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江休复《杂志》云：韩绛问李淑：『驾头何物?』曰：『百讲坐之一。』刘敞访之王洙，云：『御坐传四世矣。』乃初即位所坐。

定集议官制
　　明道二年七月己巳，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国家每有大事，必集议于尚书省，所以博访论议，审决是非。近详定庄献明肃皇后、庄懿皇太后陞祔事，而尚书省官有带内外制或兼三司副使，多移文不赴。且带职尚书省官，一时之选，宜有建明，而反以职任自高，辄不赴集，诚未副朝廷博谋之意。请自今每有集议，其带职尚书省官，如托事不赴者，以违制论。』从之。
　　景祐四年三月。先是，诏从段少连所请，尚书省官带内外制及兼三司使、副不赴集议者，以违制论。集贤校理赵良规以为不可，上言曰：『国朝故事，令敕、仪制别有学士、知制诰、待制、三司副使著位，视品与前朝异同，无在朝叙职、人省叙官之说。若全不论职，则后行员外郎兼学士，在朝立丞、郎上，入省居比、驾下；知制诰、待制入朝与侍郎同立，入省分厕散郎；员外郎任三司副使、郎中任判官，在三司为参佐，入本省为正员，所以旧来议事集，尚书省官带职者不赴，别诏三省悉集，则及大小两省；内朝官悉集，则及学士、待制、三司副使；更集他官，则诸司三品、武官二品，各次本司长官。故事：尚书省官带知制诰、中书省奏班部簿，即是于尚书省、御史台了不著籍，故有「绝曹」之语。又凡定学士、舍人两省著位，除先后入外，若有陞阶，皆特禀朝旨，岂有在朝入省迭为高下?』诏御史台、礼院详定，久不决。于是判礼院冯元等奏曰：『会议之文，由来非一，或出朝廷副旨，或徇官司旧规，故集本省者即南省官；集学士、两省台官者，容有内制、给舍、中丞；集学士、台省及诸司四品以上者，容有卿、监；集文武百官者，容有诸卫。盖谋事有大小，集官有差等，率系诏文，乃该余职。段少连以太常易名之细，考功覆议之常，误为群司普当会席，列为具奏，婴以严科，遂使绝曹清列还入本行，分局常员略无异等。请臣僚拟谥，止集南省官属，或事缘体大，临时敕判，兼召三省、台、寺，即依旧例。』御史台别奏云：『今尚书省官任内制者系台省之籍，无坐朝之实。论职官之言，正为绝曹者设，岂可受禄?则系官定俸，议事则绝曹为辞。况王旦、王化基、赵安仁、晁迥、杜镐、杨亿，皆当预议于尚书者，故相李昉为主客郎中、知制诰，曰屡经都省议事。散骑常侍徐铉见江南旧儒所说次第略同，又议大事，仆射、御史大夫入省，唯仆射至厅下马。于今行之，所以重本省也。故都堂会议，列状以品，就坐以官。忽此更张，恐非通理。』礼官吴育曰：『两奏各有未安。尚书制度虽崇，亦天子之有司。在朝廷既殊班列，入有司辄易尊卑，是以朝省为彼我，官职分二事也。两制近职若有事议，而云绝班不赴，非所以求至当。且知制诰中书省奏班簿，是谓绝班。翰林学士亦知制诰，不绝班簿，此因循之制，未为确据。纵绝班有例，而绝官无闻。一人命书，三省连判而都无所系，止为俸钱，岂命官之理?今取典故中最明一事，足以质定：祥符五年，仆射上事仪，绝班之官别头赞引，不与本省官同在迎班。请凡会议，省官带近职者别作一行而坐，自为序列，非以相压。若诏两制、台省、诸司、卫官毕集，则各从其类，自作一行，书议如其次。』诏：『尚书省议事，应带职官三司副使以上并不赴；如遇集议大事，令赴别设坐次。』

校勘记
[1]二月壬戌按：此条亦在天圣四年，当置本卷之首。见《长编》卷一○四。
[2]荡人心志原本作『伤人心志』，据《长编》卷一○四改。
[3]安抚原本作『安辅』，据《长编》卷二二改。
[4]戊午原本作『丁巳』，据《长编》卷三一四改。
[5]韩琦原本作『韩玮』，据《长编》卷三一四改。
[6]所出土原本作『所出上』，据《长编》卷一○二改。
[7]折计原本脱『计】字，据《长编》卷一○二改。
[8]都水校尉原本作『都水使者』，据《长编》卷一○四改。
[9]留逵《长编》卷一○四作『刘逵』。
[10]辛未原本作『丁卯』，据《长编》卷一○五改。
[11]二月戊辰原本作『二年』，据《长编》卷一六六改补。
[12]今后原本作『今从』，据《长编》卷一六六改。
[13]三驾皆以待礼事原本作『三驾□□□礼事』，据《长编》卷一二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一
仁宗皇帝

议乐

景祐初议
　　仁宗景祐元年十月壬午，命龙图阁待制燕肃、集贤校理李照、直史馆宋祁同按试王朴律准。肃时判太常寺，建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每三岁亲祠则重饰。岁既久，所涂积厚，声益不协。』故有是命。帝亲阅视律准，题其背以属太常。肃等即取钟、磐，剗涤考击，用律准按试其声，皆合。
　　二年二月丙辰朔[1]：燕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戊午，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李照：『乐何如?』照对：『乐音高[2]。』命详陈之。照乃进言：『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视禁坊乐高二律。击黄钟则为仲吕，击夹钟则为夷则，是冬兴夏令，春召秋气。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律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铸钟无小大轻重厚薄长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传以为唐旧钟，亦有朴所制者。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复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复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簴，可使度量权衡协和。』有诏许之，仍就锡庆院铸。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上《大乐图义》二卷。
　　四月丁巳，李照言：『奉诏制玉律以候气，请下潞州，求上党县羊头山秬黍，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从之。戊辰，命宰臣吕夷简、王曾都大管勾铸造大乐编钟，参知政事宋绶、蔡齐、盛度同都大管勾，集贤校理李照、勾当御药院郑守信专监铸造，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始照既铸成编钟一簴，以奏御，遂建请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大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庚午，诏中外臣僚洎草泽之士，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许所在荐闻，或自官司特较试之。侍御史刘夔言：『乐之大本与政化通，不当轻易其器。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丞，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一切罢之。』帝善其言，亦不果从也。
　　五月丙寅[3]，李照上《九乳编钟图》。钟旧饰以旋虫，改为龙。并自创八音新器。又请别□【杰按：此处原书无字。】石为编磬。辛卯，命内侍挟乐工往淮阳军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金、石，则丝、竹、匏、土、革、木亦当更制，以备献享。』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以兴铸铸钟。声量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既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曰『乐斗』。及潞州上秬黍，照择大者纵累之，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愈坚定。
　　六月辛酉，左司谏姚仲孙言：『伏闻议者欲改制雅乐，俾协纯音，谓旧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损之不差其度，臣盖不知其得于何道而辄敢变更?闻其所为，率多诡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范中金以作钟。又欲以三辰、五灵、二十四孝为乐器之饰。臣虽愚昧，窃有所疑。自祖宗以来，考正大乐，荐之郊庙，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备行盛礼，燔柴岱岳，瘗玉汾脽，振前王久坠之风，举历代难行之典。蒇事之际，斯乐具陈，固以格明神，昭景贶。先儒审议，曾靡间言。若一旦轻用新规，全黜旧制，臣窃以为不可。望特诏罢之，止用旧乐。』时帝既许李照制器，业以为之，且欲究其术之是非，故仲孙之章卒不下有司焉。先是，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一簴。而四清声相承不击。乙丑，李照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钟，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矣。』冯元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之数也?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竹以下，受而为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于古，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此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所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事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为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声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礼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辛未，御崇政殿，召辅臣观新乐（见《郊祀》）。
　　七月癸巳，复召辅臣观新乐于崇政殿，自是再观焉。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历代乐颇为迂诞，而其费甚广。请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作钟、磬颇与众音相谐，但罢其增造，仍诏谕修睦。知杭州郑向言：『镇东节度推官阮逸颇通音律。』上其所撰《乐论》十二篇，并律管十三。诏令逸赴阙。先是，命翰林学士侍读兼龙图阁学士冯元、度支判官集贤校理聂冠卿、直史馆同知太常礼院宋祁同修乐书，上言：『县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弊。』于是敕冯元等详典故。甲辰[4]，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言：散鼓不详所置之由，且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灵鼓、雷鼓、路鼓，虽击之，皆不成声，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阙而未制。今既修正雅乐，请申敕大匠改作诸鼓，使击考有声。及创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奏可。时有上言以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击之法。而大乐所制，以柱贯中，故击之无声，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饰柱。面各一工击鼓，一工左执鼗以先引。凡圆邱降神六变，初八面，皆三击椎而左旋，三步则止。三者，取阳数也。又再击以为节。率以此法至六成，灵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于四隅，皆有左鞞右应。乾隅左鞞，应钟亥之位也。中鼓黄钟，子之位也。右应大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夹钟，卯之位也。右应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应中吕，巳之位也。中鼓蕤宾，午之位也。左鞞林钟，未之位也。坤隅右应夷则，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无射，戌之位也。宜随月建，依律吕之均击之。』诏可。
　　范镇《东斋记事》云：《周礼》：雷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事。郑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数不见于经，然神有尊卑，则其数有多寡隆杀，理或然也。必汉时尚然，所以康成云尔。几面，犹言几两车、几区宅、几屡田也。唐开元中，蜀人有绘图以献者。一鼓而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击，乃于县內别置散鼓。国朝仍之，郊庙、宗庙设而不作。景祐中，冯章靖公言雷鼓、灵鼓、路鼓并当考击，而散鼓请准乾德四年诏废不用。然不言鼓之制是非，甚可怪也。
　　后元等复以殿庭备奏，四隅建鼓，既随月协，均顾无以节乐，而《周官·鼓人》以晋鼓鼓金，奏应以施用。诏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县内始有晋鼓矣。古者镈钟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景德中，李宗谔领太常，总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殿廷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黄钟、太簇、蕤宾也；六曲者，别调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县，则环而击之。宗谔言：『金部之中，镈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镈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诏冯元等询考击之法。元等奏言：『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音韵克谐。国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庙。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便于合乐，仍得并施郊庙[5]。若轩县以下，则不用此制，所以重备乐，尊王制。』诏从之。
　　八月己巳，御崇政殿，召辅臣观新乐。上出双凤管，下太常肄习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管端刻饰双凤，施两簧焉，而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以备雅乐。两仪琴者，施两弦；十二弦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以象律吕之数。又敕更造十弦琴、九弦琴，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命李照同修乐书。丁丑，内出《景祐乐髓新经》六篇赐群臣，其一释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声；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所用律及阴阳数配；五十二管之长短；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于四时，建之于日月，通之于鞮竺，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