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苏辙作修神道碑云：『河决商胡，贾昌朝留守北京，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导商胡入六塔河。诏两府、台谏集议。陈执中当国，主横垅议。执中罢去，而宰相复以仲昌之言为然。』宰相，盖指富弼也。今附此。
　　甲申，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奉诏定黄河利害，其开故道，诚为经久之利，然功大不能卒就。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导而东去，可以纾恩、冀全堤患，即乞许之。』
　　十二月丁亥[11]，中书奏：『自商胡决，为大名、恩、冀患，先议开铜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难卒就缓之，则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愿备工费入横垅，宜令河北东预完堤埽，并上河水所占民田。』从之，始用李仲昌议也。戊子，知澶州、天平留后李璋为修河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周沆权同知澶州、都大管勾应付修河公事，宣政使、果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邓保吉为修河钤辖，殿中丞李仲昌都大提举河渠司，内殿承制张怀恩为修河都监。寻以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殿押班王从善为修河都钤辖。壬辰，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都大修河制置使，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度支员外郎蔡挺都大提点河渠司勾当公事，太常博士杨纬并同管勾修河。昌言辞之，不许。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溢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茭不可胜计。壬申，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伏睹今春朝廷指挥商胡北流口，候至秋冬闭塞。其修河司李仲昌、张怀恩等全不依禀制旨，妄称水势自然过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尔闭合。一日之内，果即冲开，失坏物料一二百万，溺役兵夫性命不少，民力疲弊，道路惊嗟，岂非意在急切，力觊恩赏?失计败事，咎将谁归?伏望陛下特赐宸断，其仲昌、怀恩及应管勾臣等亟加贬黜，以正典刑。谢彼方之生灵，戒后来之妄作。』
六月戊午，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枢密直学士、知澶州。时六塔河既修复决，朝廷犹欲成之，因以澶授昌言，冀便役事云。
命昌言知澶州以便役事，此据其本传。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已决，不知何故昌言今乃加职。又后此三日，李璋等皆责，而昌言独免，至十一月甲辰昌言始责，殊不可晓，今据赵抃奏议增修。
　　辛酉，降知澶州、修河都部署、天平留后李璋知曹州，河北转运副使、同管勾修河、司封员外郎燕度知蔡州，提举开封府界县镇公事、同管勾修河、度支员外郎蔡挺知滁州，修河都钤辖、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殿押班王从善为濮州都监，供备库副使张怀恩为内殿承制，提举黄河埽岸、殿中丞李仲昌为大理寺丞。戊寅，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韩绛为河北体量安抚使，西上閤门副使王道宗副之。时宰相文彦博、富弼主李仲昌六塔河议，及败事，人莫敢尽言。绛至河北，具得其状，始请置狱劾治，仲昌等由是俱被窜废。
此据绛行状，刘敘所作也。
初议塞六塔，河北转运使周沆独言：『近计塞商胡，用薪苏千六百四十五万，工五百八十三万。今仲昌计塞六塔，用薪苏三百二十万。共是一河，所费财月不容若是之殊。盖李仲昌欲先为小计，以求兴役尔。又今河广二百余步，六塔方四十余步，必不能容。且横垅下流自河徙以来，填淤成高陆，其西堤粗完，东堤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大河之水不十分之三，滨水之民丧业者三万户。就使如仲昌言全河东注，必横溃泛滥，齐、博、德、棣、滨五州之民皆为鱼鳖食矣。今自六塔距海千余里，合欲壅河使东，宜先治水所过两堤，使皆高厚，仍备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积薪苏，以防冲决，乃可为也。然其劳费甚大，未易可办。以臣度之，六塔不可塞。』不从。及仲昌败，沆又上言：『民罹水灾，皆结庐堤上，粮乏可哀。臣欲辄发近仓赈之，顾大恩当自上出，愿亟遣使按视救恤。』从之。
此据周沆本传，不知沆疏李仲昌议不可用在何时。『至和元年十二月，遣臣与河北、京东漕臣诣铜城镇相度河势。』恐沆因此上疏。然二年十二月，沆犹被命同权知澶州，应副修六塔河。若既驳仲昌议，则不应更受此命。或朝廷虽有此命而沆卒辞之，故河决独免责也。今附见沆事于遣韩绛体量河北后。
　　十一月甲辰，降知澶州、枢密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左谏议大夫、知滑州，天平留后李璋为邢州观察使，司封员外郎燕度为都官员外郎，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侍押班王从善为文思使，度支员外郎蔡挺追一官勒停，内殿承制张怀恩泽州编管，大理寺丞李仲昌英州衙前编管。先是，宰相文彦博、富弼主仲昌议开六塔河，不听贾昌朝所言。及六塔功败，仲昌等皆坐责。中书议不胜，昌朝因欲动摇宰相，乃教内侍刘恢密奏六塔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岗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锸畚非便。诏遣中使置狱。殿中侍御史吕景初意昌朝为之（时昌朝已入为枢密使），即言事无根原，不出政府，恐阴邪用此中伤善良。乃更遣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与文思副使[12]、带御器械郑守恭等往澶州鞫其事，趣行甚急，一日内降至七封。中复固请对，乃行。既对，以所受内降纳御座，言：『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上从之。时号中复为『铁面御史』。中复驰往，较景德口籍，乃赵征村实非御名，六塔河口亦无岗势，但劾昌言等奉诏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违约，甫塞即决，损国工费。怀恩、仲昌仍坐取河材以为器，盗所监临，故重贬之。昌朝谗虽不效，亦即召为枢密使。仲昌，垂子也，尝上《导河形胜书》，欲别派使，缓而不决，至仲昌，乃塞河背戾家学，遂以贬终焉。仲昌既贬，朝廷始专治西堤，以卫北京及契丹国信路，不复治东堤。
『铁面御史』并『付中书行出』及『內降七封』，并据曾氏《南游记旧》。曾氏又以治恩、冀河流断赵征村岗势为韩琦主议，误也。专治西堤，据《稽古录》。《江氏杂识》云：许州贾侍中坐语及黄河事，贾云金堤只有西岸。《汉书》：左堤强则右堤伤。既无东岸，自无决理，不须岁筑。然今每岁不减十万夫役，无敢减省者。江志此事恐无《稽古录》所书相参，当考。
又云：张安道云：『河决六塔口，河北税赋放百七十万石。今举天下所得以奉河北岁三百万者，河决之患也。原其所由，下流多置桥，水不通泄，为世大患。去澶桥则河患息矣。』

校勘记
[1]己酉原本作『辛酉』，据《长编》卷一○○改。
[2]江宁原本作『江陵』，据《长编》卷一○一、《宋史》卷二八三《王钦若传》改。
[3]张亿原本作『张意』，据《长编》卷一五○改。
[4]辛巳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5]二口原本『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6]永为原本『永』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7]元月原本作『二月』，据《长编》卷一七二改。
[8]己亥原本作『乙亥』，据《长编》卷一七二改。
[9]徙之原本作『从之』，据《长编》卷一七六改。
[10]河北原本作『沔北』，据《长编》卷一八一改。
[11]十二月原本脱『二』字，据《长编》卷一八一补。
[12]吴中复原本脱『吴』字，据《长编》卷一八四、《宋史》卷三二二《吴中复传》补。又『与文思副使』，原本『与』作『举』，据《长编》卷一八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八
仁宗皇帝
　　
外郡寇贼
　　庆历三年五月癸巳[1]，京东安抚使司言：本路捉贼虎翼卒王伦等杀沂州巡检使、御前忠佐朱进以叛。遣东头供奉官李沔、左班殿直曹元喆、韩周往捕系之[2]。
　　六月癸丑，知谏院欧阳修言：『今沂州军直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返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假如王伦周游江海之上，南掠闽、广而断大岭，西入巴、峡而窥两蜀，杀官吏，据城邑，谁为捍御者?此可谓腹心之大忧。为今计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则人知所畏，自趋击贼。请自今贼所经州县，夺衣甲官吏并追官勒停，巡检、县尉仍除名。且如知州，本号郡将，都监、监押专领兵在城，若贼入而不能捕，知州亦勒停，都监、监押仍除名。若贼发而朝廷别差捕获，其本界巡检、县尉仍坐全火不不获之罪。贼多于所领兵士弓手者差减之。县尉比多新进少年，皆不能捉贼，虚陷罪罚，宜下流内铨别议选择之格，重赏罚以诱之。自来所差巡检下兵士不肯捉贼，又多为州县之患。欲请先选能捉贼使臣，令其自募兵卒，不拘厢、禁军。欲指名抽射者亦听。凡都监、监押、巡检因贼除名者，仍勒从军自效，俟破贼日，则许叙之。』诏送枢密院施行。
　　甲子，右正言余靖言：『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3]，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力盗，贼不能禁止者，盖赏罚不行也。若非大设堤防，以矫前弊，则臣忧国家之患不在外裔，而起于封邑之内矣。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入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劫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又清平军贼入城，失主泣告，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所闻如此，而官吏皆未尝重有责罚。欲望盗贼衰息，何由可得?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仅二百人；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蜂起，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当职大臣尚规规守常，不立法禁，深可为国家忧。且以常情言之，若与贼斗，动有死亡之忧，避不击贼，止于罚铜及罚俸。谁惜数觔之铜，以冒死伤之患哉?乞朝廷严为督责捕贼赏罚，及立被贼劫赀、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从之。
　　七月乙亥，江淮制置发运司言：捕杀军贼王伦于和州。伦初起沂州，欲寇青州，不得入，遂转掠淮南，所向莫敢当。京东安抚使陈执中遣都巡检傅永吉追之，制置发运使徐的督诸道兵合击。伦至历阳，兵败被杀，历阳县丁壮张矩等得其首级，的具以闻。
　　八月辛亥，赏捕杀王伦之功，和州通判、都官员外郎李熙古等迁擢有差。谏官欧阳修言：『自和州奏破王伦之后，更不讲求御贼之策[4]。』又曰：『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贼虽灭，后贼更多。』又曰：『臣近曾求对便殿，伏蒙陛下语及贼事，忧形于色。及退，见宰辅闲暇从容天下之事，深可忧矣。今建昌、桂阳贼数不少，想其为害，必甚王伦。』辛酉，诏：『陕西比有贼张海、郭邈山，群行剽劫，州县不能制。其令左班殿直曹元喆、张宏、三班借职黎遂领禁兵往捕之。』
　　九月，群盗张海等方炽。庚午，以监察御史蔡禀为京西安抚，往督捕之。诏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及诸州长吏举所部兵马都监及监临场务使臣有材勇堪任巡检者以名闻。若捕贼有功，不次迁擢之。丁丑，群盗晨入金州，劫府库兵仗，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知州、比部员外郎王茂先将兵二十四人御之，既不敌，遂走城外，群盗恣行掠夺，日暮乃出城去。茂先具以闻。枢密副使富弼言：『臣前日曾具札子，奏乞于京西路择要害数州屯聚兵马，以为诸处声援，此最急务，宜速施行。臣又思京西诸州长吏皆非其人，如襄、邓、唐、汝、光、随、均、房、金、商、安、郢等十余州，尽是贼盗。见今往来之处，长吏尤须得人。伏乞先选转运两人，径令往彼体量诸州长吏，不才及赃滥老病者急罢之，令于辖下通判或知县中保举人权充知州[5]，如不足，则朝廷下审官院选差人填补。知州得人，则就令选部内知县、县令。昔前汉宣帝时，渤海群盗起，帝选能治之者，丞相举龚遂，至郡，盗贼悉平。后汉安帝时，朝歌县盗贼屯聚，连年未获，乃以虞诩为朝歌长，贼遂骇散。此是两汉时，一郡一县有贼，只得龚遂、虞诩两人为守、宰，自然破灭之验也。今且以襄、邓十余州论之，其知州、知县、县令皆庸谬懦怯寻常之人，盗贼所到，如入无人之境。巡检、县尉又一一不堪使，贼不猖狂自恣，复何为哉?』又曰：『臣所乞选差京西之转运、知州、知县不可稽缓，盖扰攘之际，全藉有才谋转运使往来按察经营，又藉逐处知州、知县谨守城池，安集百姓，及设方略驱除寇盗，其余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挥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处置，不至失事。州县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掎角救应，则盗贼不难擒捕矣。』欧阳修言：『昨自军贼王伦败后，曾极言论列，恐相次盗贼渐多，乞朝廷早为备御。凡为国家忧盗贼者，非独臣一人，前后献言者甚众。为大臣者又无擘画，果致近日诸处盗贼纵横。自淮南新遭王伦之变，今京以西州县又遭张海、郭邈山等劫掠焚烧。桂阳监昨奏蛮贼数百人，夔峡、荆湖各奏蛮贼皆数百人，解州又奏见有未获贼十数人，滑州又闻强贼三十余人烧劫沙弥镇，许州又闻有贼三四十人劫椹涧镇，此臣所闻目下盗起之处如此纵横也。』又曰：『今见在贼已如此，后来贼必更多。若不早图，恐贻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此四者，大臣所忽，以为常谈者也。然臣视今朝廷于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圣慈严勅两府大臣，问其舍此四事别有可为，苟无他术，则此四者宜可施行。』
　　十月丙申，诏利州路转运司如闻群盗入金州劫居民，其令梁、洋二州出兵邀击之。枢密院言：『诸路知州带提举兵甲盗贼处，若素无材力及弛慢昏耄者，请择两省以上或尝历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代之，仍令体量所属都监、巡检、县尉等不任事者，以名闻。』从之。知光化军韩纲性苛急，不能拊循士卒，戊戌，军士邵兴率众盗库兵欲杀纲，纲踰城逃，载其家小舟，沿汉而下，官吏亦皆逃去。兴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挥使李美及军士三百余人趣蜀道。李美老不能行，自缢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