刻书的一件事，传钞的本子又相习以四库为正本，则数十百年之后，四库本即得统一全国的书本了。看了这些事实，可知刘歆在校书时改窜许多古书是很可能的，我们正不必对于今文学家的攻击作过分的怀疑。
　　姚氏着作，当时或有几种刻本，因为在好古堂书画记及书目上证明他不是一个穷人。就算他的着作卷帙太多，或因他没有及身写定而不刻，也必有许多钞本。何以四库总目上只把他的庸言录存了目，其他连存目也彀不上呢这很明白，他的怀疑古书和攻击古经师的态度绝不为四库馆诸臣所容，或竟被销毁了；他们又虑后人有赞同其说的，故即于庸言录的提要上作总括的一骂，以见其人之不足取。实在清学到了干隆时，古代的偶像又唤起来了，清初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已变成信守汉人师说的风气了。只有伪古文尚书，因为它起在魏、晋间，彀不到汉，没有汉代的权威者为它保护，又因它的宗师是王肃，适为汉学宗主郑玄学派的敌人，又因当时大师惠栋亦曾继续阎氏之业而为古文尚书考，故他们对于清初提出的许多辨伪问题只有伪古文尚书一案是承受了的。姚氏太勇了，什么书都要疑，当然应受他们的排斥。姚际恒的传状，我们找不到。现在姑把毛奇龄的西河诗话和吴振棫的杭郡诗辑中两段文字写在这里，权当他的小传：
　　　亡兄大千为仁和广文，尝曰：「仁和祗一学者，犹是新安人」，谓姚际恒也。予尝作何氏存心堂藏书序以似兄，兄曰：「何氏藏书有几，不过如姚立方腹箧已耳！」立方，际恒字。及予归田后作大学证文，偶言「『小学』是写字之学，并非『少仪』」、『幼学』之谓，不知朱子何据竟目为童学，且裒然造成一书，果是何说」立方应声答：「朱所据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记正指字学，诚不知朱子何故袭此二字」，因略举唐、宋后称「小学」者数处，皆历历不谬。坐客相顾皆茫然，则度越时贤远矣。第是时兄已死，予述兄语示立方，立方即赠予长律二十韵，……其情词笃实；始知亡兄非轻许人者。(西河诗话卷四)
　　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钱塘监生。……首源博究群书，撑肠万卷。……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精治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予婚嫁毕而治九经」。遂屏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凡一百六十三卷。又着庸言录若干卷，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持论极严核。其家构海峰阁，西面湖，檐际悬旧窑霁红，夕阳映射，一室皆作霞光。有西绝句云：『高阁虚明木榻施，昼间兀坐每移时。湖山一角当面，烟树残霞晚更宜」。(国朝杭郡诗辑；前段与武林道古录略同。)从这两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实：(一)是徽州人而住在杭州的；(二)他五十以后始专力治经，阅十四年而成九经通论；(三)古今伪书考是庸言录的一个附录；(四)他是一个很有艺术意味的人。他的生年，可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里寻到。文云：
　　　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闭户着书，攻伪古文。萧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来。不可不见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岁。出示其书，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与上梅氏、郝氏同；得则多超人意见外。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卷八)
　　阎若璩是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生的，姚氏比他小十一岁，则是生于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他们两人相遇，在康熙三二年(癸酉，一六九三)，是年阎氏年五十八，姚氏年四十七。当他四十七岁时，所着攻伪古文的书已成十卷了，可见他并不剽袭阎氏之说，只是不谋而合；又可见他研究经学并不很迟。或者他在九经通论中先成古文尚书通论，故阎氏见他，但提此书；朱彝尊的经义考中亦但着录其古文尚书别伪例。他成了此书之后，就用了研究伪古文尚书的方法，再去研究别种经书。(诗经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一七○五年；春秋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七。)当他六十四岁(康熙四九，庚寅，一七一○)九经通论脱稿时，阎氏已死了六年了，朱氏也于上一年死了。再过些年，学术的重心移到惠栋、戴震的身上，清初的辨伪运动便成了「过时货」了。所以姚氏的学问，此后就不听到别人谈起，除了杭世骏之外，干、嘉学者几乎没有引用他的片词只语的，到四库馆一开，学术思想更统一了，他便没有立锥之地了。他的卒年无考。我们只能从上条知道在一七一○年以后。但前年柳翼谋先生(诒征)在好古堂书目跋中谓参之以姚之骃序，必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之前。按姚之骃序云(此序多误字脱字，今以意增改，加括弧以别之)：
　　　自柱下盛文史，而后代侈言藏书；秘阁而外，若车，若库，若架，若仓，不知几千万卷也。然人之于书，多藏者未必善读；虽有十行俱下之目，而政事倥，酬应纷如，彼别架迭窗者徒侍束修半(此四字有误)而已。故侈言藏书者，名也。若予世父首源先生则不然。先生自束发受书，已能沈酣故籍；乃一生坎壈，兀兀穷年，惟日手一编枯坐。先世既有藏书，乃口(更)搜之市肆，布□(函)巾箱，□□(汗牛)充栋；久之而插架者与腹笥俱富矣。然则千古之多藏而善读者孰如首源先生哉！先生于暇时录其书于簿籍，计如□(千)卷；予小子受而读之，为写副墨。□(至)子(于)先生乎(手)着，几于等身，皆从藏书中咀华嗽润而出之者也，故谨附录于后。
　　康熙乙未夏杪，钱塘姚之骃敬题于露涤斋。
　　这篇序上有「一生坎壈」之语，或可作为在他卒后之证。但味「先生于暇时录其书于簿籍，……予小子受而读之」之言，又若生存时语，似乎姚际恒编好之后他即去借钞的。而且序中但云「世父」而不加一「先」字，似亦非卒后的确证。我们姑且把他的卒年作为悬案罢。
　　序中说：「先生手着几于等身，……故谨附录于后」，可见这书的末尾原有一篇姚际恒着书详目。但八千卷楼的钞本里竟尔缺去，这真是十分可惜的。自从鲍廷博为了同乡的关系(都是徽州人而住在杭州的)，把他的古今伪书考从庸言录里分析出来(所以分析的缘故，当因庸言录已为四库馆所痛斥而不敢刻)，刻在知不足斋丛书里，他的姓名纔「若存若亡」于学术界中。自从张之洞在书目问答里录此书于目录类，又于輶轩语中称此书为「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纔激起初学者的注意。近年来，他的着作交了好运了。诗经通论，成都有重刻本了。古今伪书考，重刻和翻印的有五六种本子了(此数种中，以沔阳卢氏慎始基斋丛书所刻为善)，且有替他作笺释及重考的了。好古堂书目，南京国学图书馆中也影印出来了。学之显晦有时，我们虽不能看见他的全璧，但即在此一鳞一爪之间，也可以领略他的伟大的器局。现在，我们编录辨伪丛刊，又把此书标点印行。承韩叔信先生的好意，助我校点，敬致谢忱。以前所作的笺注所以不附进去，因为我们已豫备编辑群经辨伪集说、诸子辨伪集说……等书，觉得不必为这本小书装上一个大尾巴了。
　　十六年前，我曾手写此书，作了一跋。现在见解虽有变迁，而这篇文字大体可存，所以仍置于本书之后。又姚名达先生所制宋胡姚三家所论列古书对照表，因为我们的辨伪丛刊已把这三家的书依次刊出，故亦列为附录，以便读者对勘。承名达先生允许我们编入本册，并此道感。
　　顾颉刚
　　一九三○，二，廿三
　　　　　　古今伪书考考释序　
　　金受申
　　夫治学之要，首宜知书之真伪，然书籍之真伪考之颇难，故必有专箸以备用。但考据不详，解释不清，致学者反感困难。第观姚际恒之古今伪书考，每多囫囵吞枣之弊。申不揣谫陋，从事考释：凡原书不详清处，再考释之；其原书已详清者仍录之，以备学者检阅；原书有不必考释者，亦照录之。今既刊行，聊辑数语于篇首，以待教焉。
　　昭阳大渊献北京金受申谨识。
　　　　　　重考古今伪书考　
　　蒋维乔
　　读书之难，今甚于古。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古人今人年寿相若，精力相若而载籍之日出，浩瀚不穷，此岂非今人所费之日力，将什伯倍蓰于古人欤。于是有专为目录之学者，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读者庶大可省其日力焉。二刘校书，尚已。隋志而下，目录专家之学者，更仆难终。大抵囊括群典，甄酌陈言。未有专攻一部分之伪书，而勒为一录，以饷学者。盖尝有之，传者阙如。于是姚氏首源之古今伪书考一书，遂不胫而走，几于家喻户晓矣。然而姚氏与阎氏百诗，并世而生。其思精学博，未足以逮阎氏之百一。阎氏着古文尚书疏证，论某氏之伪，遂成定谳。若姚氏之作，论群书之伪，多有未足以成定谳者。抑亦阎氏专攻一书易，姚氏攻群书难，所以愈不逮也。逊清三百年来，考订学之盛，迈越前古。顾子惕生自幼耽读群书，先治宋学，继治汉学，治经用高邮王氏、德清俞氏家法，精于小学，实事求是，其博稽载籍，亦非有二法也。尝病姚首源氏读书未精，往往以不伪为伪，世有讥者，顾尚无良书以纠正之，贻误后学不，因更撰重考古今伪书考，驱策群言，成竹在胸，发明古籍之奥蕴，是正世儒之讹谬，斯诚可谓姚氏之诤友，而后学之津梁也。惕生于书无不窥，等身作述，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授八载，编述讲稿，至十余种之多，辛勤逾恒，今将次第印行，汉书艺文志讲疏、中国文字学最先出，均已重版行世，其书咸繁称博引，往往独抒己见，前无古人，是亦可想见其为人也。重考古今伪书考，乃出其余力为之，亦以欲继撰隋书经籍志讲疏，未竟，而先为此书，然多有其汉书艺文志讲疏中所未言而极精到者，故此书与汉志讲疏，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而其流行之久远，可预卜也。同邑蒋维乔叙。
　　　　　　重考古今伪书考序
　　顾　实
　　中国旧籍，浩如烟海。于是有目录学者，为读一切书之门径，方法之良，无俟言喻。顾自学术进步，继长增高，则后来之为此学者，对于昔贤，不免多所訾议。语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章炳麟曰：「凡说古文艺，不观会通，不参始末，专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上者为章学诚，下者为姚际恒，疑误后生多矣。」太炎此言，足以振发举世之聋聩。章实斋之说，犹其上焉者，尚虞其疑误后生，则姚首源之下焉者可知矣。首源古今伪书考一书，脍炙士林。逊清嘉道之际，周中孚尝谓其书「误本旧说，以不伪为伪，未免为前人之说所愚」，可谓洞中穴窾要。余生也晚，雅不以此书为重，每屏置弗顾。则姚氏生当清初，值学荒之世，徒抄撮通考之类去取殊多失当。又一，则吾人今日承诸老师宿儒之后，所凭藉之雄厚，将十百倍于姚氏所，恶用此已陈之刍狗为也。自张之洞輶轩语称姚氏此书「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而士林多震眩其说。不知此书兼包经史子，而张氏偏举其为子类之书，出言已先有谬误。盖当官之谈，酬酢士民，必有率尔失检者矣。顷见姚氏此书，大为流行，各大学、各高三中学，咸油行发布，莘莘学子，几于人手一编。余方深悯社会常识之不健全，犹颠倒于三百年前之陈说而不自觉也。会衔校命入都，参与清宫古物事，在琉璃厂书肆，有新出版书，题名古今伪书考释者，亦多空衍姚氏之说，无所规正。岂举世滔滔，终莫为姚氏之争友耶。返校而后，略据诸家考订，暨平素心得，穷数日夕之力，每一书下，辄将姚考列前，余考列后，藉省学者两购，颜曰重考古今伪书考，庶几供一时研究国学者之急需，而稍尽区区之职责云尔。世有闳淹之君子，幸匡不逮。夏历中华民国十三年冬十二月，识于东南大学之六朝松下。武进顾实。此书在东大，用作教本，为诸生讲之。友人胡朴安为登载国学周刊中，初名古今伪书考笺正，嗣因未安，重更今名。案姚氏此书一卷，原分经史子三类，今分为三卷。又原分有真书杂以伪者，有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今传者不知为何人作者，有书非伪而书名伪者，有未足定其着书之人者，委琐分别，今并为一卷。共四卷。姚氏原序，止限经史子三类，不入集部，而子类滥入杜律虞注一书，当入集部，前人已讥之。又余重考中有曰「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者，亦余所着书，参考当益明白，至如麻衣正易心法，家礼仪节，天禄阁外史等书，无关重要，概不更考，以省烦累。顾实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