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

　　吴元年二月乙卯，太祖闻傅友德败元兵于陵子村，谓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盖扩廓帖木儿游兵，彼故以此饵我，使吾将骄兵情，掩吾不备。古人之戒，正在于此，不可不知。善战者知彼知己，察于未形，故不出庙堂，折冲千里。可语安丰、六安、临濠、徐、邳守将严为之备，常如敌至，则无患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太祖谓将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亡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诸将校往山西、北平等处备边。太祖御奉天殿，谕达等曰：“创业之初，君臣同其艰难。及事平之后，岂不欲少与休息？然居安虑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在西北防边。既行，朕复思边守既定，远备劳兵，乃召卿等还。今闻胡人窥基，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总率将士往镇边陲。然夷狄豺狼，出没无常，但保障清野，使来无所得。俟其惰归，则率锐击之，必掩群而获。卿等老将，临机制胜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遥度。至边宜先图上方略，使朕览之。”
　　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等帅师往延安防边。太祖谕和等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与胡虏接境，虏人散聚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情，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太祖与翰林侍讲学士李翀等论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将。”太祖曰：“任将之道固重，然必任之专，信之笃，而后可以成功。昔齐用司马穰苴，魏用乐羊，可谓任之专，信之笃，故能有功。若唐肃宗用鱼朝恩、宪宗用吐突承璀为监军，使诸将掣肘，以致败事者，是任将不专，信之不笃故也。”翀曰：“惟陛下圣明，深知此失。”太祖曰：“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有识能察几于未形，有谋能制胜于未动，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坚破锐。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驭夷狄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书省臣言广西诸洞虽平，宜迁其人内地，可无边患。太祖曰：“溪洞猺獠杂处，其人不知理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数年之后，皆为良民，何必迁也。”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太祖御奉天门，谕省、府、台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洪武五年三月，是月，高丽国王王颛遣密直同知洪师范、郑梦周等奉表贺平夏，贡方物，且请遣子弟入太学。其词曰：“秉彝好德，无古今愚智之殊；用夏变夷，在礼乐诗书之习。故我东夷之人，自昔以来，皆遣子弟入太学。不惟知君臣父子之伦，亦且仰声名文物之盛．伏望皇仁察臣向化之诚，使互乡之童得齿虞庠之胄，不胜庆幸。”太祖顾谓中书省臣曰：“高丽欲遣子弟人学，此亦美事。但其涉海远来，离其父母，未免彼此怀思。尔中书宜令其国王与群下熟议之，为父兄者果愿遣子弟人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无所勉强，即遣使护送至京，或居一年半年，听其归省也。”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江西布政司参议胡昱言：“纳哈出名虽元臣，其实跋扈。然其麾下哈喇章、蛮子、阿纳失里诸将各相猜忌，又势孤援绝，若发兵击之，可一举而擒也。”太祖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衅而乘之，非仁也。纳哈出之为人，朕素知之，不过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众耳。然人心外合内离，亦岂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觉悟，念昔释归之恩，幡然而来，不犹愈于用兵乎？不然，为恶不悛，将自取覆。尔言虽善，然未可遽动。”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广西都司言：频年猺寇窃发，皆因居近溪洞之民与之相通，诱引为患。请先捕戮此辈，弃绝其党。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诱猺獠为寇，此诚有之。然其间岂无良善？若一概捕戮，恐及无辜。大抵驭蛮夷之道，惟当安近以来远，不可因恶以累善。非实有左验，不宜捕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己卯，广西浔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连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险峻，猺贼出没不常，实为民患。臣愚以为桂平、平南二县旧附猺民，皆便习弓弩，惯历险阻。若选其少壮千余人，免其差徭，给以军器衣袋，俾各团村寨置烽火，与巡检司民兵相为声援，协同捕逐，可以歼之。太祖曰：“蛮夷梗化，彼习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徕之，何用杀戮？若无事，但当谨其防御，使不为患耳。苟其为意不已，民有不堪，则发兵讨之，何必团寨？”
　　怀远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广行省平章杨璟等还自广西。入见，太祖问广西两江、黄岑二处边务，璟言：“蛮夷之人，性习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太祖曰：“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此所谓以不治治之，何事于兵也！”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书省臣言：“西北诸虏归附者，不宜处边。盖夷狄之情无常，方其势穷力屈，则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太祖曰：“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若不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孽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户部奏：播州宜慰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始，每岁纳粮二百七十三石，著为令。兼其所有自实田赋，并请征之。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图，供贡赋。但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君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赋，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
　　七月，是月，有御史自广西还，进《平蛮六策》，内有曰立威。太祖览毕，谕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说亦有偏耳。夫中国之于蛮夷，在制驭之何如。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怀德畏威为强。政以此耳。”
　　洪武九年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杨铿率其属张坤、赵简来朝贡马，赐赍甚厚。陛辞，太祖谕之曰：“尔先世世笃忠贞，故使子孙代有爵土。然继世非难，保业为难。知保业为难，则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尔能益励忠勤，永坚臣节，则可保世禄于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觐，贡马及方物。太祖谕之曰：“汝在西南，远来朝贡，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使得各安其生，则汝亦可以长享富贵矣。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能爱，人臣之道也。”仁智辞归，至九江龙城驿，病卒，有司以闻。太祖命礼部遣官致祭，敕有司送其柩于思南。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庚申，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时尝任本州巡检，有兵獞二百人，今皆为民，请收集为军。太祖不许，因谕之曰：“兵獞既为民矣，国家之兵岂少此二百人？朕尝下令，凡故元时士卒隶民籍者，不许相告。岂可以尔一人之言而格朝廷之令乎？”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户部奏：贵州宣慰使霭翠、金筑安抚使密定所属租税，累累逋负，蛮人恃其顽险，不服输送，请遣使督之。太祖曰：“蛮夷僻远，其知畏朝廷，纳赋税，是能遵声教矣。其逋负，岂敢为耶？必其岁收有水旱之灾，故不能及时输纳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数，务从宽减。”
　　辩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风宪官二人各讦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简而缓。太祖曰：“理原于心，言发于口。心无所亏，辞出而简；心有所蔽，辞胜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真，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诘之，言寡者果直。太祖谓群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风宪，当持公正以纠率群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贤人贵知言，能知言，则邪正了然自辩。区区以便佞取给者，复何所庸哉？”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命御史台令监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天下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太祖谕台臣曰：“古人言，礼义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盖君子有犯，或出于过误，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诡百端，无所不至，若有犯，当按法去之，不尔则遗民患。君子过误，责之以礼义，则自知愧悚，必思改为。彼小人者不识廉耻，终无忌惮，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廉耻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十一月壬寅，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用人之道，当知奸良。人之奸良固为难识，惟授之以职，试之以事，则情伪自见。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则误国自此始矣。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当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识其奸，退亦何难？《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尔等其慎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太祖与吏部臣论任官。太祖曰：“树艺非其土则不蕃，授官非其才则不任。任官当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吏部臣对曰：“人之邪正，实亦难辩。”太祖曰：“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然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在公门则不私其利，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足辩。”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太祖谓侍臣曰：“兴治之要，当进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书沈溍对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识。”太祖曰：“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汙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岂能悉去？”太祖曰：“善者进之，足以劝善，恶者去之，足以惩恶。故太阳出而群阴消，贤者举而不仁者远，夫何难去哉？”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太祖谓群臣曰：“朕常命寺人发库藏中古镜十余，以鉴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数人而问之，莫能答。最后一人言曰：‘锻炼不至，范模不正，故镜体偏邪，照人失真。’朕闻之，惕然感悟。夫镜，一物耳，略有偏邪，乃不可鉴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一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监察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缄口不育时政，王惟名等四人闒茸不称职，当罪之。太祖曰：“言之非难，言而当理者为难。昌龄辈安知其终不言乎？若闒茸不称职者，罢之。”泰复执奏曰：“昌龄等非不能言，但心怀谲诈，不肯言耳。”太祖曰：“人臣进言于君，必有关于国之利病，民之休戚，亦岂得轻易？若遽以心怀谲诈罪之，此何异张汤腹诽之法。”于是泰不敢复言。
　　育人材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太祖谕国子学官曰：“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今太学之教，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艺者，遵古制也。人材之兴，将有其效。夫山，水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学，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浚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养其德性。苟无作养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犹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长而求大木，其得哉？”
　　庚午，太祖召国子生问曰：“尔等读书之余，习骑射否？”对曰：“皆习。”曰：“习熟否？”对曰：“未。”乃谕之曰：“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尔等虽专务文学，亦岂可不知武事？《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惟其有文武之才，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太祖谕中书省臣曰：“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朕观今之为吏者，寡于学术，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为吏而致通显者，与夫守身保家之道，岂有不化而为善乎？自今省、台、六部官，遇有暇时，集属吏，或教以经史，或讲以时务，以变其气质。年终考之，视其率教与否，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