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会要

◎起居注(元给事中兼修起居注。 )
甲辰三月丁卯，置起居注，以宋潦、魏观为之。日侍左右，记言动。(《通纪》。 )
乙巳六月，以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谕之曰：“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巳。要在训忠纳诲，致主於无过之地，而後为尽职。吾平时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犹寻绎不巳。今尔在吾左右，不可不尽言也。”(《大训记》。 )
复命毅、训文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曰：“吾观此者，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鉴戒耳。”(《陈修传》。 )
吴元年，魏观迁两淮都转运使，入为起居注。(《魏观传》。 )
洪武五年，礼部尚书陶凯言：“汉、唐、宋时，皆有《会要》，纪载时政。今起居注虽设，其诸司所倾谕旨及奏事簿籍，宜依《会要》编类为书，庶可以垂法後世。下台省府者，宜各置铜柜藏之，以资稽考，俾无遗阙。”从之。(《陶凯传》。 )
七年八月，宋濂荐僧郭传，授翰林应奉，直起居注。(《王蒙传》。 )
十四年，定起居注秩从七品，以单仲佑、詹同为之。(《词林记》。 )
弘治十七年九月，复置起居注。初，洪武间，设起居注，後废。至是太仆少乡诸言：“古者史官纪言、纪动，典至重也。臣见陛下宣召群臣，多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与闻，史官莫由纪录。失今不图，恐岁月绵远，传闻各异，无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曾蒙召问者，备录呈览，宣付史馆。”报可。(《三编》。 )
世宗初，御史黎贯请复起居注之制，命诃臣编类章奏以备纂述。从之。(《黎贯传》。 )
嘉靖十一年，学士寥道南言：“太祖设起居注，仁宗开宏文馆，皆师古者记事、记言之制。自宣德後，相权重，史职轻，而起居注遂废。今宜选翰林中学识优异者，俾兼起居，日记言动，以至邦有大政，民有大眚，皆令书之。庶克徽信来兹，而史职不为虚设矣。”上嘉纳之。(《两朝宪章录》。 )
万历三年，编修张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独无，疏言：“臣备员纂修，窃见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诏令，形诸章疏，悉湮没无考。鸿猷茂烈，郁而未章。徒使野生流传，用伪乱真。今史官充位，无以自效，宜日分数人入直。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待内阁裁定，为他年《实录》之助。”於是大学士张居正议曰：“国初设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纪录言动，实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制。迨後定官制，乃设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盖以记载事重，故设官加详，原非有所罢废。但自职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记注之规。以致累朝以来，史文阙略。迩者纂修实录，臣等只事总裁。凡所编辑，不过总集诸司章奏，稍加删润，奖括成编。至於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舆夫稗官野史之书，海内所流传者，欲事采录，又恐失真。是以嘉谋嘉猷，实多未备。凡此皆由史臣之职废而不讲之所致也。今宜申明史职，以复旧制。舍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朝廷政事见於诸司章奏者，俱选年深学优之史官六员，专管纂修。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人专纂一曹。俱在朝供职，不得别有差遣。凡遇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记事官侍班，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视听。即古螭头载笔之意。”从之。(《三编》。 )
神宗一日顾见史官，还宫偶有戏言，曰：“莫使起居闻知，闻则书矣。”起居之有益於主德如此。(《梦余录》。 )○修前代史
洪武二年二月，诏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长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为总裁。徵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来僖、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访、张文海、徐尊生、黄篪、王绮、傅著、谢徽、傅恕凡十六人为纂修。
三年二月，诏重修《元史》，复徵四方文学士朱右、贝琼、朱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坟、张宜、张简、杜寅、殷弼、俞寅、赵埙等十四人为纂修。先是，得十三朝实录，惟元统以後之事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山东采遗事。至是还朝，重开史局。七月丁亥，书成，凡二百十二卷。(已上《三编》。 )
礼局徐一夔者，王荐之入史局。一夔遗书曰：“迩者县令传命，言朝廷以续修元史见徵，且云：执事谓仆善叙事，荐之当路。私心窃怪执事何倦倦於不材多病之人也。仆素谓执事如我，今自审终不能副执事之望。何也？近世论史者，莫过於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於《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如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於吏牍，或有讠为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者，於岁终检点修撰官日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讠为失。他时，会要之修取於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然，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元朝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巳。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此书，可以参稽，而一时纂修诺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赵伯友、赵子常、徐大年辈，皆有史才、史学，廑而成书。至若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也，言未必驯也，首尾未必穿贯也。而向之数公或受官，或还山，复各散去。乃欲以不材多病如仆者，承之於後。仆虽欲仰副执事之望，曷以哉？”遂不至。(《徐一夔传》。 )
成化十年，命编纂《宋元纲目》，以阁臣彭时等为总裁，宫坊翰林刘、邱浚、程敏政、刘健、杨守陈、尹直、彭华、谢一夔等为纂修官，分八馆。未五年而书成。(《梦余录》。 )
十一年四月，大学士商辂等进所撰宋元通鉴纲目二十七卷。(《艺文志》。 )
正德二年七月，大学士李东阳等进所撰《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刘瑾以誊写不谨，欲因是为东阳罪。东阳大窘。焦芳为解，乃止除誊录官数人名。(《三编》又《质实》曰：“是书修于孝宗时，芳未尝为总裁官。至是命文华殿改胜，芳遂列名其间。及进呈，书办官张骏等皆擢显秩，装潢匠役亦悉授官。 )
嘉靖十五年五月，议修宋史。南京吏部尚书严嵩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李时请留之，命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严嵩传》。 )
《宋史》舆《辽》、《金》二史，旧分三书，嘉靖中，柯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於《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凡二百卷。(《柯维骐传》。 )
◎修国史
吴元年四月壬子，谕起居注詹同曰：“国史贵直笔，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肤平日言行是非善恶，汝等皆宜直书，不宜隐讳，庶使後世观之，不失其实。”(《大训记》。 )
洪武六年八月，学士承旨詹同以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纪载尚未成书，请编《日历》。帝从之。命同舆宋濂为总裁官，吴伯宗等为纂修。明年五月，《日历》成，自起兵临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昭代典则》。 )
建文元年，修太祖实录，以修撰李贯，国子监博士王绅、教授胡子昭、杨士奇，训导罗恢，吏目程本立等，充编纂官。(《三编》。 )
文彬按：洪武修元史，徵山林隐逸之士为纂修官建文、永乐间，修《太祖实录》，博士、教授、训导、吏目及知州、知县等得为编纂官。杨士奇由布衣起家，三修《太祖实录》皆预焉。成祖修《永乐大典》以布衣陈济为都总裁，修撰曾等仅为之副。其始重文学不拘资格如此。宣德後，专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自是，非翰林不得预，一代纪载专属诃臣矣。
成祖初即位，以建文中所修《太祖实录》为失实，乃重修之。命李景隆、茹常监修。前纂修官南昌知府叶惠仲，以直书燕起兵事，族诛。(《三编》。 )
永乐九年十月乙巳，帝以前监修官李景隆、茹常等心术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精详$$复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为总裁、纂修等官。(《通纪》。 )十六年五月庚戌朔，《实录》成，共二百五十七卷，起元至正辛卯，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首尾四十八年。(《艺文志》。 )
正统三年四月乙丑，杨士奇等进所撰《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士奇、杨荣俱进少师，杨溥进少保，余进秩有差。廷臣以《实录》成进官，始此。(《明纪》。 )
成化二年八月，阁臣陈文等进所撰《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起宣德十年正月，讫天顺八年正月，首尾三十年，附景泰帝事迹於中，凡八十七卷。(《艺文志》。 )先是，总裁欲革去景泰帝号，引汉昌邑、更始为比。编修尹直辩曰：“实录中，有初为大臣後为军民者，方居官时则称‘某官某’，既罢去而後改称。如汉府以谋逆降庶人，其未反时，书‘王’书‘叔’如故也。岂有逆计其反而即降从‘庶人’之号者哉？且昌邑旋废，景泰帝则为宗庙社稷主七年。更始无所受命，景泰帝则策命於母后。当时定倾危难之中，微帝，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於卢忠、徐振之言，卒从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足相准，不宜去帝号。”时不能难。(《尹直传》。 )
弘治五年，大学士邱浚请於文渊阁近地别建重楼，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关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於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仪注、前朝遗文旧事舆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垒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先请委翰林院一员察视，事毕封识。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从之。(《梦余录》。 )
正德四年四月壬午，李东阳等上所撰《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刘健、谢迁既去位，焦芳入内阁，操史笔。凡所褒贬多挟恩怨。旧时大臣如何乔新、彭韶、谢迁辈，芳辄肆诋诬。李东阳等不敢为异同。故奏表中有“传疑传信，庶以备於将来”之语。盖为芳改窜《实录》之张本云。(《通纪》。 )是年五月，内阁援《会典》请序迁编纂《实录》诸臣。忽附批：调侍讲吴一鹏於南京刑部，侍读徐穆於南京礼部，编修顾清於南京兵部，汪俊於南京工部，皆员外郎；编修贾咏、李廷相於兵部，温仁和於户部，刘笼於礼部，翟銮、董於刑部，崔铣於南京吏部，陆深於南京礼部，检讨王九思於吏部，汪伟、穆孔晖於南京礼部，易舒诰於南京户部，皆主事。始瑾恶翰林官不下己，欲尽出之外，为张彩劝沮。及是，又持前议，彩复力沮。而焦芳父子与检讨段炅辈谓可乘此以挤所不悦者，乃疏名上之瑾，怂患成之，谓之“扩充政事”。(《三编》。 )
嘉靖元年五月癸酉，御史卢琼言：“景皇帝有拨乱大功，而《实录》犹称成阝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泽，而《实录》成于焦芳手，是非颠倒，乞诏儒臣改纂。”帝惟命史臣正《孝宗实录》之不当者，然亦未有所正也。(《马录传》。 )
四年三月，大学士费宏言：“献皇帝嘉书懿行，旧邸必有成书，宜付史馆，纂修《实录》。”从之。明年六月丙子，《实录》成，凡五十卷。(《明纪》。 )
文彬按：有明一代阙典，如建文、景泰二帝，君临天下数年，不得入庙，并不得修实录。世宗以制作自任，未识及此，独徇私恩於兴献，不但称宗庙，乱一朝之祀典，且纂修《实录》，紊千秋之史体。费宏之请，徒欲阿徇上意，不顾贻讥千秋。而廷臣惩议礼之祸，无复规谏。殊可叹也。”
六月庚子，费宏等上所撰《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艺文志》。 )
检讨席春，尚书书弟也，预修《实录》成，当进秩。内阁费宏以春由他官入，舆检讨刘夔并拟按察佥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笼改授者也。书大怒，疏言：“故事，无纂修书成出为外任者。”帝以书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编修。(《席书传》。 )
十三年，建皇史於重华殿西，以藏列朝《实录》、《宝训》。每纂修告成，焚稿椒园，正本贮此。(《梦余录》。 )
隆庆二年，王世贞奏：“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间至永乐元年，筒有阙漏未载。夫汉不以吕氏而废本纪，唐不以武氏而废实录。明天下不可一日无史也。乞下内阁诸耆硕臣，考究革除年间事迹，别为一书，附之国史之末。”疏入，不纳。(《明臣奏议》。 )
万历初，穆宗实录成，于慎行进修撰，充日讲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讲，无及史官者。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异数也。(《于慎行传》。 )
十六年，司业王祖嫡请复建文位号，修辑四年事迹，尽废野生不经之说，其景泰宜自为一录，削成阝戾旧名。疏下群臣议。於是礼部尚书沈鲤奏言：“建文以革除而称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皆为我朝缺典所据。司业王祖嫡有循史职、修缺典之奏，臣等不敢为更张之议，惟将英庙《实录》中间七年事迹，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实录》，无相混淆。至於建文位号，诏书中原无降削之文，今亦无凭议复，亦惟於高庙《实录》之末，摘出四年事迹，复称建文年号，如斯而巳。”诏从之。然卒不果行。(文彬按：沈鲤覆祖嫡之疏，诸书未载。见《明臣奏议》系之万历十三年。《三编》载辅臣申时行覆祖嫡疏，在十六年三月。当时下群臣议，内阁、礼部必同时覆奏。《明史》鲤本传，有十六年请复建文年号重定《景帝实录》云云。证之《明通纪》亦同，直系之十六年。 )