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学考

　　汉儒著书，初守一家之说；至于宣、元以后，则不能主一家。如刘子政学《穀梁》，而《五经通义》、《新序》、《说苑》中所载礼制，乃有与古学同、今学异者。是不专主一家之证。
　　汉初古学不显，而《公羊》中乃多用古礼，此古学先师在《公羊》著录以前已经大行之证。因《公羊》之录用其说，足知其书出在秦以前矣。
　　《穀梁传》言：「誓、诰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与《荀子》同。据此说，则今说谓周初无盟，桓、文不交质也。《周礼》有盟，《左传》有交质，此即实事，亦不与今说相妨。《周礼》非周公手定，《左传》桓、文亦无交质事，疏家乃以《穀梁》为汉初人著录，不见古籍而然。如此说，则何以解于《荀子》？又《穀梁》为汉人作，从何得来？凭空臆造，全无实据，然疏家说不足驳斥也。
　　《春秋》去文从质、因时救弊意，本于老子，而流派为子桑、惠、庄之流。墨子学于孔子，以其性近，专主此说。用夏礼改周制，本之于《春秋》，如「薄葬」即《王制》不封不树之意。特未免流于偏激，一用夏礼，遂欲全改周礼，与孔子之意相左矣。春秋时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张也。《论语》「禹无间然」一章，全为《墨子》所祖，所谓崇俭、务农、敬鬼、从质，皆从此出。然孔子美黻冕，墨子则并此亦欲改之。当时如墨说者不下数十家，特惟墨行耳。
　　礼学之有古、今派，是也。然七十子之徒，文质易见，异同最多。所言之事，有不见于《周礼》、《仪礼》、《王制》者，此等礼制不能归入于今，亦不能归入于古。窃以此类亦有数例。有为经中未详之义，补经未备，如《仪礼》诸记之类是也。有为缘经起义，如《诗》、《书》有此说，先师存此义，为《礼经》所不详，如《王制》言天子大夫为监之类是也。有为沿革佚文者，《周礼》、《仪礼》皆一时之书，一代典礼，每有修改；《礼纬》言周初庙制，与后来不同，此亦修改之例；不知《周礼》为何时之书，《仪礼》为何时之书，则其中不无修改刊落之文，如《左氏》言文、襄之礼之类是也。有异说别录者，古人习礼，质文随意，有既从一家而其异说亦偶存之，如子游、子夏之裼袭不同是也。有为士君子一人之事不合时制者，如《乡党》记孔子之事，张盟生说此皆孔子一人之事，与常不同者，使常义则可不见，又其事为朝廷所不详之事，故随人而改是也。有为训诫之事，如《少仪》、《弟子职》之类，并非国家一定典礼，私家编此以训童蒙，言人人殊，详略随意之类是也。有礼家虚存此说，欲改时制，未见施行者。有因缘失本，误据为典要，实与礼制不合者。有残篇断简，文义不全者。有经传混淆，前后失次者。有句读偶误，断续非真者。门目既多，岂能必所言之，皆合本义？故说经以《礼记》为繁杂难通。然既得其大纲，再为细分节目，有所不解则姑阙疑，就所立门目以求之，想当十得八九矣。
　　《周礼》之书，疑是燕赵人在六国时因周礼不存，据己意，采简册摹仿为之者。其先后约与《左传》、《毛诗》同，非周初之书也。何以言之？其所言之制与《尚书》典礼不合，又与秦以前子书不同。且《孟子》言：「诸侯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无缘当时复有如此巨帙传流。故予以为当时博雅君子所作，以与《王制》相异。亦如《左传》之意。其书不为今学所重，故《荀》、《孟》皆不引用。其中礼制与《左传》不同，必非一人之作。但不识二书孰在前，孰在后，孰为主，孰为宾也。
　　《仪礼经》为古学，《记》为今学，此一定者也。今不能于二者之中而分之。大约高堂传《经》以后，已为今学。后《古经》虽多廿余篇，无师不习，是《经》亦今学之经矣。于此经欲立今、古二派，殊难措手。然细考《记》文，颇有与本经不同者，则《经》为古学，《记》为今学，亦不妨稍分别之，以示源委区别之意。
　　西汉今学盛，东汉古学盛。后盛者昌，而《易》、《尚书》、《诗》、《礼》之今学全佚。而惟存古学，无以见今学本来面目。犹幸《春秋》今学之二传独存，与古相抗，今学全由《春秋》而生，又孔子所手定之书，其所以不亡，或者鬼神为之呵护。予立今学门户，全据二传为主。至今学所亡诸书，皆以二传与《左传》相异之例推之，以成存亡继绝之功，准绳全操于此。此又治经之一大幸也。
　　《异义》引今、古说，有经传、师说二例。师说多于经传，十分之七八，非议礼之口说，则章句之繁文，未足为据。汉廷议礼，视丞相所学。苟与之同，虽屈而可伸；倘或异家，即长亦见绌。半以势力辩呐定优劣，无公道也。又东汉以后，今学与古学争，如《异义》所载是也。西汉以前，则今学自与今学争。夫一家之中，何有长短？乃意气报复，自生荆棘。如辕固、黄生之论汤武，彭祖、安乐之持所见，必于家室之中，别图门户之见。盖诸人贪立太常，邀求博士。汉法：凡弟子传先师说，苟其同也，则立其师；倘有同异，则分立弟子。故当时恒希变异以求立。严、颜因此得并在学官。大小夏侯，大小戴，意亦如此。其分门为利禄也。以此倡导学者，宜乎人思立异。实本一家，而夺席廷争，务欲取巧，遂致同室操戈。后来古学太盛，今学遂不自攻而深相结纳，以御外侮，而已有不敌之势。无事则相攻，有事乃相结，《唐棣》之诗，何不早诵乎!
　　予约集同人，撰《王制义证》。以《王制》为经，取《戴记》九篇，外《公、穀传》、《孟》、《荀》、《墨》、《韩》、《司马》，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纬候今学各经旧注，[据马辑本]并及两汉今学先师旧说。[《今文尚书》、《三家诗》用陈氏辑本。至于《春秋》、《孝经》、《论语》、《易》、《礼》尚须再辑]务使详备，足以统师今学诸经。更附录古学之异者，以备参考。此书指日可成，以后凡注今学群经礼制，不必详说，但云见《义证》足矣。如今《易》、《尚书》、《春秋》、《公》、《穀》、《诗》鲁齐韩、《孝经》、《论语》皆统于《王制》，可以省无数疏解。习今学者但先看《王制》，以下便迎刃而解。起视学官注疏，不惟味同嚼蜡，而且胶葛支离，自生荆棘。一俟此书已成，再作《周礼义》以统古学。而其中节目详细，均见于《经话》中。
　　地理家有鸟道之说，翦迂斜为直径。余分今、古学，意颇似此。然直求径道，特为便于再加高深；倘因此简易，日肆苟安，则尚不如故迂其途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然二派之外又有无数小派，稽其数目不下八九家。苟欲博通周揽，则亦非易事。
　　郑君号精通三礼。其《王制注》或周或殷，一篇数易。注《王制》采《祭法》，注《祭法》用《王制》，徒劳唇舌，空掷简札，说愈繁而经以愈乱，大约意在混同江河，归并华岱，自谓如天之大，无所不通，乃致非类之伤，各失其要也。[《后书?儒林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郑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礼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按：此谓郑君混合今、古也。]
　　今、古不同，针锋相迕，东汉诸儒持此门户犹严。许叔重治古学，《五经异义》是古非今，《说文解字》不用今学；杜、郑、贾、马所注《周礼》、《左传》等书，不用今说；何君《公羊注》不用《周礼》；是其证也。郑君生古盛今微之后，希要博通之名，欲化彼此之界，为何以笺《诗》，欲以今学入古也。为何以注《周礼》，欲以今说补古也。为何以注《尚书》，欲以今文附古也。今、古之分，自郑君一人而斩，尊奉古学而欲兼收今文，故《礼记》、《仪礼》今、古之文，一律解之，皆其集大成一念害之也。魏晋学者尊信其书，今、古旧法遂以断绝，晋儒林所传，遂无汉法，且书亦因此佚亡，不能不归过于郑君。盖其书不高不卑，今、古并有，便于诵习，以前今、古分门之书皆可不习，故后学甚便之，而今、古学因之以亡。观于表说可以见之，不可不急正者也。
　　郑君之学，主意在混合今、古。予之治经，力与郑反，意将其所误合之处，悉为分出。经学至郑一大变，至今又一大变。郑变而违古，今变而合古。离之两美，合之两伤，得其要领，以御繁难，有识者自能别之。
　　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西京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今文尚书》、《齐诗》、《鲁诗》、《韩诗》、《戴礼》、《仪礼记》、《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古文尚书》、《周官》、《毛诗》、《左传》、《仪礼经》、《孝经》、《论语》、《戴礼》。《易》学不在此数]以成蜀学。见成《穀梁》一种。然心志有余，时事难就，是以初成一经而止。因旧欲约友人分经合作，故先作《十八经注疏凡例》。既以相约同志，并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说，一俟纂述，当再加商订也。[昔陈奂、陈立、刘宝楠、胡培翚诸人在金陵贡院中，分约治诸经疏，今皆成书。予之所约，则并欲作注耳。]
　　予治经以分今、古为大纲，然稚不喜近人专就文字异同言之。二陈虽无主宰，犹承旧说，以礼制为主。道、咸以来，著作愈多。试以《尚书》一经言之，其言今、古文字不同者，不下千百条。盖近来金石剽窃之流，好怪喜新，不务师古，专拾怪僻，以矜博雅。夫文人制词，多用通假，既取辟熟，又或随文，其中异同，难言家法。两汉碑文，杂著异字，已难为据；况乃滥及六朝碑铭、新出残篇，偶见便欲穿凿附会，著录简书，摭其中引用经语异文异说，强分此今文说、此古文说。不知今、古之学，魏、晋已绝，解说虽详，毛将安附？此大蔽也。石经以前，经多译改，今、古之分，不在异文，明证在前，无俟胪证。陈左海以异字通假为今、古之分，亦不得已之举，徒取简编宏富，非正法也。古、今异字，必系不能通假有意改变者，方足为据。如《左传》之改「逆」为「送」，改「尹」为「君」，改「伯」为「帛」之类，实义全反，然后为异。不然则毕录异同，亦但取渲染耳。若词人之便文，晚近之误夺，牛毛茧丝，吾所不取。
　　《大小戴记》九十余篇，凡《礼经》记文不下十篇，以此推之，则别经之记当亦有编入者。今定《王制》为《穀梁》、《公羊》记；《曲礼》上半小学，下半为《春秋》；《檀弓》、《祭法》、《杂记》为《左传》记；《玉藻》、《深衣》、《朝事》、《盛德》为《周礼》记；《祭义》、《曾子》十篇为《孝经》记；《经解》、《表记》、《坊记》、《缁衣》为经学说之类。[详见《两戴记今、古篇目表》]经、记互证，合则再美，离则两伤，此千年未发之覆也。又《礼运》三篇，有经有传，当合为一大传。《大传》为经，《服问》、《丧服小记》二篇为传，当合为一。窃意此《礼运》三篇旧本一事，乃记夫子与子游论礼之言。子游习礼，此其授受之证也。后来先师各加注记。后因文多，分为三篇，经、传混淆，前后错杂，使读者如散钱满屋，不知端委。今因《王制》例推之，分为经、传，便有统制。至于《大传》为经，《服问》、《小记》为记，观其篇目命名，已得其大概矣。
　　俞荫甫先生以《王制》为《公羊》礼，其说是也。壬秋师以其与《大传》同，不言封禅，非博士所撰之《王制》，亦是也。盖《王制》孔子所作，以为《春秋》礼传。孟、荀著书，已全祖此立说。汉博士之言如《大传》，特以发明《王制》而已。岂可与《王制》相比？精粹完备，统宗子纬，鲁齐博士皆依附其说，决菲汉人所作。卢子幹因不能通其说，故以为博士作，以便其出入，实则非也。
　　《王制》有经有传，并有传文佚在别篇者。至于本篇经传之外，并有先师加注记之文，如说尺亩，据汉制今田为说，是也。此固为戴氏所补，至目为博士手笔，则误读《史记》矣。
　　《王制》无一条不与《穀梁春秋》相同。[说详《义证》]二书皆蚀蒙已久，一旦明澈，可喜何如？不封不树贰事，郑以为庶人礼，不知《穀梁传》已有明文。讥世卿、非下聘、恶盟，尊齐、晋为二伯，以曹以下为卒正，以冢宰、司马、司城为三公，亦莫不相合。至于单伯、祭仲、女叔诸人使非为监之说，则听《左氏》、何君之互争，不能一断决。范氏据《周礼》以驳传，亦无以折之矣。
　　《春秋》之书以正将来，非以诛已往。《王制》一篇即为邦数语，道不行乃思著书，其意颇与《潜夫》、《罪言》相近，愤不得假手以救弊振衰，则欲将此意笔之于书。又以徒托空言，仅如《王制》则不明切，不得已乃借春秋时事以衍《王制》之制度。司马迁言之详矣。《王制》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从质，见于《春秋》者也。凡所不改，一概从周。范氏注《穀梁》，以《周礼》疑《王制》，据周制驳《春秋》，是呓语耳。又孔子所改皆大纲，如爵禄、选举、建国、职官、食货、礼乐之类。馀琐细，悉不改。其意全在救弊，故《春秋》说皆以为从质是也。
　　今学、古学之分，二陈已知其流别矣。至于以《王制》为今学所祖，尽括今学，则或疑过于奇。窃《王制》后人疑为汉人撰，岂不知而好为奇论？盖尝积疑三四年，经七八转变，然后乃为此说。疑之久，思之深，至苦矣!辛巳秋，检《曲礼》「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数节，文与《春秋传》同，又非礼制，因《郊特牲》、《乐记》一篇有数篇、数十篇之说，疑此数节为先师《春秋》说，错简入《曲礼》者也。癸未在都，因《传》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穀梁》以同为尊周外楚，定《穀梁》为二伯，《公羊》为五伯。当时不胜欢庆，以为此千古未发之覆也。又尝疑曹以下，何以皆山东国称伯、称子，又与郑、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许男在曹伯之上？考之书，书无此疑；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无停虑，盖不啻数十说。而皆不能通，唯阙疑而已。甲申，考大夫制，检《王制》，见其大国、次国、小国之说，主此立论，犹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后悟《穀梁》二伯乃旧制如此，假之于齐晋耳。考其寰内诸侯称伯乃三监之说，然后悟郑、秦称伯，单伯、祭仲、女叔之为天子大夫，则愈奇之矣。犹未敢以为《春秋》说也。及录《穀梁》旧稿，悉用其说，苟或未安，沈思即得，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春秋》之别传也。乙酉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穀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抄《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为晚年说，弟子多主此义，推以遍说群经。汉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说。乃定《王制》为今学之祖，立表说以明之。蚁穿九曲，予盖不止九曲，虽数十百曲有矣。当其已明，则数言可了；当其未明，则百思不得。西人制一器，有经数十年父子相继然后成者。尝见其石印，转变数过，然后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于今古同异，颇有此况。人闻石印，莫不始疑而终信，犹归功于药料。此则并药料无之，将何以取信天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