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九月辛巳朔，李照言：『今太常所用祝，其四面皆画时卉，未合古制。请易以青龙、朱雀、倮虫、白虎、元龟，以配五方。』从之。照又与邓保信新作铜方响五架，诏教坊准其声以授诸器。初，照既定雅乐，而声极下，故又制燕乐之器，欲写其声。已而乐工以为不可施用，罢之。隋制：内宫县二十簴，以大磬代镈钟，而去建鼓。唐武后称制，改用镈，因而莫革。及是，诏访冯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击?何礼应用?』癸未，元等言：『古者特磬以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有因改。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汾阴，并仍旧章，陈于县奏。若其所用吉礼，则中宫之县；祀礼则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今之奉慈庙、后庙，皆应陈设宫县，则三十六簴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击之法，谓宜同于镈钟。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之乐节也。』诏可。
　　丁酉，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李照为刑部员外郎，赐三品服。入内供奉官、勾当御药院邓保信为礼宾副使，以造新乐成也。自余修制官属、诸工凡七百余人，悉迁补有差。初，照谓旧乐声高，乃以太府尺为法，实比古一尺二寸有奇。照独任所见，更造新器。所定黄钟律又声极下，乐工歌其韵，中无射倍声。又馋破旧钟磬，欲一用新器。上时博求知音者，听照所言。音官、乐工虽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又因入内都知阎文应推言其功，故特改官。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县。而照自造新乐笙、竽、瑟、笛、箪篥等十二种，皆不可施用。诏但存大笙、大竽二种而已。照谓：『今簞篥，乃《豳诗》所谓苇管也。《诗》云：「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且今簞篥首，伶人谓之苇子，其名出此。』于是制大管簞篥为雅乐，议者嗤之。壬寅，御崇政殿按新乐。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与观焉。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器，礼经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且鼗者，所谓导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錞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和錞既摇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入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鼗、铎以发之，錞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鼗、铎、锌、相皆罢而不作，如此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奏可。
　　三年二月丙辰[6]，诏翰林学士冯元、礼宾副使邓保信与镇江节度推官阮逸、湖州乡贡进士胡瑗较定旧钟。瑗，海陵人，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前知苏州，荐瑗知音，白衣召对崇政殿，与逸俱命。
　　三月丙申，诏：『比访天下善候气及晓钟律之人，未有应诏书者[7]。其令所在更博求之。』翰林侍讲学士冯元等上秬黍新尺，别为钟、磬各一架。
　　六月丙辰，以新修乐书为《景祐广乐记》。丙寅，礼宾副使邓保信上所制乐尺并籥，且言其法本《汉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诏冯元、聂冠卿、宋祁同较定以闻。
　　七月戊子，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冯元、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聂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等上《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元等皆迁官。乙亥，命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同详定黍尺钟律。
　　八月甲戌，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言：『乐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乐之情感于物，则焦杀嘽缓之声随而应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孟子之对齐宣王：「今乐犹古乐。能与百姓同乐，则古今一也。」唐太宗听祖孝孙新乐，乃谓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文公对以「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皆述乐之至言也。臣奉诏与丁度等详定阮逸、胡瑗、邓保信所造钟律，粗考前志，参验今法，二家之说，差舛未安。盖阮逸之主分方，保信之用长黍，质之典据，悉无所闻。伏自艺祖以来，通用王朴之乐，未尝更易，以至天下无事，垂八十载。为乐之用，非不和也。顷燕肃妄加磨鑢，会李照至阙，谓其音未谐。陛下再加练覈，许之改作。洎逸、瑗继至，盛言照乐穿凿，再令造律，则又围径乖古。保信续上新法，亦复长广未合。窃以祖宗旧乐遵用已久，属者徇一臣之偏议，变数朝之同律，赐金增秩，优赏其劳，曾未周岁，又将易制。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之者，不惟有伤国体，实亦虚费邦用。历观前代议乐，古之管尺尚存，而犹是非纷纭，累年方就，未见若今之速而易也。臣窃计之，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海内击瓖，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乐，可得以器象求乎?既达其源，又当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陲，久弛边备，寇敌之性，岂能常保?此陛下与左右大臣宵旰所虑，宜先及之，缓兹求乐之议，移访安边之策。急其所急，在理为长。请下有司：且记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钟磬、权量，存而未行，再访天下有精晓音律者，俾之详正，而后施用一二年，讫无至者，则将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诏稽古之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备雅奏，固亦未晚。』诏丁度等速详定以闻。
　　九月丁亥，详定黍尺钟律。丁度等言：『邓保信制尺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百而成。又律管一据尺裁九十黍之长，空径三分，围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长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阔，推以算法，类皆差舛，不合周、汉量法。阮逸、胡瑗所制，亦上党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制，又复不同。至于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区、鬲，亦率类是。盖黍有圆长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圆黍，又首尾相衔。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难以定钟、磬。谨详古今之制，自晋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权量参校，故历代黄钟之管容黍之数不同。惟后周掘地得古玉斗，据斗造律，兼制权量，亦不合周、汉制度。故《汉志》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说，悉起于黄钟。今欲数器之制参互无失，则班《志》积分之法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长为分，虽合后魏公孙崇所说，然当时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圆黍累之，及首尾相衔，又与实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权衡之法不可独用。』诏悉罢之。又诏度等详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兴尚矣。《周官》璧羡以起度，广径八寸，袤一寸。《礼记》布手为尺。《淮南子》十二粟为寸。《孙子》十釐为分[8]，十分为寸。虽存异说，莫可适从。《汉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刘歆典领之。是时周灭二百余年，古之律度当有存者。以歆之博贯艺文，晓达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审度之法云：「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先儒训解经传，多引以为义。历世祖袭著之定令，然而岁有丰俭，地有硗肥。就令一岁之中，一境之内，取黍校验，亦复不齐。是盖天之生物，理难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杂校焉。晋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调钟律，是为晋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当时以公曾尺揆校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前史称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晋之前尺为本，以其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窃惟周、汉二代享年永久，圣贤制作，可取则焉。而隋氏销毁金石，典正之物，罕复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验者[9]，惟有法钱而已。周之圜法，历载旷远，莫得而详。秦之半两，实重八铢。汉初四铢，其文亦曰半两。孝武之世，始行五铢。下洎隋朝，多以「五铢」为号。既历年代，尺度屡改，故大小轻重，鲜有同者。惟刘歆制铜斛之世，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风元年，改铸货布、货泉之类，不闻后世复有铸者。臣等检详《汉书》、《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铢，径一寸二分。错刀钚如大泉，身形如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足股长八分，间广二分，圆好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径一寸。今以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四物相参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轻重与本志微差者，盖当时盗铸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当校其手、足、肉、好、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则铜斛之尺从而可知矣。况经籍制度皆起周世，如刘歆术业之博，祖冲之算数之妙，荀公曾之详密，既合周尺，则最为可法。兼详隋牛里仁等议，称：「后周太祖敕苏绰造铁尺，与宋尺同，以调钟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孙云：「隋平陈后，废周玉尺，用此铁尺律。然比晋前尺长六分四釐。」今司天监景表尺，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以其洛都旧物也。公曾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西汉之物。和岘谓洛阳、西京，乃唐都尔。今以货布、错刀、货泉、大泉等校之，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论之，铜斛与货布等尺寸昭然可验。有唐享国三百年，其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当依汉钱分寸。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创制垂法，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王朴律准尺比汉钱尺寸长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尝施用，复经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弥长，去古弥远。又逸进《周礼度量法议》，欲先铸嘉量，然后取尺度权衡。其说疏舛，不可依用。谨考旧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汉钱尺二，并大泉、错刀、货布、货泉总十七枚上进。』诏度等以钱尺、景表尺各造律管，比验逸、瑗并太常新旧钟磬，考音之高下以闻。度等言：『前承诏考太府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汉志》古钱分寸参校景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谓宜准许景表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验音高下，非素所习，乞别诏晓音者总领校定。』诏罢之。壬辰，以镇江节度推官阮逸为镇安节度掌书记、知城父县，乡贡进士胡瑗试校书郎。初，召逸、瑗作钟磬律度，按之，虽与古多不合，犹推思而遣之。
　　宝元元年七月丙辰，右司谏韩琦言：『前奉诏详定钟律，尝览《景祐广乐记》，视李照所造乐不合古法，皆率己意，别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识者久以为非。今将亲祀南郊，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郊祀大礼，请复用之。』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御史中丞晏殊同两制详定以闻。绶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愿如琦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旧乐钟、磬不经照镌磨者，犹存三县七虞，郊庙殿庭，可以更用。』乃诏太常旧乐悉仍旧制，李照所造勿复施行。
琦以五月上言，绶等以七月定议。今从本志联书之。康定元年三月癸丑，太子申允阮逸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诏送秘阁。

皇祐再定
　　皇祐二年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太乐所，同定钟、磬制度。先是，祭明堂，上亲阅大乐，而言者以为缚钟、特磬大小与古制度未合。诏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晓音律，故召之。
　　瑗本传云：并召阮逸。阮逸此时实教授睦亲宅，当考。《会要》九月五日诏：鎛钟、特磬未协音律，令邓保信、阮逸、卢昭序同太常寺检详典礼，别行铸造。《实录》无此。
　　三年二月己丑，诏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磬石，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十二月，益州乡贡进士房庶为试校书郎。庶，成都人。宋祁尝上书，著《乐书补亡》二卷。田况自蜀还，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书》，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黄钟也。且《汉志》「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后儒说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祠部员外部、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纵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于管，以为黄钟之长，就取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说为是。盖累黍为尺，始失之于《隋书》。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故隋平陈，得古乐器，高祖闻而叹曰：「华夏旧声也！」遂传用之。唐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钟律未正，屡下诏书，博访群议，冀有所获。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诚众论所不及。请如其法试造尺律，更以古器参考，当得其真。』乃诏王洙与范镇同于修制所，如庶说造律尺龠律，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龠律径九分，深一寸。尺起黄钟之长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累者长一寸四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