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学考

　　今、古之分，于经传以《王制》、《周礼》、《三传》、《戴记》为证，于礼制以宗庙、禘祫、田税、命官、制禄为证，可谓详明。然此别其异同，试以「会同」明其意旨。《论语》有会同，是当时本有会同，故公西举之。此《论语》据古学之证也。《周礼》有会同，合于《论语》，是《周礼》用旧仪典册之证也。《春秋》无同，是孔子不守周礼，自立新制之证也。《左传》无同，是《左传》缘经立说，经所无者不能有之证也。《书?禹》、《诗?车攻》有会同，此夏周有会同之旁证也。《国语》、《孝经》无会同，此别派异于《周礼》之证也。即此一事考之，前后沿革，本原派别，皆可由之而悟。语简事繁，学者当举一反三也。予撰今、古礼制分类钞，以徐、秦《通考》为蓝本，分今为五派，古为六派。[详见前《流派表》中]以为正宗。凡古有今无、今古同、今古杂者，别立三门收之。子、纬亦附焉。至《易》、《书》、《诗》，旧皆同列，既无明文，惟据注疏分隶；今尽削落，不以为据，其有明文者，分为四代制，以入《沿革表》。《论语》今古兼有，亦如《礼记》分篇例，各从其类。汉人《易》、《书》、《诗》、《孝经》皆分今古，误说也。以《易》、《诗》证礼制，亦误据也。《礼记》兼有今古，以隶今学，误也。《论语》今古杂，今古二家立二派，各为家法说之，亦误也。今尽汰误说，别立新门。学者据此分钞，分说礼制，泾渭判然，不啻江河。执此治经，庶有澄清之效。
　　《司马法》司马主兵，《王制》之传也。其言兵制出师，与《周礼》不合，盖全主《王制》也。《孔丛子?军制》篇间于今古之间，有用《周礼》之文，有用《司马法》之文。今凡与《王制》、《司马法》同者，则以入《王制》；与《周礼》同者，入古学也。[又考《司马》逸文与《王制》同见于孔、贾诸疏所引者，今本乃无之。岂孔、贾所引别一书，今存本乃《穰苴书》欤？]
　　三统循环，由周而夏，此质家矫枉之言，孔子不主此义。周末名流，竞欲救文。老、尹、桑、庄，厌弃文敝，至于排仁义，不衣冠。矫枉者必过其正，此诸贤之苦心，救世之良药也。然风气日开，文明渐备，宜俗所安，君子不改，情文交尽，来往为宜，若欲改周从夏，不惟明备可惜，亦势所不行。继周不能夏制，亦如继唐虞之不能用羲、轩也。子桑伯子，欲复夏礼者也。《说苑》言孔子往见论文质之事。《论语》所谓「简」，谓夏制也；「敬」，谓殷制也。孔子许伯子之质，仲弓以继周不能用夏，惟当用殷，小参夏意，深明损益，洞达治体，与孔子语颜子意粗合。故夫子以南面嘉之，谓可与言继周之事。《王制》用殷礼，仲弓有启予之助。又孔子言服周冕，非独取一冕，凡仪注等威、章、服、文藻之事，皆从冕推之，故仪礼以及威仪皆不改也。「乘殷辂」、「辂」取实用，务于致远，凡制官、爵命《王制》所改之事，皆其太甚，有害无益者也。至于夏制，所取者少，人事日文，不能复古。惟天道尚质，行时郊祀，大约皆夏正也，假时、辂、冕以示其例而已。四科之中，颜子、仲弓以德行见。制作精意，二子得闻，以下偏才，舍大谋细矣。所改者今，不改者古，观其因革之原，而今古之事思过半矣。
　　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选举之政；因阍弑吴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门；因诸侯争战，乃使二伯统制之；国大易为乱，乃限以百里；日月祭之渎祀，乃订为四时祫祭；厚葬之致祸，乃专主薄葬。凡其所改，专为救弊，此今学所以异古之由。至于仪礼节目与一切琐细威仪，皆仍而不改。以其事文郁足法，非利弊所关，全用周制，故今学《祭统》祭礼仪注与古学《祭义》同也。凡今学改者少，其不改者，皆今古同仪。《礼记》虽为今学，然所言与经不相倍，以此仍用周制之故。通考分类钞，凡今无者，别为一册。入此门者，皆今古所同者也。
　　今学只一派。虽齐、韩参用古学，然其主今学处无异说者。古学则在经已有数派，不能同。故今古分类钞，凡专派与所无，皆为注明。如会同为《周礼》专派，禘尝为《孝经》专派。他家所无者，入之。又《周礼》无禘祫；《左》、《国》无祫；《周礼》朝、觐、宗、遇分四时，为专派；《左》、《国》有朝无觐、宗、遇。并为注明分隶。治古学者当守此界限，亦如今古之严。不可但因其俱为古学，遂蒙混而说之，如前人之混乱今古也。
　　今古之分，本以礼制为主。至于先师异解，汉人因其异师，亦以为有今古之别，实则非也。如爵制之大小，罍制之异同，六宗之名目，社主之松柏，既无所据，何分古今？又《尚书》稽古有「同天」、「顺考」之异说，然无关礼制，随便可也。因「同天」偶为今学家言，「顺考」偶为古学家言，学者亦遂以为今古有所分别，实则不然。今学附庸，古《周礼》无附庸。《异义》古学说有附庸，此亦后师误说。许氏有从今改古之条，皆此类也。
　　今学礼，汉以前有《孟》、《荀》、《墨》、《韩》可考。古学则《国语》、《周书》外，引用者不少。汉初燕赵之书不盛传，贾、张以外少所引用，然不能谓其出于晚近也。今天下分北、南、中三皿，予取以为今古学。由地而分之，喻古为北皿，鲁为南皿，齐为中皿。北人刚强质朴，耐劳食苦，此古派也。南人宽柔敦厚，温文尔雅，此鲁派也。中皿间于二者之间，舟车并用，麦稻交储，习见习闻，渐染中立，此中皿派也。齐学之兼取古今义，正如此。
　　《孝经》、《论语》，《汉志》有今、古之分。今欲复二派之旧，其事颇难。《孝经》为古派，全书自成首尾。《论语》则采录博杂，有为今学所祖，有为古学所祖。欲一律牵合，于今古说必多削足合屦之失。然旧有古今二派，又不能强合之，窃欲仍分为二家。《论语》今学详今，古学详古，凡异说皆注明，如附解存异之例。至于《孝经》，纯以今学说之，则又用《左传》以古礼说《春秋》之法。好学深思之士，必能成此书也。
　　今、古经传，唯存《春秋》。《王制》、《周礼》皆《三传》所据以为今古之分者。四家为今古之正宗，同异之原始。二门既别，然后先师各囿所习，推以说《易》、《书》、《诗》、《论语》、《孝经》。凡此五经今、古之说，皆后来附会之谈，非本义也。说《春秋》得孔子修撰之旨者，《三传》之中唯《穀梁》。说《易》、《书》、《诗》、《论语》、《孝经》，皆当力求秦汉以前之说。故五经今古先师之说，多与以前同。今当以秦以前者为正义，汉以后者为晚说也。
　　《艺文志》《孝经》下云：「各家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全处，古文皆异。」《孝经》古文异今文，不审是先秦原文，抑汉后译改？然必有不安，其说乃异，是今文自招之也。《左传》破今学，其所以立异之处，亦如《孝经》多由今说不安，或弟子主张太过，或义例繁难不能画一之处。古传则必别立一说以易之。如何氏《日月例》，何怪唐宋人极诋之？《范注》不知《春秋》用《王制》，何怪其据《周礼》以驳传？苟能尽明今学，则事理平实，人亦何苦而思易之。空穴之风，终当自尤也。
　　今以《穀梁》、《左氏》为今古学根本，根本已固，然后及《礼》与《易》、《书》、《诗》等经。盖古今起于《春秋》与《王制》、《周礼》，余皆先师推所习以说之者。《统宗表》即此意也。根本已立，然后约集同人以分治群经，人多经少，当易成也。
　　今、古说，其见《异义》者，多非其实。大约出于本书者为上。其称某家说者多附会之谈。许君于其互异者，每以有明文、无明文为说。是有明文为可据，无明文为不足据也。而明文之说，又以平实者为正，如三公、九卿之类是也。推例为附会，如《易》家以六龙定六马，《诗》家以谭公为称公是也。学者不察，则附会之说最易误人。凡人说一事，口之所出多流为歧异，如明堂、郊、禘诸说纷纭是矣。又六宗之说，至二十余家不同。有何明文？皆意为之。此不足据也。先师主持一说，末流每至附会。如《公羊》本素王，因素王之义遂附会以为王鲁是也。有震警张皇之色，乃过情虚拟之词。今者细为分出，务使源流派别，一览而明。其于《异义》所言，不无千虑一得矣。
　　《诗》、《书》有四代异制，以今、古学说之，皆非也。然先师既主此说，不能不婉转以求通，所谓削足适屦之事，每不免焉。如九州之制，《王制》所言共五千里，《周礼》所言则万里，此今古礼制之分也。特二学皆就春秋制度言之，不必通说四代也。而《尚书》有五服之文，本与《王制》三服、《周礼》十服不合。而先师欲各合其礼制，故今学之欧阳、大小夏侯说则以五百里为一服，五五二千五百里，合南北得五千里，减省里数以求合《王制》之说也。古学之杜、马说，则以为千里为一服，五服五千里，合南北为万里，加多里数以求合《周礼》之说也。实则《王制》、《周礼》之说，皆与《尚书》夏制不相关。而今古先师乃欲抱其《王制》、《周礼》之说，以遍说群经，统括沿革。其中左支右绌、朝四暮三之踪迹，班班可考。今诚各知其所据以推考求通之意，则我用我法，得失易明。若不知其所据，震警其异同，必求有所以折其中，或于其中更欲有左右焉。此岂能合也哉？予确知无师折中求合之说都非本意，故欲以四代沿革补正其误，使知此皆后师推衍之说。不明此意，经意何由得哉!
　　《三传》著录，皆先秦以前。《穀梁》鲁人；《左传》燕赵人。故《公羊》出入二家，兼收燕、鲁，特从今学者多耳。今学二伯；古学五伯。《公羊》从五伯之说。他如仲子为桓母，改蔡侯东为朱，凡此皆事实之变异者。至于礼制，则说禘说郊，时杂古制。盖以齐居鲁与燕之间，又著录稍晚，故其所言如此。好学深思者，当自得之。
　　《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至于哀、平之间，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目见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敌，倡言求立。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
　　今学传孔子，本始于鲁。公羊始师齐人。受业于鲁，归以教授，当其始仍《穀梁》派也。如荀子游学于齐，学于公羊，始师其说。《春秋》多同《穀梁》，是齐学初不异于鲁学之证。至于归以教授，齐俗喜夸好辩，又与燕赵近，游士稷下之风最盛，故不肯笃守师说，时加新意，耳濡目染，不能不为所移。齐学之参杂于今古之间，职是故也。《儒林传》言，伏生口授《尚书》有壁藏书，《公羊》有齐语，故人以为旧由口授，至汉乃著竹帛。实则群经著录，皆在先秦以前。《公羊》之有齐语，是秦前先师，非汉后晚师。不如旧说孔子畏祸远言，不著竹帛也。
　　鲁恭王坏宅所得之书，不止古学，即今学亦有，以其书已先行，故不言耳。壁中诸书，皆鲁学也。伏生口授《尚书》，世已尊行；鲁壁中古文出，孔氏借以写定，鲁《书》遂变为古学矣。《春秋公羊》由齐传授，壁中所出，当即《穀梁》。《穀梁》传而壁中鲁学《尚书》之本文不传，遂使人疑非其比，岂不可惜哉!
　　壁中《尚书》出，东汉诸儒以古学说之，亦如《仪礼》古文而西汉诸儒以今学说之也。二书本无今、古之分，其以今古分门户，先师附会之说也。
　　鲁人不喜为汉用，汉家因少抑之。鲁学又无显者。《公羊》之盛，全由公孙弘。《穀梁》经传皆先秦之遗。史公云：「秦虽焚书，而邹鲁弦诵之声不绝。」故汉初征鲁生讲礼，鲁书未亡。汉抑鲁学，可由史公之言悟之。其后既久，分兴鲁学，而犹假借坏宅得书以为说者，则又史臣回护之言，不尽事实也。
　　鲁书未亡，学犹盛，故《鲁诗》、《穀梁》，江公能传之。不然，则江公何以崛起？鲁《书》学之亡，则以世无达者，不幸而亡。《穀梁》虽存，终汉乃得立，此鲁学之所以微也。鲁《尚书》家不传，《班书》谓《伏书》传于齐鲁，非也。鲁自有《尚书》，不传于世，班意欲周旋此事耳。
　　汉初，齐人以经术贵显者，始于伏生，继以公孙弘，故齐学盛。鲁无显达，故以寝微。至于重鲁轻齐，则宣、元以后风气改变之言，亦赖当时天子、丞相之力耳。不然，终汉不得立也。
　　汉初，经学分三派，鲁、齐、古是也。分二派，今古是也。分三派者，《诗》[《鲁诗》、《齐诗》、《韩诗》、《毛诗》]《春秋》[《穀梁》鲁；《公羊》齐；《左传》古]《礼》[鲁高堂生传《士礼》；齐后仓，古《周礼》]《论语》[《鲁论》，《齐沦》，《论语古》也]四经是也。分二派者，《易》、《尚书》、《孝经》三经是也。《尚书》今学，出于伏生，齐学也。《易》传于田和，亦齐学也。《孝经》后仓、翼奉，亦皆齐学也。然则七经中，齐古学皆全。所缺者，鲁之《易》、《书》、《孝经》三经说也。汉初，齐盛鲁微，故失其三经之传。而古学行于民间，乃能与齐学相敌。则以古与今异，齐鲁同道，故存齐而鲁佚与？
　　《毛诗》说田猎，与《穀梁》同文。此古今学所同之礼制。故予谓今学所不改者，皆用《周礼》是也，柳氏《大义》不察，乃以《毛诗》与《穀梁》同师，则合胡越为一家矣。古、今学所同之礼，当由此推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